1937年《陈诚持久抗战论》：相持五年 胜利属我

时光飞逝，转眼苏联已解体。可是当年苏联搞霸权的恶行，我们不能忘却。以下是转帖一名老兵的回忆。贴出来和同志们分享。同时向为保卫祖国而牺牲的烈士们致敬！！！

　　1969年铁列克提事件

　　本人是在举世瞩目的珍宝岛和铁列克提事件的硝烟刚过，从江苏邳州应征入伍西北前线的。有人提到，越南战场没用上导弹等现代武器，原因是为防止更大威胁的苏军进攻，都放在中苏边界了。此话有理。作为交流，我把情况简要介绍一下，作为本题开头。

　　新疆的紧张战备

　　1975—1979年间，北疆各地建成数量相当的导弹阵地，在我们作为修测用的航空相片上一目了然：全部一样格式，即在直径100米的圆周路上，等距摆6枚大个导弹，方向外仰，其圆周东北角的平房是控制室。空九军米格16全部换成歼7战机，我们部队和空九军是紧近邻居，训练的战机每天都在头上飞来飞去。老式雷达全部更新为球形雷达，其中我们部队对面妖魔山上的雷达直径达三五十米，为全疆第一。1975年北疆军区司令郭兴(李向阳原形)在边界组织了一场多师会合的大规模军事演习(解放军报有长篇报道)；1976年新疆军区司令杨勇组织的乌鲁木齐西郊丘陵地的军事演习规模更大，数架歼7战机(首次亮相，当时生产的最新战机歼7多数给了新疆)、数百坦克、加农炮、多管炮、导弹、陆军，还有民兵的高射炮……我当时在现场。

　　在越南战争正式打响的二日前，我们部队奉命全部拉上边界作紧急地图修测，与此同时，10日内从内地军区调入10万大军，号称30万，全部遁入新源县等地的山林区待命。新疆军区随升格为乌鲁木齐军区，吴克华就任司令员(之前，杨勇调任越南战线总指挥，杨勇是朝鲜战场接替彭德怀并打成停战硕果的司令员)。沿中苏边界30公里以内坚壁清野，房屋锁门、人员全部撤尽；伊宁市等及各生产兵团中小学生向内地大疏散，县城、农场团部及伊宁市的城区没有闲逛之人，市场、商场冷冷清清。

　　当时天气反常，天山以北从乌鲁木齐到新疆最大的“天池”赛里木湖达零下30－40度；果子沟以西平原地区也下了往年不多见的中雪。乌伊公路柏油路面敷着一层薄冰、光亮极滑，军车装载着士兵、军火和劈为半片的冻猪肉，拖拖不断地向西挺进，车身及方向时常打滑偏甩；向东是拖拖不断运送娃娃的大五○拖拉机，没有棚布，孩子们蹲挤在车板上红扑扑的脸上眼睛睁得老大。由于驾驶员警惕性特别高、蒙之天佑，真还从来未见车祸发生。

　　诸边防站昼夜潜伏在前沿地堡内观察。苏军的挑衅比往常明显加剧、升级，每天都有集团坦克向我前沿压来，直升飞机在我上空盘旋，夜间在对面演习火光冲天……吴司令员稍有空就视察各部队，作战地布置和战前鼓劲(没去的不多)，因而许多部队的同志都亲自目睹了这位将军的飒爽英姿和铿锵有力的演讲。军车到哪无票任意加油，伊宁市商场原价200的大收音机10元一台(但没人买)。当年军车疾行、呜啸而过的情景至今紧心。——只是最后没打。(本人多次在前线又曾在乌鲁木齐军区边防科苏科长手下工作一年，许多情景、资料由此而来)

　　军事要塞伊犁河大桥，长370米，当时系我测区。位于伊宁市城西，河水湍急宽阔。1979年2月我们负责河西测图的非常担心该桥被炸，否则另条天山战备路因冰雪封闭不能返乌，因而白天外业、夜间内业，几乎连轴转，计划一月结果半月全部完成，是我在测绘大队工作期间最紧张的时候。

　　木扎尔特边防军沿雪山边界线巡逻

　　西线双方阵式

　　中苏关系六十年代初完全破裂后，苏联因美国相距太远，视毗邻的中国为头号敌人，自1965年末起“亡我之心不死，陈兵百万”。在中苏边境，苏军布置了55个步兵师，12个战役火箭师，10个坦克师，4个空军军团，总兵力100万以上，步步进逼，虎视眈眈地欲跃马挥刀、卷地杀来。除帕米尔高原无人区外，从汗腾格里峰北侧的1号界碑(我方74团场、波马边防站；苏方纳林格勒城[图称纳伦科尔])起至阿勒泰最北端友谊峰下的最后一块界碑，在长达1800公里的边境线上重兵压境且基础优良。

　　仅就边防设施而言，苏军从边界线到纵深的布置是：第一道为铁丝网，凡方便出入的地段外敷迷魂钢丝套，人或牲口误入，不得出来，常可见到牛等被缠在里面的遗骨。第二道是3米宽2米深的堑沟。沟边是10米宽的松土带，拖拉机常作耕耙。挨着的是5米宽平整的碎石面巡逻路。在2公里外是标准更高的巡逻路，路边15米高的?望铁塔一公里一座，不远处有一军营。巡逻出动均嘎司越野小车1辆(军官乘)、车帮为折椅的大卡车2—3辆(士兵乘)；大山区用飞机巡逻，间杂军人骑马或步行巡逻(险要地段无法走马)。

　　而我方的边防站(连)只合百里一座，巡逻在草丛小路。除阿拉山口、玉克科等极少的边防站用骑马巡逻外(近期的电视剧“最后的骑兵”的场景正是阿拉山口边防站)，全部为步行。有潜伏任务是根据情报临时布置。基本可称为是有边无防。

　　而最复杂的当属争议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上，我中苏边界、中印边界与尼泊尔、锡金、不丹等边界有所不同，这些小国家是凹进去的，而在中苏边界凡凸出部分有相当多的并不在我实际控制区范围。这些争议区大小有好几十，最宽的达五十公里，最小的是伊犁防区一个山梁上仅有15米长，中间5米宽、1米多深的小洼坑。一次苏军巡逻队偏从我方坑边通过，我们的一个四川小“锤子”，抢在前面硬是用肩膀头把他们顶了回去。在争议区苏军的兵力更多、挑衅更突出。

　　铁列克提事件

　　首先提到铁列克提事件。该事件举世瞩目。有关铁列克提事件, 目前网络仅见二篇介绍，矛盾百出。比如：一说死50余人，一说死38人；一说是副连长杨政林领队，一说是连长范进忠领队；说一个排牺牲，当一个团的人次日从60公里外的巴克图据点赶来时——那你那一个站(连)的人都哪去了？60公里？实际200公里不止！说行进中突然发现许多覆盖在新“沙丘”里的坦克及军人突然冒出，被四面包围——那是个一马平川的大戈壁滩，事发地点距我实际控制线(即争议区的我方边线)里面1.5公里，我方处于小丘陵边缘，居高临下能看不见吗？怎能包围？除了蛋大卵石，沙又从何来？(见图)。说在铁列克提东10公里处遭敌伏击——那就更错了，不是东是西！还有出发前塔城军分区政委伫立在一个高地上，目送巡逻队出发……这是怎么回事？等等。我与军区苏科长于10年后勘测边界时得到的信息如下：

　　到达铁列克提边防站的次日一早，我们拜谒了不远处的一个小自然地名叫柳园的地方。一片不大的柳丛里掩映着默默无闻的烈士坟茔。细数了一下——79人，其中还有一名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摄影记者。我军在文革期间班编制为7至8人，加上排长和连部，一个连也就是不到80人。

　　我们随带的1∶5万边界现状军事地图已先前作了正规印制，标注为：

　　1. 铁列克提位于阿拉山口的“喇叭口”上，是塔城防区西南端的边防站，出事地点也是在该站防段的西南末端。小丘陵下坡仅几十米接近缓和的转折处为争议区的我方边线,苏方边线是茫茫几十里的大戈壁另端。尤其苏军在珍宝岛失利后，谋求在新疆发起报复，频频进入逼近我方的边线，甚至在偌大的争议区内筑有多处简易工事。图上均有标注。

　　2. 事发三日前在我方边线标志物的一块大独立石处，一名战士遭潜伏中弹牺牲。这是该防区几月来的第三次。

　　3. 该战士牺牲次日，经上级同意，我方在距独立石以里1.5公里处构筑战壕两个中午，以示抗议及准备。

　　…………

　　内地同志不知道，很早以前新疆的部队和地方就知道这个不公开的秘密。随着龙书金的下台等等，逐渐得以证实。

　　龙书金系当时新疆军区司令员，林彪的老部下，强渡大渡河时哭喊要去的小战士即十八勇士之一。林彪《五七一工程纪要》明载：可借用力量——(龙书金的)新疆部队。当时他的主要精力放在政治上。文革中众人戏虐为：王震开荒，王恩茂种粮，龙书金吃光。珍宝岛事件发生后，中央军委发来电报，报文中特别说明，毛主席最近指示“西北可能要出问题。”要龙书金早做部署。但龙书金对这份电报只是草签了个名字，便封进了文件柜，未对下面传达……铁列克提的失利纯属龙之所为，连他的主子林彪事后都大发雷霆：“你有失我国威！有失我军威！”虽然毛主席、周总理异常气愤，但考虑还能什么便宜都你一个人占吗，加之其他考虑，也就算了。

　　情况如下：

　　1969年8月10日凌晨，发现我方一名战士去邻区办事被袭牺牲后，北疆军区的副司令员随即赶到事发地点，塔城军分区政委随将最近对面苏军调动频繁、夜间可听到坦克轰鸣声的事情向领导作了汇报。副司令员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给新疆军区司令部。

　　8月11日，我方在双方经常会晤的边防团驻地巴克图的哨所悬挂红旗，这是邀请对方长官过来会唔的约定信号。然而，红旗悬挂了一天，苏军边防站的上校、中校谁也没有露面。

　　8月12日，新疆军区作战部长接到塔城军分区再次来电，认为苏军行动反常，马上报告给龙书金。龙书金弃置一旁，没有答复。

　　当晚，塔城军分区政委又电话直报新疆军区作战值班室，报告对面苏军可能有重大的行动。请示第二天的例行巡逻可否取消。

　　值班参谋回答：军区首长已接到你们的报告，但对取消例行巡逻一事没有明确指示。

　　8月13日上午8时，按照常规，铁列克提边防站的79名官兵及赶来的一名八一厂摄影记者，全员行动执行例行巡逻任务。出发前，该塔城军分区政委留守，特伫立在一个高地上，目送巡逻队向10公里外的大独立石处出发。

　　至目的地后，见远处苏军百余人已向我方赶来，我方即留下一名当通信员的小战士在大独立石处做饭，全部赶往1.5公里的战壕作战斗准备。

　　开始时他们并没有占到便宜，反被我们打了回去，并一次次如此。至中午以后，情况变化，苏军由百余人逐渐增加到300人，甚至过来6辆坦克，还有两架直升飞机。

　　战斗打响后，前沿和军分区、北疆军区的电报电话一刻未停。是打？是撤？是增援？军情火急，只待军区首长发令。我们的龙司令员就在会议桌前，会议立即散了。他老人家呆坐一天，电话铃一刻未断，他一声没吭……

　　前方，站长明知电台无指令，只能高喊：“坚决顶住！大部队两小时内赶到……一小时内赶到……半小时内赶到……10分钟内赶到……”

　　血腥的场面可想而知。到最后，我们的记者把胶片全部拉出报废，摔烂机器，捡过冲锋枪猛烈射击……打到夕阳时，枪杀声停了，血染的云霞为之哀痛……

　　那名在远处做饭的小战士成了俘虏。

　　更残忍的场面出现了，他们把79具遗体拉到一起，几具火焰喷射器一齐对着……

　　我们的小战士受到了火煎的摧残，他们给他打上麻药，变成了木头人，在莫斯科的大街上游街几天，任凭狂人的唾骂砸脸……经过周总理的数次抗议，一月后被他们扔在那块独立石旁边，总理立即叫人把他接到北京，可他一句话都不会说……

　　铁列克提边界地貌。镜头上小丘陵边缘外的延伸点位置不过1.5公里，相当烈士牺牲点。主受沙尘天气限制，视距短。出事地点处于阿拉山口的“喇叭口”,阿拉山口是全国最严重的风口，这里每年六级以上的大风要刮近10个月，八级以上的狂风有160多天，CCTV预报时称“山口地区”，平时黄天罩地，通视良好情况不多。铁列克提防段是小丘陵地区的边缘，从山到大戈壁的颜色是褐色，没有水系很荒芜。山地地表为有角棱的小砾石，偶尔有露岩；边缘下坡接近平缓处的自然顺直线为争议区的我方边界线；戈壁滩全部为卵石，文中指向“目前网络仅见2篇介绍，矛盾百出”的“沙丘”是不存在的。15—25公里宽的对方是争议区的苏方边界线，同我方一样也是小丘陵地，渐往远处是越来越高的大山。这里所说距离是无法目测，依据我们随带的1∶5万军事地图，这些地图都是我们亲手测绘。1968年用图是以前苏联送的，系三十年代测绘、只有七八成准的1∶10万老图，从1968—1982经过我们部队近15年的努力，才完全消灭了新疆的无图区。

　　挫败东突独立

　　就在8.13铁列克提事件刚过，仅7天，在离边界很近的南疆喀什，我军与东突基斯坦组织展开了一场有关国家分裂的关键决斗。

　　我曾于1971年在喀什作过战备测图工作，虽然硝烟已过一年多，但紧张气氛依在。东突基斯坦组织在新疆叫东乌基斯坦，起源于解放战争前夕的1944年9月，当时新疆的伊犁、塔城、阿勒泰三个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民族武装暴动，完全占领了这三个地区，并成立了新疆民族军。其反抗国民党统治的实质是排汉搞独立，受苏联扶助支持。王震西征时同王震疯狂对打，后打不过，加苏联调停，作和平解放的。毛主席后来给封个好名称叫“三区革命”。中苏关系破裂后，苏联又极力扶植，1962年4月22日，伊塔反革命暴乱事件从阿勒泰、塔城、博尔塔拉到伊犁四个地区，二十几个县，在中苏边境上的几个重要边境口岸，外逃人流如潮水般涌动了三天三夜，白天苏联当局用巨大的广播声指示方向，夜间则打开探照灯，一道道光柱射入中国境内几公里远，在此后的几个月里，中国共有边民六万七千余人逃到了苏联，有两个县跑得还剩几百人。当年大片大片空无人烟村庄的残垣断壁至今仍然。

　　值1969年8.13铁列克提事件发生后，东突分子借以苏军的“胜利”，急不可待、嚣张以极，在苏联的更大帮持下其组织、装备在这个南疆首府喀什得到进一步完整。那时汉族不敢出门，非残即杀。经由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简称东突党)南疆分局接受东突党所谓“中央”的指示，经过精心策划，终于决定在8月20日举行暴动独立。

1971年在我们测绘组配测的张清贞班长是六八年兵、疏勒驻军十六团的，曾如数家珍地给我们讲述了一年以前大军挫败东突独立的情景：

　　从东突一开始蠢蠢欲动，其情报就全部掌握在我们手里。而运筹帷幄的总指挥是我们的周总理。

　　疏勒十六团离喀什市只有三十多公里，只知道几天前部队人员一律在营房呆着不准外出，本认为是为了防止极端分子行凶的。8月20日深夜的行动是临时通知。(注：疏勒十六团、和田十八团等等在南疆早已无人不知，无须保密)

　　当时他们团特务连的维族连长立了首功。在东突将要宣布暴动独立的一二小时前，这位维族连长带领他的尖刀排，根据在东突的内线提供的情报和位置图趁夜间摸了进去。由于有杨子荣式的“老九”预先作了安排，他们翻东墙跳西窗一路顺利，除了图上标为存放大量枪支的库房已空无一支外，只有两个地方遇到麻烦，也可能是情报发出后敌人又加设置的，也可能是我们人中间有他们的内线。一个是一道门被砌砖堵死，他们只好搭人梯越房而过；一个是本标明无人值守的巷道却有十来个实枪荷弹的死死把守，不是反应快，差点被人发现，他们只好攀上房顶，沿着巷边的平房顶小心地匍匐前进……终于找到了目标。这里的首领们正在开会布置暴动独立的事。这位维族连长踢开门大喊“不许动！”见其二号人物掏枪要打，随即一阵狂扫，将一屋人全部打死。一号人物不在。

　　接着城里枪声不断……

　　与此同时，四路军车从外围向城市开进。原来在城边设伏防御的维族组织见一眼望不到边的车灯滚滚而来，知趣地把木棍、砍土镘等武器丢在战壕里，纷纷跑到路边变成了欢迎人群。在军车进入一多半时，其中北路遇一卡车满载“欢迎，欢迎”的维族人迎面而过，一小时后才知道是逃匪，随即追击。

　　在喀什的二把手等众多头目被打死后，当时在100公里处麦盖提县城组织暴动的一把手阿洪诺夫马上就知道了消息，感觉事情不妙，立即带着他满满的一车死党按着相互沟通好的路线向边界的阿图什辖区苏洪卡方向逃窜。

　　这时苏联电台广播“我们的人群正在路口等待，手持小旗欢迎将要到来的勇士……”天蒙蒙亮时，在*近边界线的苏洪卡附近的沙漠洼地发现这伙人正在做饭，即请示总理。总理当即电复：一个不留，全部消灭！接着机关枪、冲锋枪居高临下刮风似地打了半个多小时，把这两车的几十号人全部给报销了，并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不久，苏联电台广播“我们沉痛地向勇士们表示哀悼……”

　　由于我们这位维族连长一下子打死了许多重要头目，在周总理的秘密安排下，被悄悄地调到内地。果然意料之中，东突党先后多次派人打探、追杀，曾两次扮成讨饭的去到他老家向其母亲探询。不久他母亲及全家都被转移到了内地。

　　那以后，新疆平静了许多年。

　　共和国的建立和维持是多么的不容易!

　　勘界起点波马

　　1981年，是我整个在中苏边界工作的一年，为中苏边界谈判我被抽去参加了中苏边界的勘查工作，跑遍了从波马至铁列克提的每一处边界(时分二组，我是南组)。而那时因中越战争的缘故，中苏边界又曾一度陷入紧张的气氛中。往事历历，想来不禁觉得有些苦涩。然而，也正为如此，我才感觉到今天的生活变甜了，那是格外的甜！

　　汗腾格里峰北侧的波马，是我们勘查工作的起点。苏方的铁丝网、堑壕、松土带、巡逻公路和一公里一座的?望塔，同我方实际有边无防的空旷原野、百里一座的哨卡形成鲜明的对照。尤其是那二米多高酱色花岗岩界碑上的“沙俄老鹰”和不远处纳林格勒城建筑群茫茫的单调白色，显得是那样扎眼。

　　清早，在边防站十来名武装战士的配合下，我们勘查队四辆“北京”吉普上路了。这是一条边防战士单身行走的巡逻路，沼泽、水洼比比皆是，深草和灌木刷刷地碰着车身。车辆慢慢地行进着。

　　“嗬嗬，陪同团来了。”边防站长风趣地朝对方一指：走在前面的是一辆“嘎司”吉普，里面坐着几名带肩牌的军官，紧跟在后面的是在三辆大卡车，卡车两边折板上挨坐着一身戎装的士兵，每人挎一支冲锋枪。很快，他们就赶到了跟前。

　　“兹得拉斯维界(您好)！”老站长隔着铁丝网礼貌地用俄语向停在对面的苏联军人打招呼。他们点头示意。

　　车子慢慢地走着，遇到水洼处，我们不得不下来把车推过去。我拿着地图，同中苏边界谈判首席代表(后为驻苏大使)老李和军区边防科苏科长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前面，详细地察看着边界上的每一处地形地物，其他人和车辆随着我们走走停停。对方巡逻公路上的苏军人员和车辆也特别“友好”地并行“陪同”，你走他也走，你停他也停。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仅在十余米处与苏军相照面：发鼓的大沿帽，宽大挺括的外套，粉红色的皮肤，浅黄的眉毛，蓝色的离眼睛；每人挎一支全铁的冲锋枪，扒在小车门上的军官手持一部香烟盒大小的照相机。我身高一米七八，在我们这边属高个，可他们那边平均像我这么高，比我矮的有限。

　　这时，后面传来了一阵轰鸣的马达声，原来是一辆车子陷进了一个大水洼。我们不得不停下来，卷起高高的裤腿使劲地推车。“突突突”汽车排出的黑烟呛得人们不住咳嗽。大家挖着，推着，车子却越陷越深。好不容易等第二辆车启动马达开到跟前，伸出援助之手，挂上钢丝绳往后拉，谁知它自己也陷了进去。

　　“嘘——”一个苏联士兵打起了口哨，“哈哈……”一阵哄笑。

　　“屋漏偏遇连阴雨”，我们正为车子陷在水洼里而憋着一肚子火，哪知这鬼地方的天气也欺负起我们来了。随着一阵大风，黑压压的云彩从山那边压了过来。大雨“哗哗”地下开了，周围一片昏暗，大山不见了，纳林格勒城不见了。大家被淋得衣服紧贴在皮肉上，不住地用手抹下遮眼的雨水……。

　　“唰”，一道镁光闪过；“唰”又一道镁光闪过。

　　“白其·欧钦，摄乌其吉维姆！(太不礼貌啦！)”苏科长愤怒了，狠狠地指着对方提出了抗议。

　　“嘿嘿”，扒在车门边的苏联军官抱歉地笑了一下，把照相机收了起来，又向起哄的士兵说了句什么，气氛总算缓和了。

　　“这算什么”，站长一边说：“前些日子和越南打仗时，这里可紧张了，他们的集团坦克压过来，到界前‘嘎吱’一停，有意把界碑顶得乱晃，那才叫气人呢。”

　　这天太窝囊了，工作没进行多少，浑身泥水不说，头一次碰面就被这些家伙看了热闹！到傍晚时，当远处的74团场开来一辆救援的大“五○”拖拉机把我们拉出之后，一路上我们谁也没说话，到驻地饭也没吃下去。

　　第二天早上一起来，天气特别好，初升的太阳很是明媚。总结第一天的教训，我们改变了兴师动众的做法，只有苏科长、伊犁分区边防科王科长和我三名军人与老李的三个人上路。到路头的2号界碑后向西面的大山查去。果然少了麻烦，走了很长时间也没见“陪同团”过来。

　　走到山窝处时，高高的大山挡住了去路，1号界碑立在死胡同的顶端。从这往上，苏军只顺山脊跑了简单的铁丝网，铁丝网上七零八落地挂了不少空罐头盒。这也是我第一次见的洋玩意，与我们常食用的有角有缝的不一样，就像我们现在的圆角易拉罐，只是个头要大得多。对面仰望的山头发现一座不过只筑有一年多的地堡，我随即标在了图上。老李他们也举起相机把周围的地物地貌拍了不少，并翻出老毛子当年的俄语条约与实地对照，发觉山涧才是条约上说的真正的边界，提出铁丝网应该在山涧的北侧，而不应在南边的山脊！这时一个哈萨克族老乡扛着一支挂着野鸡的土铳从大山里出来，王科长劈头给训了一顿，说在边境打猎是不允许的。老乡回答说是在大山里离边界很远的地方打的。

　　离开1号界碑后，经过昨天的烂泥窝，一路上走走停停，不断地作着纪录，向东走了很远很远，到下午三四点时到了3号界碑处。这一带的草长有半人高，密不透风。我光顾了作业而没有注意其它，就一手扒着界碑一手撑着铁丝网，想把头探过去看一下对方堑壕的深度，不料被我一旁苏科长“别过去！”的大喝一声给吓了回来。再看苏科长，只见他用俄语向对面一座同样长满深草的土包叽哩哇啦地喊了一阵(意思是：别藏了，你们出来吧！)，稍过了一会，三名持着冲锋枪的苏联士兵从草丛中站了起来，脸红红地掉头走了。苏科长说：“苏联边防军有个惯例，对我方军人，你不越边界便罢，一越界就要开枪。”

　　——呵呵！我说今天老毛子怎么那么好，没来陪同我们，原来他们是暗藏着呢！

　　当第二天早上附近的哈萨克族群众听说我们要走，尤其是那几位专门为边界谈判来的北京人要走，他们坚持把我们留下，在一片花草繁盛的坡顶上，军民们围坐在地上，品尝着烘烤着的大肥羊，然后在一块平地举行联欢会，欣赏着姑娘欢快的舞蹈——意多情长。

　　松 湃 河 边

　　松湃边防站偎在一座150米高的山包下，山包叫格登山，上立着1760年立的一块三米多高乾隆亲书的御碑。碑额正面上方刻篆书“皇清”两个大字，两边傍有二龙；背面中部刻 “万古”二字。正文的正楷字寸方大小、清晰可见，它记载着当年中华儿女平定准噶尔叛匪的英雄业绩。文中叙说“泱泱中华荡荡乾坤岂容……”即当年清军于夜间摸进格登山敌营，点燃营帐，火光冲天，叛军不知来有多少人，个个“股栗悚然”，接后清军主力掩杀，收降准噶尔兵7000人，其首领终被擒获。伊犁分区的王科长颇有些文言文功底，详细地给我们讲解碑文的意思。山下河对岸苏联集体农庄的尖顶方屋和学校大楼，以及农庄附近、在我们直对面现代化军训场地上正在训练的军人，同时被我一收眼底，我站在碑前，居高临下，禁不住趾高气扬，感觉顿时好转。

　　我跑下山去，到河边想洗洗脸再添些“俏”。可河水哪去了！我觉得奇怪，不甘心地在布满东倒西歪树木的河滩中向前寻去。

　　“文存同志——，别找了，你可能已经越界，赶快回来吧。咱们往上游走走你就明白了。”王科长在后面笑着喊住我。

　　一路上的勘察和平板仪测绘，我们走到了大山口，一条长长的大坝(地上渠)顺着苏方一侧从大山里窜了出来，并在山口处撇开河道，直通其内地深处。

　　在高山腰部的一个山包上立着一座７号界碑，爬上去我*着界碑休息。望着山涧急涌的河水，——真清！河两边的花草灌木、蝴蝶蜻蜓，非常迷人，是个美地方。可是，那条斜躺在河上的挡水坝，却把这幽雅的情趣破坏了！王科长介绍说，当年他入伍时喝的就是这松湃河的水，多少年来，这河水沿着两岸的边界生生不息地流着，默默地灌溉着中、苏两国的土地。可前几年，苏方筑起了这条挡水坝，松湃河下游的河道因此也干涸了……

　　而我背对的这块界碑的来历更添加了我心中的烦乱。文献记载，当年“设碑时正置大雨倾盆，山路泥泞，民?无奈落于此处”。没法子，这里离主山脉还有三分之二的路程，那偌大面积的崇山竣岭可就成了人家的了——“条约上的不算，界碑在哪就是哪”，拳头大就是哥，当年的老毛子说话就算话。

　　自第一次与苏联边防军的几十个人有了那么一场交道后，我们也摸出了他们的出动特点，为了避免意外和麻烦，我们基本上不用边防站的多人跟随和持枪护卫，甚至连我们携带的手枪也不挂在外面，只是暗藏。

　　在松湃河下游散布草丛乱木的沼泽地上，有一座苏军十前年遗弃的木制?望塔，因为这里是水系的我方一侧，苏军正规的巡逻公路、铁?望塔全在水系另侧的二百米以外处。为了观测时不被树木挡住视线，我们将仪器架在木塔上进行测量。忙乎了半个多小时，一辆大客车拖着尘烟从集体农庄驶来，在我们对面的一个土包上停了下来，忽啦啦地下来几名女教师带着几十名小学生。她们拉起了一道条幅，上写中文：请你们回到自己的领土上去。一帮小孩子朝我们不住地喊叫着……

　　——屁！你喊吧，谅你也是瞎喊，老子总得测完才是。

　　霍 尔 果 斯 河

　　我在CCTV电视节目上看过现在霍尔果斯的情况：通商口岸人涌潮动，不尽的车队从“友谊桥”上来往通过……。这“友谊桥”对我来说，那可真太熟悉了。当年，它是那么的冷冷清清：两公里多长的桥身横在霍尔果斯河口，几米宽桥面两边的栏杆上立着小石狮，不知什么原因，每只身上都有很显眼的裂痕；桥面上从碎石缝中钻出的稀稀拉拉小草，十天半月才被一辆谈判会晤的小汽车轧过，桥端“国门”左侧的“海关”大院里，荒草长得很深，斑驳的大木门一天到晚地锁着，同门前挂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的大牌子一对照，是多么的不协调。值得一提的是，那时早已不叫“友谊桥”，而是叫“反修桥”。六十年代初的“友谊桥”桥碑早已不知扔到哪里去了。

　　刚到霍尔果斯边防站，我们就听说傍晚在这里发生的一件事。我们农场的一辆卡车在桥下采石子时，碰着地雷了，还伤了人。那是一年前边界紧张时，为了防备，我方埋下的许多地雷，但事后没有起净，漏掉的一颗。

　　当时响声特别大，桥那端观察室的苏方打来了电话，“喂，什么声音那么响啊，把桥都震动了。”“噢，没什么，是我们卡车的轮胎爆了。”我们的站长回答说。

　　霍尔果斯河在这一段的滩面很宽，里面全部是干净的大小卵石，仅中间有一道三五十米宽的河流(雨季)，不多的小溪从河流处引出，流向两岸的农田。往下去是英塔尔、黄旗马队、三道河子边防站，他们象四颗璀璨的小明珠镶嵌在霍尔果斯河畔，10米宽、棍粗的青皮杨边防林紧*岸边像一道长长的卫队。这一带还是1962年边民外逃最严重的地区，大片大片的村庄墙倒屋塌，空荡荡的，很凄凉。

　　三道河子在下游，位于伊犁河与霍尔果斯河的交汇处。满目的深草、芦苇和自然林，湍急的河水有时离岸很近。

　　黄旗马队原是清朝的一支打着黄旗的马队驻扎在这里戍边，由于战功卓著，清朝皇帝便将这地方地赐名黄旗马队。边防站与苏联的阿腾库列边防站隔河相望，只有350米远。河的两侧，有大片的苇湖，常有野猪出没……

　　从霍尔果斯桥开始，那天我同军区边防科梁参谋、司机小宁三人一道从上游而下，为了把头几天测绘的那段边界连起来，我们干到黄昏，来到1605争议区。这是一个沼泽地，长1605米，里面长满了二人高的芦苇。小车进去以后光线更差了，坚持进了三、四百米，我们不得不出来向边上的一个很高的观察哨塔转去——这里是英塔尔边防站。

　　车刚停住，一个战士从这座二十多米高的?望塔上急促跑下，先看了我们小车的车牌“庚1-00-××”埋怨说：“你们是军区哪个单位的，怎么不提前通知一下。你们知道吧，中午时苏方过来一支19人的巡逻队，只回去了11人，那8人就潜伏在你们刚才前面100米的地方！”

　　这时一个称黄参谋的很快过来，把我们接到了接待室。攀谈之中，他问我，你口音怎么和原先我们站里的文玲一样呢？我说，那是我二哥呀！不过一列车皮进疆后，把我们弟俩分得相隔很远。

　　在黄参谋的建议下，我们驱车赶到了不远的伊车嘎善乡。二哥一家住在乡政府家属院，两年前紧急修图时我来过。二嫂子是锡伯族、黄旗马队的后人、乡农科所负责人(后任霍城县农业局长)。黄参谋是二哥家的常客，到鸡窝掏了几只鸡，亲自做菜。

　　席间，拉起了我们差点遭潜伏的事，二哥二嫂呆了，一个劲地埋怨：你们已经在边界跑了一两个月，是被人家盯上了，是预谋的；你们连支冲锋枪都没有，那不像捉小鸡一样。接着二哥和黄参谋详细给我们讲了英塔尔边防站的一些事情。

　　1605争议区位于界河的我方一侧。过去的作为“老大哥”的苏联，有点老大不小的派头。本来两国以河为界，天经地义，他却每次都觉得就该这样，就从芦苇滩的这边，甚至从我们边防站的大门口通过。老大哥吗，以前也没太计较。后来两国闹崩了，对于他们的做法，我们当然不能同意，对所谓的“争议区”照常进行巡逻。这样，以霍尔果斯河为界的中苏边境线，就难以平静了。苏军其实也怕事，一发现我们有多人巡逻时，就错开巡逻，更不敢从我们的芦苇滩的边围走过，只能走争议区的里面，可时不时地打个潜伏。二哥入伍后就遇到这样情况。一次他们班在边界例行巡逻，回经1605时，在?望塔上执勤的哨兵向连长报告，说在芦苇丛中突然发现30余名潜伏的苏军。连长当时命令去一个排的人接应。二哥他们一班人在进入1605几百米后发现了苏军，苏军潜伏地点离他们只有十米远，而且作出了射击瞄准的准备。在生死面前，我们边防战士呈现了两不怕的劲头，毫无惧色，眉不皱眼不眨，挺胸健步地从苏军的眼皮底下走过……类似的事情经常发生。

　　最紧张的是“珍宝岛”以后的那几年，以及1979年同越南打仗以后，大白天，我们巡逻在边境线上，苏军的直升飞机就在你头顶上盘旋；夜晚，立在?望塔上的战士，瞧着苏军夜间演习的炮火，和乌龟壳成群大队地闯过霍尔果斯界河，说心里不紧张那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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