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胜是士兵出身，积数十年军功，官至总参谋长，是个典型的行伍出身人物，是林彪集团中除林彪以外资格最老、职务最高，唯一一个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的成员。黄永胜立了不少战功，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少，“战功赫赫，污点涟涟”八个字比较客观而真实地刻画了黄永胜的一生。

一、战功赫赫

(一)一次战斗击退敌人受到毛泽东表扬并为其改名

黄永胜的前半生完全是凭着战功，从战士直到成为上将。黄永胜1910年出生于湖北省咸宁县一个贫苦家庭，1927年7月，十六岁的黄永胜去了崇阳县城，在崇阳县团防局当了一名民团士兵。从此开始了他的当兵生涯。

黄永胜原名黄叙钱，是毛泽东为他改名为黄永胜。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武昌召开“八七”会议，决定在湘鄂赣粤4省举行秋收起义。崇阳县民团在此之前改名为崇阳县农民自卫军，与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混编，加入到了秋收起义之中，黄永胜随起义部队来到了井冈山。在一次战斗中，一股敌人突然打到前敌委员会与红四军军部附近。时任班长的黄叙钱来不及请示连长，立即主动率全班战士向敌人反击，击退了敌人，保卫了前委与军部的安全。战斗结束后，前委书记兼党代表毛泽东表扬了他，询问了他的名字后，告诉他革命战士不能只讲钱，要讲为无产阶级而奋斗，将他改名为黄永胜，希望他在革命的道路上永远胜利前进。

(二)英勇善战，屡建功勋，快步升迁

由于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设中，特别是反国民党第五次“围剿”中，他英勇善战，屡建功勋，黄永胜升迁很快，1931年他还是红十二军中的一名团长，第二年便升为红军的一名师长，时年22岁。1933年部队改编，他又改任红一军团一师第三团团长。虽然当时他只是个团长，得知他的师长郭炳生带着另两个团要去投敌时，他策马扬鞭，带着全团去追，部队被追回，只有郭炳生只身投敌了，这是个不小的战功。为此，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还专门给黄永胜颁发了一枚三等红星奖章。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黄永胜随红一方面军北上长征。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1935年冬他担任红一军团四师副师长，开始在军团长林彪手下工作，并参加了直罗镇战斗和东渡黄河对日作战的准备。1936年6月，他进入红军大学第一期学习。

1937年1月黄永胜任红一军团第二师师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1942年2月按照军委指示，部队实行精兵减政、主力部队逐步地方化，加强地方武装和民兵建设。晋察冀军区部队变动，黄永胜担任第三分区司令员，后又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第二旅旅长等职。他在聂荣臻司令部的指挥下，迎击国民党的进攻，先后进行了绥远战役和反抢占战役。1946年8月，黄永胜成为林彪的一员干将。1947年下半年被任命为东北民主联军第八纵队司令员，以后东北野战军的编制成立后，他又担任第六纵队司令员，1949年先后任第四野战军四十五军军长，第十四、第十三兵团副司令员，曾参加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和解放广西等战役。新中国成立后于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后官至总参谋长。

二、污点涟涟

(一)玩女人成了一种爱好

黄永胜作战有勇有谋，但却爱沾花惹草，见女人就爱，虽职务不断升迁，但玩女人的爱好一直不减。在抗战十分紧张之时，他还与一个地主的女儿打得火热，为此受到聂荣臻的严厉批评。正是因生活作风问题，他感到没脸见人，想调到别处，正好第二野战军成立，黄永胜担任了热辽纵队司令员。1946年8月，承德失守后，黄永胜纵队划归东北民主联军建制，黄永胜从此投奔在林彪的门下。进城后，罗荣桓元帅发的最大的一次火，就是为黄永胜玩女人发的，说他这么大年纪，这么高职务，还是不改，还是不要脸了?

(二)整人成了一种职业病

1967年4月，“文革”“二月逆流”之后，军队中一小撮人开始反对老革命家，谋取军权。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来到北京。一到毛家湾，林彪热心接待老部下。他启发性地问道：“对于当前部队和地方某些群众组织的关系比较紧张，你看应如何处理?” 黄永胜不假思索：“我看就是重申八条，贯彻八条。支持八条中的不准以任何借口冲击军事机关，不准随意揪斗军队领导干部。”

林彪脸上掠过一丝不易觉察的微笑，说道：“只靠八条是不解决问题的，现在需要有新的东西，向全国发出一份新命令，规定几条。”黄永胜连声附和。很快，林彪炮制的“十条”出笼了，几天之内就发到全国各地。“十条”的发布等于是给冲击部队的群众组织火上浇油，这正好符合林彪唯恐军队不乱的意图。

5月27日，黄永胜回到广州后，伙同政治委员、第二书记刘兴元组织专案小组，开始迫害军区领导干部，制造了文年生、相炜、江民风、陶汉章反革命冤案。 不久，黄永胜一伙又制造了“广东地下党”冤案，受到诬陷迫害的达7200人之多。其中包括我党早期着名农民运动领袖彭湃烈士的母亲、儿子以及烈士的侄儿、堂弟、堂侄等。

黄永胜进京后不久，就主持总参党委扩大会议，在会上说：“总参出了不少坏人，有黄克诚、罗瑞卿、张爱萍、王尚荣，现在又出了杨成武”。12月25日，他在听取总政军管小组汇报时说：“你们要交待政策，利用矛盾，分化瓦解，各个击破”，“总政是水浅王八多”，“总政情况复杂，是阎王殿，是几代招降纳叛的地方，是阶级斗争复杂的地方。

在此期间，黄永胜以总参谋长和军委办事组组长的身份，秉承林彪旨意，成立材料组，罗织罪名，并且停发军委几位副主席的文件，收缴中央军委的全部印章。他在总政制造冤案792起，受诬陷迫害的达839人，其中军以上干部52人。

与此同时，黄永胜在林彪的指使下，歪曲历史事实，诬陷聂荣臻是“华北山头主义”后台，11月他又说：“每一个大转折总有些人出来反对主席的正确路线……聂荣臻这一辈子也没有干什么好事。这些人是不会死心的，一有适当的气候就会起来搞名堂。”

1968年5月，黄永胜在对贺龙专案组人员讲话时，大肆鼓动说：“贺案很重要，他是大土匪，大军阀，大阴谋家。这案很大，面很宽，有很多人，要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努力。搞案子本身就是一场阶级斗争，要把埋在身边的定时炸弹挖出来，要猛打穷追，要团结一致，共同对敌……”他还扣压了贺龙元帅写的8封申诉信。

最惨无人道的是1968年8月，黄永胜与吴法宪召集罗瑞卿专案组开会，传达林彪对罗瑞卿的诬陷，说：“罗瑞卿是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十分狡猾，可恶至极”。他还在原罗瑞卿专案组写的一个关于推迟罗瑞卿手术治疗的报告上批示“同意”，赞同对罗瑞卿进行不间断的审讯和斗争，待秋后再动手术。这使将军的左腿失去了安装假肢的可能，在精神上和肉体上受到了极大摧残。在处理彭德怀一案中，黄永胜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晚年李作鹏：当年红军过草地不是我很难成功

核心提示：他并不直接回应我的想法，提高了嗓音说：“什么战功!当个普通公民挺好!”顿了顿，又冒出一句：“老实说，当年过草地，不是我，也难。”

一

1993年的夏天，笔者为自编的集子写了个长篇《后记》，介绍了一些诉讼的庭外资料，其中涉及李作鹏案，我讲的是——

对于李作鹏一案，倒有两点可说：第一，人们都说，那时的辩词都是上面定的，律师念念而已。这话，出之于估计，有对的一面，但也绝非全对。关于李案，辩词中有两点是我顽强地坚持下来的。一是律师认为“庭审活动符合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这不是多余的废话。在我看来，庭审活动是否合法，律师有责任发表见解并请求法庭予以确认，从而加强律师制度对于审判活动应有的广泛性的监督作用。二是对于李案的判处应考虑他“早年革命的历史”。辩词中的这点意思表达得极其委婉，反映着当时意见的不一。我至今认为，对林、江“两案”中的五位武将的罪过，如能考虑到各人的历史因素，会判得更为公允。作为律师，似乎应把这层意思说到。

第二，案结后，我与苏惠渔教授再次会见李作鹏，征询他的意见。他微笑着，把手从棉衣袖筒里利索地抽了出来，说了这么一句：“你们的辩护，好比敲小鼓，可只是敲了个边儿，没敲到中心点上。”“呵，敲边鼓!能不能说具体点?”——我问道。这位年轻时专事破译密码的行家，脑子的确转得快，他并不正面回答，有点漫不经心地说：“不怪你们!”他不直说，倒使我联想到一曲着名的山西民乐——“滚核桃”。乐乎们把鼓槌扬起，击打得有声有色，但却始终在鼓的边缘处流动，并不触及核心，闭目静听，宛如许多核桃在滚动。

我对董夫人当年的入狱种种，一无所知，只好宽慰她说：“牵扯的人很多，问题又复杂，一时怕不易清。”她说：“只要有口气，我就要申诉!到时候，请你来为我辩护。”我虽知渺茫，却未犹豫，应道：“好!责无旁贷。”李作鹏对夫人似有歉意，轻声说道：“把她也弄起来，毫无道理，把身体也搞垮了。”跟着又指指一直立在旁边的女儿，“孩子也受牵连。早早就退休了，陪着我们，照顾我们的生活。”

我也不知道他女儿往昔的工作和目前的生活，但有一点我是清楚的，假如李作鹏那一度显赫的军阶官职不变，他的子女，或任高官，或充富豪，自在当今权贵们的情理之中。不过，我想，作一个普通公民，与人无争，与事不争，退离岗位，行行孝道，也没什么不好。我至今犹记两年前她为我们开门时的那种浅浅的、真诚的微笑。她在大家整整一个小时漫谈中，始终一语不发地在案头立着，看去心态平和，显出很有教养。

拉拉杂杂的记下20年前这段经历中的琐琐碎碎，回顾走过的路，途中的坎坎坷坷，出自十分复杂的客观情势，任何个人恐怕对它都无能为力;但走得歪歪扭扭，那就只能怨一己的无能，这怪不上谁!诚然，时间证明：我们迈出了步子，在我，也做了;然而无情的历史终将记下，由于我缺乏求是的智能与勇气，是故不可能做得合于自己的使命，那歪歪扭扭的步子不会合乎时代的鼓点。我没有怨尤，也许还留有一点激情：愿余生能做得稍好一些，即使再当“吹鼓手”，也要尽力事事都把鼓槌击向鼓心!仅仅为了这个缘故，也该感激“诗评律师”的作者，感谢他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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