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3月至4月移交给朝鲜的部队以及装备准确数据如下：总兵力1.4万余人，武器有步枪1.2万枝、轻机枪440挺、重机枪180挺、手枪120把、迫击炮132门、反坦克炮72门、105榴弹炮36门及若干弹药。资料图：朝鲜战争初期的朝鲜军队。

一、问题的提出

国共内战时期，东北的许多朝鲜人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至1949年5月初，其规模已达3个师。此时，毛泽东同意将这3个师移交给朝鲜，其中两个师在7月到达朝鲜，另一个师从1950年1月末开始整编为一个师和一个团，在同年3月至4月间移交给朝鲜。

原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朝鲜人部队编入朝鲜人民军，使当时只有3个师、1个团和2个边境保安旅编制的朝鲜军队实力瞬时大增。1950年6月25日，亦即这3个师被交给朝鲜后不久朝鲜战争爆发了。战争初期，与韩国作战的朝鲜人民军共21个步兵团，其中10个团是由中国移交给朝鲜的部队组建的。许多朝鲜人民军的高级指挥员包括总参谋长姜健、2个军长以及6个师长都在中国东北经历过同国民党军队的战斗，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在朝鲜战争中他们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有西方学者认为，朝鲜人部队的入朝与朝鲜战争的爆发有着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这些部队的回朝被视为中国积极帮助朝鲜进攻韩国的证据。

着名朝鲜战争专家布鲁斯。库明斯(BruceCummings)认为，就朝鲜战争爆发而言，中国的作用和影响比苏联大。他甚至认为，朝鲜战争之所以没有在1950年6月以前爆发，是因为在中国南部及海南岛同国民党军队作战的朝鲜人精锐部队还没有回国。他还认为，从1946年底起，朝鲜开始派遣数万名朝鲜人部队，与中国共产党一起同国民党战斗，特别是在朝鲜将军金策的指挥下，大约3万朝鲜部队于1947年4月进驻满洲。1948年2月，战斗力很强的李红光支队大约1万人回到朝鲜并成为朝鲜人民军的骨干力量。此后，1949年7月至10月大约3万至4万、1950年2月至3月大约4万至5万兵力陆续回到朝鲜。从1948年到1950年秋，在中国参加战斗的朝鲜部队陆续回国，其总数在7.5万至10万人之间。还有些学者根据当时驻韩国美军的《每日情报》G-2报告，认为在中国解放战争期间，朝鲜向中国直接派遣了部队。1947年3月到5月间集中派遣的兵力达到3万人，再加上东北的朝鲜义勇军，由朝鲜人组建的部队共计7.7万至12.7万人之间。

那么，上述说法是否属实呢?为此，本文将考察三个问题：第一，对朝鲜义勇军的组建及其发展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整个过程进行分析，查清该朝鲜人部队和所谓朝鲜直接派遣的兵力的关系，即人民解放军中朝鲜人部队是否由朝鲜直接派遣兵力所组建;第二，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朝鲜人部队回朝问题，苏联、中国等有关当事国的决策是如何做出的?其背景是什么?苏、中、朝各自的立场是什么?入朝规模和携带的装备如何?第三，通过考察朝鲜军事力量规模的变化，分析朝鲜直接派遣3万多部队、而后来又回到朝鲜的兵力总数少则7.5万人多则10余万人的说法是否合理。

二、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朝鲜人部队的组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中国有两支由朝鲜人组建的抗日武装力量。第一支是在华北太行山一带进行抗日斗争的朝鲜义勇军，他们虽然受八路军领导，但保持了较高的独立性。他们把中共的抗日斗争看作东北亚最大的反帝斗争，认为中共抗日斗争的胜利就是朝鲜的解放。这支朝鲜义勇军将朝鲜人密集居住的地区作为主要活动地区。

朝鲜义勇军总司令为武亭，副司令为朴孝三、朴一禹。在总司令部管辖之下，设置了朝鲜义勇军干部训练所。根据1944年2月日本情报机关的报告，当时朝鲜义勇军包括他们的家属在内总共为300人至400人。

另一支抗日武装是在国统区受国民党政府领导的韩国光复军。该部队是原设在重庆的韩国临时政府的武装力量，其成员于日本投降后与韩国临时政府一起回国，因此可以说，他们与后来人民解放军中组建的朝鲜人部队没有关系。

1945年8月11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在延安发布第六号命令：现在华北对日作战之朝鲜义勇军司令武亭，副司令朴孝三、朴一禹立即统率所部，随同八路军及原东北军各部向东北进兵，消灭敌伪，并组织在东北之朝鲜人民，以便达成解放朝鲜之任务。

为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及朝鲜境内作战，解放朝鲜人民，中共中央原拟派朝鲜义勇军到朝鲜同苏联红军并肩作战。8月12、15、18日，朝鲜独立同盟总部先后发表《致在华敌军中之朝鲜士兵及朝鲜侨民书》、《告日军中朝鲜士兵及居留民书》、《劝降日军内朝鲜士兵书》，号召日军中的朝鲜士兵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呼吁朝鲜侨民加入朝鲜独立同盟和朝鲜义勇军，建立一个新的朝鲜共和国。

根据六号命令，延安的朝鲜军政干部学校全体人员进入东北，同时朝鲜义勇军司令武亭率领3000余名义勇军，同中共中央派出的首批东北干部工作队一起，于1945年11月初到达沈阳。部队驻在沈阳郊区的朝鲜人农村，准备进入朝鲜。

但是，朝鲜境内的苏联红军不许朝鲜义勇军入境。在这种情况下，根据中共中央东北局的批示，11月7日，在沈阳召开朝鲜义勇军军人大会，由武亭司令员宣布将全军编为7个支队，分别开赴东北的朝鲜人聚居区开展工作，并积极参加中国的解放战争。12月初，武亭率领朝鲜义勇军干部70多人回到平壤，在中国东北的朝鲜义勇军实际上只组成了第一、三、五、七4个支队。这些支队的组建扩充情况如下。

第一支队：支队长王子仁(崔仁)，政委方虎山，初期仅有60余名干部。在南满地区扩编部队，1945年底与通化、柳河、清源各一个朝鲜中队，辑安、桓仁两个朝鲜大队，正式编为朝鲜义勇军南满第一支队。1946年3月该支队扩编为6个大队，并在通化地区改编为李红光支队，在南满敌后参加游击战。1948年4月改编为东北人民解放军独立第四师，直属辽北军区建制。1948年11月东北解放后，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六六师，下辖四九六、四九七、四九八团，直属东北军区建制。1949年7月后到朝鲜。

第三支队：支队长金泽明，政委朱德海(吴基涉)。1945年11月19日，朱德海、李德山等19名朝鲜义勇军干部由沈阳乘车抵达哈尔滨，与哈市保安总队朝鲜人独立大队金泽明部队会合，25日在宾县正式改编为朝鲜义勇军第三支队。1946年12月，改编为独立第八团，兵力3000余人。自同年4月收复哈市后，该支队一直担负哈市卫戍任务，并抽调一部参加土地改革。1948年4月扩大改编为独立十一师第三团。1948年11月，独立第十一师改称一六四师，下辖四九○、四九一、四九二团，长春解放后，担任卫戍长春任务。1949年7月第一六四师进入朝鲜。

第五支队：1945年11月组建于沈阳。支队长李益星，政委朴一禹。11月21日，朝鲜义勇军总部派文正一率先遣队抵达吉林市，因苏军不同意其东进，暂时驻扎在附近地区。12月8日，文正一率领先遣队30余名干部进入延吉。李、朴率领支队主力400余人，于1946年初抵达延吉。1946年3月，以朝鲜义勇军第五支队为骨干，加上一部分汉族干部，与当地新建立的4个警备团扩编为延边警备第一旅，兵力6000余人，主要担负延吉地区肃清土匪、建设东满根据地的任务。4月该部一个团(即朝鲜团)参加第一次解放长春的战斗，团长朴洛权(朝鲜人)牺牲。随后该部队组建为东满独立师，1947年编入在延边敦化组建的东北人民解放军第十纵队。第五支队的一部分后改编为延边军分区独立三团，独立六团等部组建东北人民解放军独立六师，原第五支队参谋长全宇任副师长。1948年11月东北解放后，独立六师编入东北人民解放军第六纵队，后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三军一五六师，该师主要由朝鲜人组成，先后参加了平津战役和渡江战役。

第七支队：支队长崔明，政委朴勋一。1945年11月21日，崔明等人随同第五支队抵达吉林市，编为吉林保安第七支队，12月初，进驻桦甸。1946年1月，保安第七支队正式易名为朝鲜义勇军第七支队。3月，第七支队改编为桦甸县保安团，后扩编为吉南军分区第二十四旅第七十二团，主要活动在吉南地区。5月，部队脱离吉南军分区，调至公主屯一线，准备作为四平保卫战的第二梯队。四平、吉、长撤退后，部队进驻五常休整。6月，二十四旅转入吉南地区，开辟根据地。1948年4月，与朝鲜义勇军第三支队后身的独立第八团、松江军区第八团合编为独立第十一师。

这些参加中国解放战争的朝鲜人部队，于1948年底改编为三个师，即一五六、一六六、一六四师。到目前为止，没有资料证明，在改编和扩充过程中，有来自朝鲜的兵力加入了朝鲜人部队，而当时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资料也说明，这些朝鲜人部队都是在中国东北组建并发展壮大的。由此可以判断，这些朝鲜人师团，是完全由原住在东北的朝鲜人组成的。

有研究认为，国民党军队在东北报复日本人时，也虐待朝鲜人，这是大批在东北的朝鲜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军队或者朝鲜义勇军的主要原因。

三、朝鲜人部队移交问题的背景及苏联、中国、朝鲜的立场

1948年12月末苏军从朝鲜完全撤军，1949年1月美军也向三八线移动，朝鲜半岛出现了新的局势。1949年1月中旬，韩国开始对朝鲜进行频繁的武装挑衅。1月27日、2月3日和4日，苏联驻朝鲜大使什特科夫在给莫洛托夫的报告中称：“近10天以来(1月15日至25日)，南朝鲜警察和军队擅自越过三八线的事件增多了”，“三八线形势不稳定，南朝鲜的警察和军队几乎天天都越过三八线袭击朝鲜的警卫岗哨”。但他认为，“南方军队目前发动进攻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不论国内形势还是国际形势都不允许他们这样做”：“也可能，他们将军队推至三八线附近，将其集中在主要方向上(从保护汉城的角度看，这些方向也是主要的)，是为了保护汉城免遭北方军队进攻(他们一直预计北方军队会进攻)”。朝鲜方面也认为，“这些挑衅活动与目前新的联合国委员会抵达南朝鲜有关，其目的是在三八线制造麻烦，以便证明美军继续留在南朝鲜是正确的”。

到了4月，苏联方面似乎意识到了事态开始发生变化。4月17日，外交部长维辛斯基致电什特科夫大使说：“预计美军于5月份撤出南朝鲜，移驻日本附近岛屿，以便给南朝鲜军队行动的自由。与此同时，联合国委员会也将离开朝鲜。4月和5月，南朝鲜将把自己的兵力集结在三八线一带。6月，他们会突然袭击北方，以便在8月以前消灭北方军队。4月10日，南方已在开城地区集结了约8000人(步兵旅)，在议政府(三八线附近地名)地区集结了约1万人(估计是第三步兵旅)。4月10日还在东豆川(三八线附近地名)站台卸下3辆坦克。请立即采取措施核实这些情报并报我”。4月20日苏联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和苏军总参谋长什捷缅科向斯大林建议说：“'南方人'还在继续向三八线调集部队。我们不排除'南方人'可能对北朝鲜政府军队采取新的挑衅行动，并动用比迄今为止更大的兵力。考虑这个情况，我们认为，建议北朝鲜政府军司令部采取适当措施，以回击'南方人'可能做出的更大规模的挑衅行动是合理的”。

鉴于朝鲜半岛的紧张形势，苏联一方面以美国军队还在韩国为由决定苏联海军分队暂时留驻咸兴港，并提供紧急军事援助;另一方面建议朝鲜采取必要的措施。4月28日，朝鲜即派劳动党派政治局委员金一向中共请求将朝鲜人部队移交朝鲜。

对朝鲜的请求，毛泽东立即答应说，中国人民解放军中一共有三个朝鲜师，驻扎在沈阳和长春的两个师可以随时交给朝鲜，另一个师因为正在参加进攻战役，南方战斗结束后将交给朝鲜政府。

经过协商，朝鲜和苏联制定了包括朝鲜人部队入朝问题在内的针对韩国的大规模进攻的防御战略。维辛斯基预测，韩国进攻朝鲜的时间是1949年6月，什特科夫6月22日发给维辛斯基报告的“结论以及对策”部分明确指出：“一旦南朝鲜军队开始进攻，驻扎在沈阳和长春的两个朝鲜人师将立即转移到朝鲜去部署”：“他们的任务就是在南朝鲜军进攻时投入到北朝鲜境内展开防御战”。7月13日，什特科夫在报告中再次指出：“南方军队会先发制人在7月对北方军队发起进攻”。“金日成已决定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朝鲜师调回朝鲜：沈阳师配置在新义州，长春师配置在罗南”。

按照金日成的决定，7月20日长春师(一六四师)离开长春，经会宁抵达朝鲜的罗南，成为朝鲜人民军第五师。同月沈阳师(一六六师)从沈阳出发，7月25日进入新义州最终转移到安州(黄海道)，成为朝鲜人民军第六师。

然而，1949年下半年起，斯大林开始担心朝鲜向韩国发动进攻。1949年9月23日，斯大林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名义通报金日成：“朝鲜人民军向南方发动进攻的建议，有必要从军事和政治两个方面进行认真考虑”，表示反对朝鲜进攻韩国。10月30日斯大林甚至严厉斥责苏联驻朝鲜大使说：“煽动北朝鲜发动对南朝鲜的地方性进攻，这样的挑衅行动威胁到了我们的利益，可能导致对手发起一场大的战争，你们的行动完全是不负责任的”。

尽管斯大林反对朝鲜武力统一计划，但随着中国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解放军中的另一个朝鲜师移交朝鲜也提上了日程。1949年12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向军委报告说，“人民解放军部队中服役的朝鲜人约有16000人”，“在我军转战华南以后，有一天发生了一场风波，一些人请求将他们送回祖国”。“现在战争将结束。为了朝鲜人民的利益，我们愿将这些培养出来的干部送回朝鲜(愿留下者，我们收留)。”并请求中央与朝鲜劳动党商讨。12月29日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将这份电报转呈正在访问莫斯科的毛泽东。

毛泽东接到电报后通知苏联，中国有意将剩下的朝鲜人部队移交朝鲜，并通过平壤的贸易代表部开始交涉。朝鲜希望“即派参谋政治人员三人来中国把部队整编好，于4月间更换夏衣后开始回朝鲜，并选一千多人先回朝鲜学习机械化兵种”。1950年1月11日，中国对朝鲜的要求表示同意。朝鲜派金光侠等三人到中国与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协商。朝鲜方面除了部队外，还希望中国提供装备。1月22日，聂荣臻将朝鲜新的要求报告中央，(41)仍在莫斯科的毛泽东接到刘少奇转来的报告后，于25日表示同意。

经过准备，第四十三军一五六师及其他各部朝鲜人士兵8500余人、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2500余人、第一一三师1000余人、第四十七军各师的朝鲜人士兵约2000人，共计1.4万余名朝鲜士兵，在郑州集结。3月中旬，这些朝鲜人部队整编为独立十五师、一个团和一个独立大队。3月20日，独立十五师出发前往朝鲜元山，三月底抵达元山后成为朝鲜人民军第十二师;另一个团4月初出发前往黄海岛松林，成为朝鲜人民军第十八团;独立大队则前往平壤编入机械化步兵团。

关于中国将朝鲜人部队移交朝鲜问题，目前还没有发现明确表明苏联立场的文献，但是1949年5月毛泽东已答应南方战役结束后移交剩下的一个师。1949年夏天刘少奇访问莫斯科时也同意，中国分担东方的革命。可以推断，在苏联人看来，中国是在履行义务。

关于中国的立场，以往研究认为，朝鲜人部队的入朝是在苏联、中国、朝鲜的策划下实现的，中国全力帮助朝鲜以实现武力统一朝鲜半岛。这种说法值得商榷。

诚然，抗日战争时期共同斗争的经历、相同的意识形态及国共内战时期朝鲜支援中共等历史与现实的因素，使中朝两国形成了密切的关系，这使中国无法拒绝朝鲜关于朝鲜人部队回国的请求。但中国并没有立即将仍在参加进攻战役的部队移交给朝鲜。

同苏联一样，中国也担心韩国进攻朝鲜，毛泽东在判断朝鲜半岛局势时说：“南方可能借日本人的帮助对北朝鲜发动进攻”。他进一步指出：“如果有日军参加，那么就要审慎，当敌人占优势时，为了保存自己的军队，最好放弃某些地区，以便在较有利的条件下包围并消灭入侵的军队。要使党、军队和人民做好思想准备，出现这种形势是可能的，这并不意味着民主朝鲜的失败，这仅仅是战略转移”。

另一方面，中国也考虑到了国内时局的需要。1949年5月初，在军事上，国民党已经无法与中共相抗衡。因此在沈阳和长春担当卫戍任务的朝鲜人部队失去了原来军事上的重要意义。甚至在有些解放区，中共已经开始实行裁军。恰在此时，朝鲜请求中国移交朝鲜人部队，于是得到中方的同意。

从经济状况看，中国此时更需要复员军队，以缓解财政困难。1949年11月15日，周恩来在同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谈话时指出：目前正经受财政经济困难，“现在，靠国家供养的人民解放军有450万人，国家企业和机关的工人和职员近150万人。到1950年底，由于全国彻底解放，各省部队和地方军阀部队编入人民解放军，以及国家机关和企业数量的继续增长，靠国库养活的人数将达800万，这是国家一个不小的负担”。1949年，政府财政开支中军费占到45%，因此复员不可避免。在这种情况下，1949年12月，在第四野军中一些朝鲜人士兵引起了一场风波，请求将他们送回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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