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玉岗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迅速成为全世界注目的焦点，大量的西方记者蜂拥云集中国，对中国战况和政局进行报道。他们的行迹遍及中国的各大城市、各大战场以及抗日革命根据地，报道中国人民保卫家园、抗击侵略者的斗争情况。其中著名的有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和夫人海伦·斯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艾格尼斯·史沫特莱、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哈里森·福尔曼、杰克·贝尔登、西奥多·怀特（白修德）、蒂尔曼·德丁、哈利特·阿本德、阿·斯蒂尔、吉姆·米尔斯、莫里斯·哈里斯、耶茨·麦克丹尼尔、 杰克·贝尔登，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冈瑟·斯坦因，德国记者汉斯·希伯等。
艾格尼斯·史沫特莱：“中国之抗战，不仅为民族生存而战，也为世界之正义与公理而战。”
全面抗战爆发之前，到中国共产党控制区域采访的西方记者的注意力焦点主要集中在了解中共及其领导下的红军的性质和特点。由于当时中共与国民党还处于公开的敌对状态，国民党对西北苏区的封锁相当严密，因此，到中共控制区域访问的西方记者首先就要冒着生命危险设法冲破国民党的封锁线。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国民党当局在国内外各种压力之下，被迫与中共结成统一战线，形成了全面抗战的局面。改编后的八路军、新四军迅速奔赴前线开展对日作战，中国一度出现一致抗日的局面。这一时期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封锁有所放松，西方记者进入我党控制区域比较容易。这时，又有不少西方记者进入中共控制区域进行采访。在这一阶段，西方记者的活动范围除了陕甘宁边区之外还包括八路军、新四军转战的广大地区。
1937年10月23日，背伤刚愈的艾格尼斯·史沫特莱携带着打字机、照相机和简单的行李，赴八路军抗日前线采访，她很快赶上了驻扎在太原的八路军，然后到达北部山区的八路军总司令部，成为八路军中第一位随军外国记者。她跟随八路军转战了2个多月，直到1938年1月4日才离去。随后，史沫特莱身着八路军军服，从山西的抗战前线来到湖北武汉，一路上，她目睹中国伤兵的惨状，“许多伤员伤口感染，化脓腐烂了，沾满血污的绷带没法更换；一些伤员因缺医少药而死……她的心像针刺一样的疼痛，她强烈地感到，必须组建一支中国红十字救护队，解救伤病员。”她说服美国大使詹森支持组建中国红十字救护队，她又去找美国在华武官史迪威上校、陈纳德上校，争取他们伸出援助之手。史沫特莱还借刚到任的英国大使邀请她赴宴之机，说服了英国大使阿奇博尔德爵士为中国红十字救护总队捐赠了大量医疗用品和款项。白天，史沫特莱全身心地为红十字救护总队工作，夜晚常常通宵达旦为《曼彻斯特卫报》写稿。她以犀利笔触，真实地向世人报道抗日前线八路军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勇敢抗击日军的英雄事迹。她在文章里写道：“中国之抗战，不仅为民族生存而战，也为世界之正义与公理而战。”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史沫特莱又从长沙出发，经南昌前往长江下游的敌后抗日根据地，11月9日进入新四军的活动地区，随新四军各支队转战大江南北，这是她与新四军的第一次接触。一到新四军，她便立即投入采访，找战士、指挥员座谈，找老乡聊天。从采访中，史沫特莱清楚地看到了中国的社会、中华民族的命运和前途，就是这些琐碎的谈话使她掌握了报道中国人民抗战必胜的素材和细节。她为中外报刊撰写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中国军民与日军浴血奋战的战地报道，介绍了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敌斗争，其后又出版了《中国的战歌》一书。
《时代》杂志记者白修德，1939年认识了中共代表周恩来后,深深为他的挥洒自如、思路敏捷和机智所吸引。通过周恩来,白修德又认识了董必武、龚澎等共产党人。通过这些共产党人,白修德逐步了解了中国的实际情况和中国共产党的真实面貌。1939年9月他在山西前线采访时到过共产党控制区域，与共产党游击队有过接触并受到热烈欢迎,他认为,“共产党人希望中国统一。”在采访过程中,他参观了陕西前线,共产党官兵以他们的精明强干和高昂的士气给白修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采写了大量关于中国战场的报道，访问延安后写出影响巨大的名著《中国的惊雷》。
斯诺称：蔡廷锴指挥的战略撤退“很能干、在战术上好正确”，是“明智的”、“进行得这样安静、掩护得这样巧妙”
为了取得第一手的资料，来华记者采访时无不力求身临其境进行报道，亲临作战现场，目睹战斗场面。
在淞沪战场上，斯诺无疑是相当出色的一位西方记者。1932年1月28日晚，日军进攻上海闸北，守军十九路军奋起反击，“一·二八”事变爆发。第二天午后，斯诺到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的指挥部所在地——真如一间小茅屋采访了他。斯诺当时是这样描述自己对蔡将军的第一印象的：“身高六英尺，面孔黝黑而土气，四十岁看上去像三十岁，虽然已经身经百战，但却穿着没有勋章饰带的普通草绿色军服。厚嘴唇、大嘴、塌鼻子。他身子最富表情的东西是手指细长的大手、以及活泼而敏锐的栗色眼睛。”斯诺还特地补充说：“此时蔡将军的眼睛闪耀着愤怒。”
2月18日，日军统帅植田向蔡将军提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军队在2月20日黎明前后撤二十公里。是夜，斯诺为了打听蔡廷锴对通牒的答复，又到真如采访蔡将军。蔡眼睛闪闪发亮，对他说：“任何独立国家都不能垂手接受植田的要求，接受了就等于承认日本对中国享有主权。他要我们撤出自己的土地，从一个所谓中立的外国租界的庇护所里攻击我们，只要剩下一个中国人，我们决不会答应。”蔡廷锴还要斯诺向植田转告他的声明：“我对他唯一答复就是枪炮。”
3月2日，日本又派了两个新的师登陆，蔡廷锴被迫下令部队撤退到上海吴淞地区后面二十英里的第二道防线。斯诺称赞蔡廷锴指挥的这一战略撤退“很能干、在战术上好正确”，是“明智的”、“进行得这样安静、掩护得这样巧妙”。
除了奔赴在抗日第一线进行采访和报道，有的西方记者甚至拿起武器直接战斗在抗日第一线。汉斯·希伯，德国人，先后参加过国民革命军、新四军、八路军，直至牺牲在沂蒙山区。1939年，希伯以美国太平洋学会《太平洋事务》月刊记者的身份，来到新四军军部驻地进行采访，受到了陈毅等领导人的接见。1941年，为了向世界人民报道八路军和山东抗日根据地军民英勇抗战的事迹，希伯不顾日寇即将对山东的大“扫荡”就要开始的危险局面，毅然决定到山东根据地进行采访。在到达山东滨海区后，他不知疲倦地进行采访、写作，活动在部队和村民之间。他的采访对象包括党政军领导人、战士和农民、日本战俘，同时还参加各种集会，参加夜袭战斗，实时实地观察战士们如何打击敌人。
1941年11月29日晚，希伯所在的连队在沂南费县交界处的大青山五道沟下的獾沟子附近与敌人遭遇。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连队战士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希伯也拿起枪参加了战斗。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太大，领导当机立断让连队分3个小分队向西南突围。希伯被安排在第1分队先走，但他却悄然返身回到了战斗的岗位。第2分队开始突围时，他又一次留到了战友们的身边。直到第一分队和第二分队的战友们顺利突围，他才和留守的第三分队的战友们开始准备撤退。但是，当他拔出手枪，加入最后突围的第3分队时，敌人已经从四面八方压了过来，突破口被紧紧封锁，失去了突围的最佳时机。尽管指战员们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打退了敌人多次猖狂进攻，但伤亡很大，希伯的翻译和几名警卫人员都在反击敌人的进攻时倒在了血泊之中。看着朝夕相处的战友在自己身边牺牲，希伯满腔怒火，从牺牲者身边捡起枪来，猛烈地射击敌人。日寇想不到就剩这么几个人居然还如此顽强反击，禁不住恼羞成怒，炮弹和子弹就像雨点一样，朝希伯等人倾泻过来。希伯一连击毙几名日军后不幸身受重伤，血染沙场，直至最后献出了他宝贵的生命，时年44岁。
美国《生活》杂志这样报道了台儿庄大捷：“历史上作为转折点的小城的名字有很多——滑铁卢、葛底斯堡、凡尔登，今天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名字，台儿庄……这次胜利使台儿庄成为中国最知名的村庄。”
1938年4月，在台儿庄战役发生时，美国合众社的战地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曾广泛接触国民党官兵和民众，并在当地访问过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形容他“精力充沛，刚毅不屈，是一位敢打敢冲的军人。同时又显得和蔼可亲，说起话来简短有力”。接着他又在汉口访问了叶挺将军，从而了解了新四军的性质及在对日作战中的不可低估的重要性。通过采访，他明确告诉人们：“新四军是人民的军队”，它“为人民而战”，“在长江沿岸建起了一个不可摧毁的抗战堡垒”。
在台儿庄战役即将打响之际，罗伯特·卡帕一行抵达台儿庄前线，此后12天里，他冒着生命危险拍摄了大量战地照片，卡帕每到一处都不停地按下快门。从现在已知的卡帕在台儿庄拍摄的100多幅照片和纪录片《四万万人民》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战后的台儿庄内一副残垣断壁的景象：有几处房屋余烬未熄，脚下都是尸体、瓦砾、弹片和炮弹壳，地上血流成河、触目惊心，半烧焦的木片和散乱电线挡住去路。在泰山庙前，一位老人正从炸裂的磨盘前走过，远处的房屋已经是残垣断壁，泰山庙似乎保留得比较完整。从西门举目四望，可以看到每个城门的郊外，到处尸横遍野，多处日军的焚尸堆余烟未尽，所有房屋，无不壁穿顶破，箱柜残败，阒无一人，历经400年繁荣的运河小镇台儿庄彻底被毁于密集的炮火中。第二天，目睹了台儿庄大战后的卡帕将他拍摄的胶卷通过特快客机送往美国《生活》杂志。5月23日的美国《生活》杂志这样报道了台儿庄大捷：“历史上作为转折点的小城的名字有很多——滑铁卢、葛底斯堡、凡尔登，今天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名字，台儿庄……这次胜利使台儿庄成为中国最知名的村庄。”同时刊发了大量卡帕在台儿庄拍摄的照片。
1944年9月，福尔曼、爱泼斯坦等登上距山西汾阳县城仅十余里的边山顶峰，远望八路军奇袭敌人营盘电灯公司、火烧汾阳火车站并获得最后胜利的战斗情景，继而又在娄烦县附近距敌二三百米处观看我军民围困敌据点及部队以爆炸摧毁敌碉堡的战斗场面。福尔曼深有感触地说道：“过去有人告我们说，八路军不打仗，没有伤兵，没有俘虏，人民害怕八路军，恨八路军。今天这些谣言已被事实揭穿了。我们看到了八路军在英勇作战，八路军有很多伤兵，有大批的俘虏，人民在热爱着八路军。”
爱泼斯坦这样论述学生的爱国运动和国民党政府的对日政策：日本人的美梦是永远实现不了的。他们的蚕食行动遭到中国人民坚决的抵抗，而中国政府却从来不敢这么做
1935年，“一二·九”运动前夕，燕京大学是中共领导学生运动的重要阵地，斯诺积极参加燕大新闻学会的活动，斯诺家也是许多爱国进步学生常去的场所，燕京大学的王汝海(黄华)、陈翰伯，清华大学的姚克广(姚依林)，北京大学的俞启威(黄敬)等等都是他家的常客。地下党员们在斯诺家里商量了“一二·九”运动的具体步骤，并把12月9日、16日两次大游行的路线、集合地点都告知斯诺夫妇。游行前夕，斯诺夫妇把《平津10校学生自治会为抗日救国之自由宣言》连夜译成英文，分送驻北平西方记者，请他们往国外发电讯，并联系驻平津的许多西方记者届时前往采访。
斯诺夫妇则在游行当日和其他西方记者跟着游行队伍，报道了学生围攻西直门、受阻宣武门的真实情况。他给纽约《太阳报》发出了独家通讯，在这家报纸上留下了有关“一二·九”运动的大量文字资料和照片。斯诺还建议燕大学生自治会举行一次西方记者招待会，学生们再次向西方展示了“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
在斯诺的影响下，爱泼斯坦积极参与了对“一二·九”运动南下请愿学生的接待活动，如实报道了中国的局势，预见到中国终将战胜侵略者的未来。爱泼斯坦这样论述学生的爱国运动和国民党政府的对日政策：日本人的美梦是永远实现不了的。他们的蚕食行动遭到中国人民坚决的抵抗，而中国政府却从来不敢这么做。1935年12月9日和16日，数以千计的北平学生，不顾警察的卡宾枪和日本人扬言要使用机关枪的威胁，在这座古城的街头游行，高呼爱国抗日口号，这些口号后来成为民族救亡运动、西安事变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但是，在1935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被官方认为是叛国。许多学生由于他们的勇敢行动而牺牲了生命。
历史是一面镜子，它所反射的光芒，足以耀亮古今。众多西方记者来到中国后，从记者主持正义的良知出发，以客观事实为依据进行报道。为了亲临现场，采访到第一手的材料，他们不辞辛苦，不怕困难，不畏艰险，始终活跃在新闻发生的第一线。日军的野蛮屠杀、中共领导下的中国革命根据地、国民党的消极抗战，以及发生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重大的政治、经济、文化事件，重大的社会问题，都是他们的采访对象。在采访中，他们置个人的安危于不顾，不畏惧国民党政府的封锁，千方百计深入到根据地探索红色革命的真相；不畏惧炮火的威胁，穿上军装，辗转于战火之中，以求得战场上的第一手资料；不畏惧被所属新闻机构解职的压力，毅然如实反映中国的战局，披露蒋介石妄图发动内战的阴谋……从现代化程度较高的中心城市，到生活条件很差交通十分不便的穷乡僻壤，包括连中国国内的记者们都很少去的一些地方，都有他们的身影。
他们凭借新闻的敏感，关注事实，关注民生，力求把中国抗战的实际情况如实地报道给世界。从“九一八事变”到全面抗战，从斯诺最初到中共领导下的根据地采访到众多的记者到达根据地，从揭露日本政府的伪善宣传到揭露日军的残恶暴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抓住了一个共同的特点：事实。这些事实不以偏概全，无虚假谎言，以客观的事实报道了中国抗战状况的点点滴滴。他们所报道的内容批判了邪恶，弘扬了正义，在世界新闻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商务学院文化传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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