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的一天，凉爽的秋风从黄浦江面阵阵掠过，轻风拂面，给人一种难得的惬意。

　　在上海爱文义路的一个弄堂里，时任“左联”党团书记的周扬敲开了另一位“左联”负责人夏衍住所的门。此前，因叛徒出卖，上海中央局经历了第二次大破坏。故而，夏衍、周扬等人均分头隐蔽，联系的频率亦相对降低。当周扬突然出现在夏衍面前时，夏衍还真有些意外。

　　周扬此行，是有一个计划要同夏衍商量。

　　此前，担任“文委”及“文总”党团书记的阳翰笙，曾向周扬建议：“自从冯雪峰走后，好久没有向鲁迅报告工作了，是否近期约个时间一同去向鲁迅报告一次工作。”

　　阳翰笙所说的“冯雪峰走后”，是指一年前江苏省委宣传部的一名干部被捕，刚好宣传部长冯雪峰前往那里有事，被守候的特务抓住。冯雪峰奋力挣扎，侥幸脱险。此事发生后，组织上认为冯雪峰已暴露，继续留在上海工作不安全，因此将其调往中央苏区工作。这年底，冯雪峰便离开了上海。

　　冯雪峰在上海时与鲁迅联系较多，当时“左联”的很多活动都是冯雪峰向鲁迅请示以及通报的。自从冯雪峰走后，这样的联系就中断了，而且时间已近1年。

　　周扬亦认为很有必要与鲁迅作一次沟通，否则长时间不联系，除了不利工作外，还容易产生误会。周扬找夏衍，除了告知阳翰笙的建议外，还希望他先与鲁迅联系一下，约定时间。周扬特地强调了这次去见鲁迅仅阳翰笙、周扬、夏衍3人。

　　夏衍知道欲见鲁迅，当时唯一的地方即内山书店。次日，夏衍只身来到北四川路的内山书店，希望通过书店老板内山完造约见鲁迅。没想到这天正巧鲁迅也来了，于是夏衍便在内山书店转达了周扬的意思。

　　鲁迅表示同意。时间约在下个星期一下午，仍在内山书店见面。

　　到了约定的这天，夏衍便在其住处附近的旧戈登路美琪电影院门口叫了一辆出租车，同时等待周扬和阳翰笙。出乎夏衍意料的是，来的不是两人，而是3人。除了周扬、阳翰笙外，还多了一个田汉。

　　晚年，夏衍在其《懒寻旧梦录》中对当时的这一意外情况曾如此说：

　　“当时我就有一点为难。一是在这之前，我已觉察到鲁迅对田汉有意见，加上田汉是个直性子人，口没遮拦，也许说出使鲁迅不高兴的话来。而我和鲁迅只说了周、阳二人向他报告工作，没有提到田汉。可是已经来了，又有什么办法叫他不去呢?”

　　鲁迅直接给周扬写这封信，用意是很深的。其中虽然是批评芸生的诗，但很多话也是直接说给周扬听的。公允地说，刊物的主编并不能对所有文章负责，也就是说，作者的观点并不代表编者的观点，但作为“左联”刊物，周扬在选稿上还是有教训可吸取的。当然这时鲁迅对周扬的印象总的还是好的，但不久则渐渐变坏。原因是其间发生了一件令鲁迅特别不愉快的事。

　　由此可见夏衍当时即有顾虑，但碍于田汉在场不好多说，于是便一同上了出租车。

　　到了内山书店后，鲁迅已先于他们在里面了。当时书店内有几个日本人在看书。夏衍觉得人多谈话不便，便对鲁迅说：“这儿人多，对面有一个咖啡馆，我们到那边去坐坐吧?”

　　“事先没有约好的地方，我不去。”鲁迅口气有些冷淡。显然鲁迅对此计划中多来一人并不愉快。

　　好在内山先生适时地调解了气氛。他说：“就到后面会客室去坐吧，今天刚好还有一些刚从日本带来的点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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