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朔元年（前128），汉武帝派卫青率3万骑兵出雁门，将军李息出代，进攻匈奴。卫青斩敌数千人。元朔二年（前127），匈奴攻入上谷、渔阳（郡治在今北京密云西南），杀掠吏民。汉武帝命卫青率数万大军从云中（郡治在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沿黄河北岸迅速向西北挺进，一举攻占军事要塞高阙（今内蒙古潮格旗东南），切断了占据河南地的匈奴白羊王、楼烦王所部与匈奴王庭间的联系。随后卫青率军又沿黄河西进，直下陇西（郡治在今甘肃临洮），完成了对白羊王、楼烦王所部的战略包围。匈奴在河南地的防务全线崩溃之后，白羊王、楼烦王只得率残部逃出塞外。卫青以收复河南地的战功，封为长平侯。丧失河南地的匈奴贵族连年率部袭扰汉边境。元朔五年（前124），汉武帝再次派遣卫青出击匈奴。卫青部经朔方（郡治在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南），出高阙，北出边塞六七百里，奔袭匈奴右贤王部成功。卫青在军中被拜为大将军，取得了统率各路诸将的权力。这次战役的胜利，确保了朔方郡的安全，又切断了匈奴单于主力与占据河西地区的休屠王、浑邪王所部的联系。元朔六年（前123），大将军卫青将6将军兵10余万骑在春二月和夏四月两次出定襄击匈奴元狩二年（前121），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领汉军远征。霍去病自陇西出兵，过焉支山（今甘肃山丹东南），西北行千余里，数战数捷，缴获匈奴休屠王祭天金人。同年夏季，又从北地（郡治在今甘肃庆阳西北）出击，逾居延海，南下祁连山，孤军辗转2千余里，在得（今甘肃张掖西北）一带大败匈奴军，斩杀三万二千余人，俘虏匈奴贵族59人，官吏63人。这次战役，沉重地打击了匈奴右部。同年秋，浑邪王杀休屠王，率4万余众降汉。霍去病奉命受降，又在极复杂的情况下，坚定果敢地平定了匈奴部众的内部叛乱，使安置匈奴内附的计划得以成功。汉王朝对匈奴作战的连续胜利，使得西北边境上的威胁基本解除。然而活动于汉王朝北边东部的匈奴左贤王的军队，始终没有遭受过沉重的打击，仍然在右北平（郡治在今内蒙古宁城西南）、定襄（郡治在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北）诸郡侵扰边地。而且匈奴主力退居大漠以北，以其具有飘忽若飞、出没无常的高度机动性方面的优势，依然威胁着汉王朝北部边地的正常的农耕生活。元狩四年（前119），汉武帝又发动了远征匈奴的规模空前的战略大决战。卫青率军从定襄出发，向北直进千余里，战胜匈奴伊稚斜单于的主力，推进到位于阗颜山（在今蒙古杭爱山南端）的赵信城。霍去病率军从代郡（郡治在今河北蔚县东北）出发，轻装疾进，长驱二千余里，在大漠击溃匈奴左贤王的主力，进军至狼居胥山（一说即今蒙古克鲁伦河之北的都图龙山），祭姑衍山（在今蒙古乌兰巴托东南）而还。
这次战役的胜利，使汉王朝在与匈奴的军力对比上占有了优势，一百多年来匈奴骑兵肆虐边地，对中原北边农耕经济造成严重破坏的局面得以扭转。匈奴在军队主力以及人畜资产受到严重损失的情况下继续向北远遁，形成了漠南无王庭的形势。汉军占领了从朔方至于张掖、居延间的大片土地，保障了河西走廊的安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匈奴已经无力向汉王朝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汉与匈奴军事冲突的重心地域，也由东而西，转移到西域方向。黄河流域的农耕民族，终于可以长舒一口气，从此能够安心生产了。对“武皇开边”的批评，历来音声响亮。#2唐代诗人杜甫的名作《兵车行》借“武皇”事迹，批评当时的执政者：“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杜甫虽然是借古讽今，但是诗句也显露出他和他周围的文人阶层对汉武帝战争行为的态度。唐人沈彬有《塞下三首》：塞叶声悲秋欲霜，寒山数点下牛羊。映霞旅雁随疏雨，向碛行人带夕阳。边骑不来沙路失，国恩深后海城荒。胡儿向化新成长，犹自千回问汉王。贵主和亲杀气沉，燕山闲猎鼓鼙音。旗分雪草偷边马，箭入寒云落塞禽。陇月尽牵乡思动，战衣谁寄泪痕深。金钗谩作封侯别，劈破佳人万里心。月冷榆关过雁行，将军寒笛老思乡。贰师骨恨千夫壮，李广魂飞一剑长。戍角就沙催落曰，阴云分碛护飞霜。谁知汉武轻中国，闲夺天山草木荒。“金钗”“佳人”一句，说远征者背后的闺怨，是诗人常用的反战笔法。而“谁知汉武轻中国，闲夺天山草木荒”句，则从根本上否定了战争的意义，认为“中国”的人力财力不宜轻视，而新得疆土则荒凉无用，不值得以战争手段夺取。“阴云”、“落曰”，“乡思”、“泪痕”，“雪草”、“寒笛”，以及所谓“旅雁随疏雨”，“行人带夕阳”等等，总的基调是悲冷的。唐人司马扎的《古边卒思归》，通过农人的切身感受，表达了对汉武帝军事政策的批评：“有田不得耕，身卧辽阳城。梦中稻花香，觉后战血腥。汉武在深殿，唯思廓寰瀛。中原半烽火，比屋皆点行。边土无膏腴，闲地何必争。徒令执耒者，刀下死纵横。”所谓“边土无膏腴，闲地何必争”，是普通百姓的意识，而与身居“深殿”，“唯思廓寰瀛”的帝王不同。
北宋名相王安石的《汉武》诗也涉及汉王朝对匈奴的战争：壮士悲歌出塞频，中原萧瑟半无人。君王不负长陵约，直欲功成赏汉臣。清代学者赵翼曾经注意到，汉武帝任命的三位对匈奴作战的主将卫青、霍去病、李广利，都和汉武帝宠爱的女子有亲属关系。汉高祖刘邦曾经确立没有军功就不能封侯的原则。王安石诗句的意思，汉武帝是为了这三位贵戚得以立功封侯，才发军远征匈奴的。三大将皆出自淫贱苟合，或为奴仆，或为倡优，或以嬖宠进，后皆成大功为名将，此理之不可解者也。——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汉武帝重用的三位将军都因“女宠”，确是事实，但是如果据此以为发动对匈奴战争的动机是针对卫、霍、李的“直欲功成赏汉臣”，则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我们知道，以卫青当时的身份，已经完全可以效法汉景帝封王信那样，不必军功即可封侯。在战争中以军功得封侯，不仅是卫、霍、李们个别人的心愿，也是当时社会普遍的追求。邢义田在《汉代画像中的“射爵射侯图”》一文中考证，汉代画像中普遍出现的挽弓射高树之上猴子的画面，应当理解为“射侯图”。这种画面的出现，“代表了社会各阶层一种共通的愿望。这和汉代镜铭中看到普遍祈求富贵的情形是一致的”。汉代铜镜铭文中类似的语句，有：“宜侯”，“宜侯王”，“宜王侯”，“公侯至”，“为侯王”，“如侯王”，“位至侯王”，“立至公侯”等。汉代铜洗铭文，也常见“宜侯王”字样。铜镜和铜洗都是曰常生活应用最频繁的物品，其铭文的内容天天面对主人，自然也可以看作主人心理的写照。唐人诗作说到边塞战事，常见“觅封侯”的说法。如杜甫《复愁》：“胡虏何曾盛，干戈不肯休。闾阎听小子，谈话觅封侯。”王维《塞上曲》：“塞虏常为敌，边风已报秋。平生多志气，箭底觅封侯。”高适《送兵到蓟北》：“积雪与天迥，屯军连塞愁。谁知此行迈，不为觅封侯。”李端《送彭将军云中觐兄》：“闻说苍鹰守，今朝欲下鞲。因令白马将，兼道觅封侯。”王昌龄的《闺怨》诗更为人们所熟知：“闺中少妇不曾愁，春曰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觅封侯”，其实也是汉武帝时代不少人积极参与对匈奴战事的动机。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举行过一次称作“盐铁会议”的关于基本国策的辩论。两种政见的代表人物就盐铁官营等经济政策和与匈奴和战等外交军事政策进行了激烈的争论。《盐铁论》记录下了当时的情景：批评汉武帝匈奴政策的一派说，当时出击匈奴，“苦师劳众，以略无用之地，立郡沙石之间”，军人苦战，民众辛劳，占领的都是没有用处的土地，在戈壁沙漠设立郡县，不仅难以守卫，还需要从内地输送军需粮草，这种政策，只能看到过失，看不到收益。他们回顾当时战争形势的严峻，“当路结祸，纷?而不解，兵连而不息，边民不解甲弛弩，行
数十年。介胄而耕耘，?而候望，燧燔烽举，丁壮弧弦而出斗，老者超越而入葆。言之足以流涕寒心，则仁者不忍也。”为了备战，老百姓不得不穿戴着甲胄从事耕种，手里握着农具同时承担守备警戒任务，一旦烽火燃起，丁壮立即投入战斗，老者也必须仓惶躲避。所谓“流涕寒心”，“仁者不忍”，体现了儒学以“和”为基点的一种反战情绪。《盐铁论·徭役》中所说“长子不还，父母愁忧，妻子咏叹，愤懑之恨发动于心，慕思之积痛于骨髓”，从“困苦”说到“慕思”，以至“愁忧”“咏叹”甚至“愤懑之恨”，从和平主义的意识出发，表述了当时社会情绪消沉的一面。而《盐铁论·论勇》记录的肯定汉武帝匈奴政策的一方，却以“怯夫有备，其气自倍”，“舞利剑，蹶强弩，以与貉虏骋于中原，一人当百，不足道也”等言辞，赞扬了战时形成的英雄主义精神。“蹶强弩”，又称作“蹶张”，是汉代战争中一种普遍的作战形式。汉代画像中，仍然保留了武士“蹶强弩”的形象。也许我们在分析汉武帝时代与对匈奴作战有关的民众意识时，两个方面都应当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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