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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乐美

1918年6月，伦敦中央刑事法庭开审的一宗诽谤诉讼案，带出一则匪夷所思的谣传：性饥渴的英国妇女被战争夺走了男性伙伴转而成了同性恋。这一事件的焦点集中在奥斯卡·王尔德的戏剧《莎乐美》中。尽管该剧1896年在法国首次上演，随后又被德国作曲家理查·施特劳斯改编成歌剧，但在英国却为戏剧检查官所禁，理由是他认为该剧"一半像圣经，一半像色情作品"。当1918年4月加拿大舞蹈家毛德·阿伦参与了一场《莎乐美》的私人演出的消息传出，哈罗德·斯潘塞（HaroldSpencer）上校在一份名为"警惕"（Vigilant）的下流小报的一个专栏中，发表一篇文章攻击她，该文章有一个惊世骇俗的标题："阴蒂崇祀"。文章中，斯潘塞惊人地宣称，王尔德的戏剧不仅不道德，而且时下的这部作品正是德国人的一项旨在瓦解英国人战时决心的阴谋的一部分。这么一来，阿伦告他诽谤也就应该不足为奇了。

在三天的庭审过程中，一连串荒谬而令人吃惊的场景上演。诺埃尔·彭贝尔通·比林（NoelPembertonBilling），独立国会议员，《警惕》的出版者，坚决捍卫上述文章的真实性。尽管其妻是法国人，他却在法庭上断言英国社会充斥着堕落者和第五纵队，这些人由于"腐败和受到敲诈"而被迫替德国人工作。一个女重婚犯愿意作证，说政府曾授意她引诱彭贝尔通·比林去妓院，以败坏他的名声。他的主要证人斯潘塞上校宣称，他曾在阿尔巴尼亚看到过一本神秘的"黑皮书"，德国人在其中记录了他们可以雇作特务的47000名堕落者的姓名，以及他们聚会的按摩院、澡堂和酒馆的地理位置。他断言，德国间谍利用鸡奸犯、性虐狂和女同性恋者，试图将英国人民带入"遭奴役的境地"。他解释道，他之所以以"阴蒂崇祀"作为其文章的标题，是提醒公众警惕"邪恶女人的圈子"，"天生堕落"的毛德·阿伦是其成员，她们试图以各种手段，诸如提供淫邪的娱乐，削弱英国的力量。

事实上，"黑皮书"并不存在，斯潘塞上校是个十足的疯子，尽管如此，陪审团仍然宣布对彭贝尔通·比林和斯潘塞的诽谤指控不成立，他们的胜利令公众欢欣鼓舞。毛德·阿伦的律师曾以为，对于认为敌人正试图腐化英国社会这一荒谬的看法完全可以一笑了之。而正是战时的性恐惧和性无知具有如此巨大的说服力，证明了他的判断是错误的。

一批历史学家曾断言，以如此之多的手段粉碎维多利亚式的世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势必导致对性和性别的种种传统看法的重估。匪夷所思的毛德·阿伦案始终颇具说服力地提醒人们，战争并没有带来任何彻底而直接的解放传统性风俗的方式。整个欧洲数百万青年男子丧生；许多家庭混乱不堪；宗教信仰衰微。战争以暴力的方式宣告了一个科学、技术和机器化的世界来临。然而，无论在柏林还是伦敦，由于害怕传统性标准不能抵挡这一巨大冲击，一种更为热切的捍卫这些标准的渴望产生出来。其中一个结果就是，警世故事的过量增殖。法国人和英国人不动声色地创作了一连串内容大抵是热衷强暴和摧残无防卫能力者的"匈奴人"（Hun）的残暴故事。然而，正如"黑皮书"轰动一时所表明的那样，两国的道德家则主要紧盯着妇女和年轻人的性问题。对于性别和长幼关系的变换的恐惧，助长了以通奸的妻子、"寻欢作乐的女子"和"战争婴儿"为主题的故事四处泛滥。

当保守人士悲叹道德沦丧时，他们死抓不放的首要观点是：妇女正在利用这种由战争造成的无序状态，将自身从旧有的约束中解放出来。保守人士勉强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战时的经济要求必然使数以千计的妇女作为一种补充力量，投身原先被认为"属于男人"的工作。保守人士反对的是随之而来的、明显的性解放的征候。当妇女从爱德华时代的紧身衣中解脱出来从事种种新工作之时，令保守人士担忧的是，她们将抛弃许多她们本应遵守的道德戒律。

报纸报道说战争的爆发导致了性约束的松懈。在谁也说不清能活多久的境遇中，年轻人为什么要放弃享受性快乐呢？妇女则被说成都迫不及待地投入即将奔赴前线的青年男子的怀中。为了更好地监视那些经常勾引士兵的妓女而组建的妇女监察巡警，发现他们还得与那些看起来似乎染上了"黄卡其军服热"（khakifever）的"浓妆艳抹的女孩"、"寻欢作乐的女郎"和家庭主妇们打交道。士兵们可能从一个职业妓女那里也可能从一个"业余妓女"那里染上性病。在保守人士看来，女人好坏的界线日渐模糊。厌女者甚至指控护士在照看伤兵时谋求色情服务费。鉴于护士--据维拉·布利坦（VeraBrittain）的说法，具有一种"勾引"的天性--不知不觉地总是被作为照看虚弱男子的强壮妇女，即便在最低程度上，这也是性别角色的倒转。

根据官方的报告，战争使家庭生活处于巨大压力之下。1914至1915年，结婚人数的骤增很难让人安心。事实很快表明，匆忙结成的婚姻，通常难以承受长期分居而造成的紧张。而在战争临近结束时，离婚率则飙升。例如，在法国，离婚个案从1909至1913年的15000例骤增至1923年的40000例。长期分离后重修旧好的种种困难是绝大多数离婚个案的罪魁祸首，但道德家则注重这种看法，即，当丈夫在前线英勇地冒死作战时，妻子却背叛了他。不忠现象是如此普遍，以致几乎成了可笑的事情。在中欧，有这么一个故事：一个电影院经理警告其观众，一个告假的全副武装的骑兵正准备进入戏院，以搜寻他的妻子和情人，结果立刻有23对男女逃之夭夭。女人们背叛丈夫，与那些因不适合服兵役而留在家里的男人勾勾搭搭，已是恶劣得可以。英国报纸抱怨说，妇女们还同收入高的美国军人勾搭。在德国，政府因发现有妇女与战俘交往而愤怒异常。尽管如此，当殖民势力将非洲裔的士兵带进欧洲时，民族主义者才算真正遭遇到了最可怕的噩梦。种族主义者认为，正是这种兵源补充造成了对"白肉"（whitemeat）的天然嗜好，他们还为欧洲妇女变态渴求这类艳遇以及与之相关的可卡因和吗啡而感到悲哀。英国和德国的种族主义者歇斯底里地公开指责道，法属塞内加尔军队根据凡尔赛条约驻扎在莱茵兰地区不啻是对强奸的一种鼓励。

私生子比例升高，被一批忧心忡忡的人当作不忠妇女人数增多的证据。德国私生子的比例从1913年的9.77%上升至1918年的13.10%。在英国，评论家也指出，到1915年，私生子的出生率将飙升。《盾报》（theShield）报道，"战争婴儿"（其含义就是私生子）多由年轻女子所生，其死亡率是正常情况的两倍。即便私生子比例并未升高，这也是许多妇女借助于堕胎的结果。在法国，据称有许多因遭德国人强暴而怀孕的妇女想要堕胎，这甚至使那些保守人士也为这种形式的堕胎辩护，说它确是那些他们眼中的"战争受害者"解除自身痛苦的适当方式。那些只是因为不想有孩子而中止妊娠的妇女，被医生和教士指责为"种族自杀"的帮凶。这种对妇女背叛其国家、其性别的挥之不去的幻想性成见，最终合乎逻辑地导致"女同性恋间谍"之类想法的出现。在英国，这些幻想的产物便是斯潘塞上校一手编造的所谓"黑皮书"和毛德·阿伦同性恋崇祀的故事。此公无疑部分地受到这样一个事实的刺激，即1917年10月15日，法国政府处决了玛塔·哈里（MataHari）荷兰舞女、名妓。出生于殷实帽商之家，曾受高等教育。1905年在巴黎当舞女，因美貌动人，会跳东印度舞蹈，尤其是可以当众一丝不挂，趋之者甚众。1917年2月13日在巴黎以德国间谍罪被捕，7月25日由法国军事法庭判处死刑。但至于其是否德国间谍，现在尚无定论。--译注，原因据称是此人参与一系列性狂欢，以此为德国人刺探情报。

男性评论家将其性恐惧投射给妇女是不足为怪的，但是，在战火纷飞之际，令人不安的证据表明，身处前线的男子同样成为不道德的欲望的牺牲品。战争及其造成的种种牺牲，从一开始就被许多人看作是疗救现代物质主义的解毒药而受到欢迎。作战双方的国家主义者将这场战争视作一次真正的男子汉气概的测试，他们号召青年男子展现自身的勇敢、坚定和自我牺牲的男性美德。那些担忧性别界线日渐模糊的人相信，战争将使两性回归各自的"自然"角色。雄赳赳的男人前去战斗；妇女们则看守家园。男人们有机会摆脱女人烦人的干扰，可以在军队中找到质朴而良好的同志友情。军队操练他们，剪去他们的头发，给他们套上军服，让他们团结一心，让他们看起来更壮硕、更强大。流行报刊将国家的"男人们"说成是有力而阳刚的武士；而敌人则是怯懦迟疑的堕落者。于是同盟国说皇帝"强暴"比利时，一个法国性学教授可以一本正经地告诉他的读者，研究表明，法国人和德国人有天生的性虐待的嗜好。英国的宣传机构称德国人为"匈奴"--亚洲的野兽，喜欢割下无助妇女的乳房。英国人历来将淫邪行为的传播归罪于同欧洲大陆尤其是法国的接触。于是，英国人一再谈论法国式的接吻、法国式的书信等等。然而，当法国成为其战时盟国，盎格鲁·撒克逊人则开始攻击德国人，说他们是危险的"性另类"。至于法国人，则认为其绝大部分的邻国比他们自己更具同性恋倾向，比如，他们提到了意大利人的邪恶和阿拉伯人的风俗。他们一贯将英国的公共学校，连同其仪式性拍打惯例视做性虐待和受虐狂的温床，但在战时其言论又不得不谨慎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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