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吧，”在莫斯科国际《纪念》协会简陋的会议室里，谈兴正浓的罗津斯基教授说，“当年滨海边疆区有个官迷心窍的家伙——叫什么名字我一时想不起来了——为了往上爬，昧着良心把两千多名中国人打成日本间谍。间谍罪就是死罪。名单上报后，莫斯科甚感满意，便电告他去莫斯科接受嘉奖。孰料，一听说让他去莫斯科，这家伙反被吓破了胆，多年的职业生涯告诉他，去莫斯科是条不归路，不去也在劫难逃。他当然知道，干了这样伤天害理的勾当，莫斯科岂能留下活口?为了活命，只有一条路可走——跑。于是，他提着箱子，装着远东防御图，投靠了日本人。在日本当了顾问。日本投降前夕，被日本人杀掉灭口了。这应了那句老话：恶有恶报。”

　　阿尔谢尼·鲍里索维奇·罗津斯基是“纪念”协会的创始人和现任理事会主席。这天，他为中国客人介绍苏联远东地区中国人遭受政治迫害的情况。话题有些沉重。

　　笔者很想知道这位官迷心窍的迫害狂到底是谁，遂请罗津斯基的同事为我提供一些文字资料。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罗津斯基说的那个人我没有查到。但类似的人至少找到了两个：一个是1937年时任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滨海边疆区局局长的季明特曼(М.Диментман)，另一个是时任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滨海边疆局三处(亦称中国处)处长的边防军上尉约瑟夫·利霍德泽耶夫斯基(ИосифЛиходзеевский)，是他们两人领导了那年秋天滨海边疆区镇压中国人的“中国行动”。

　　在1937年12月29日夜、1938年2月22日和3月29日夜的三次行动中，分别有853名、2005名和3082名中国人被抓捕，计为5940人。抓人总得有个罪名。但严刑拷打致死100多人也掏不出个口供，因为他们根本不懂俄语，更不知道为何被捕，因何受刑。下属无奈，遂问计约瑟夫处长。处座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张口就给所有被捕的中国人定了个“间谍罪”。罪名是有了，但如何让活着的5840人都承认罪名仍是个难题。还是这位处座智商过人，先靠刑讯逼供迫使一个懂点俄语的人招认自己是“日本间谍”，再让这个人代替其他中国人集体“招认”。于是乎先开列了一个750人的“间谍”名单，上报给哈巴罗夫斯克的“三人小组”注1。“三堂会审”的结论是一律枪决(奥格涅夫斯基А.Огневский：符拉迪沃斯托克《每日新闻报》)。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杀人不眨眼的利霍德泽耶夫斯基也于1938年被捕，1940年被枪决。即使在1995年的平反审查中，太平洋舰队军事检察官仍然坚持拒绝为之平反的结论。可见，天理不容!

　　类似的情况在西西伯利亚北部也发生过。一本名为《检察官之死》(Казньпрокурора)的书中披露，在1938年2-3月和1931-1933年间进入苏联的全部男性中国人和朝鲜人统统被逮捕，他们都是切尔诺格尔斯克煤矿的工人，总数达700人。许多人不懂俄语，不知道因何被捕。地方内务人民委员部就诱迫他们在事先准备好的诉状上按个手印，就算承认自己是“日本间谍”了，说是预谋在日本进攻苏联时推翻苏维埃政权。这样的罪名，当然是死刑。

　　看了“纪念”协会提供的资料，夜不能寐。原来，在被卷入苏维埃政治绞肉机里的3000万苏联人中，除俄罗斯人，还有10个少数民族的250万人，其中旅苏中国人是受害“重灾区”之一，尤其是居住在苏联远东和西伯利亚的中国人，我们的同胞。他们被抓捕和屠杀仅仅因为民族属性，仅仅因为苏联当局认为他们是苏维埃政权“潜在的不忠诚分子”。

　　对苏联历史多少有些了解的人都知道，无论在“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日子里，在国内战争和卫国战争的战场上，还是在战后重建时期的建筑工地上、矿场上和集体农庄的田野里，都有中国人的身影。许多人只知道列宁的护卫队是由拉脱维亚水兵组成的，却不知道在这个200人的护卫队里有70名中国战士。“他们忠诚可靠，吃苦耐劳，毫不妥协，纪律严明，不偷不抢。”

　　在国内战争期间，苏维埃政权怀疑中国人是“潜在的反苏分子”，而白军认为中国人是苏维埃政权的“天然支持者”，所以中国人两面受害。例如，1918年10月，斯科罗帕德斯克政府下令逮捕所有被怀疑与布尔什维克有联系的中国人。在基辅两周内就逮捕了80名中国人。类似情况还发生在普里德涅斯特维耶。白军迫害的结果是，500多名中国人参加了亚基尔·约纳·埃马努伊洛维奇(ЯкирИонаЭммануилович)领导的红军。

据《中国军团——参与1917-1921年乌克兰革命事件的中国人》(>，монографиякан-дидатаисторическихнаукНиколаяКапенко，изд-ательствоЛуганского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Универс-итета>)一书记载：参加苏联红军的外国人总共超过30万，其中中国人位居第二，达6万，而这其中2.1万人在乌克兰作战。1919年10月1日-15日第46步兵师狙击队组建了中国连，“战斗情绪高涨，组织纪律严明，指挥员素质好”。

　　许多中国人牺牲在卫国战争的战场上，许多中国人为保卫苏维埃国家立下不朽的功勋。例如，1942年为了给德国占领者制造困难，顿巴斯矿工Шан-Чжэнь(尚震)只身炸毁18座矿井并带领家人冲出包围圈安全撤离。1946年战后重建时被授予“顿巴斯煤矿重建”奖章和列宁勋章。在克拉斯诺顿，共产党员Фу-ШунжИванАндреевич(傅顺-伊万·安德烈耶维奇)因在德寇占领期间为保护和转移国家重要资产于1947年荣获列宁勋章。

　　当然，苏联人民没有忘记他们，正如莫斯科红场无名烈士墓的座右铭那样：“没有人被忘记，没有什么被忘记。”

　　在乌克兰卢甘斯克的“革命烈士墓”石碑上有5个当地人不太熟悉的名字：刘发(Лю-ФаВ.)注2、刘沙(Лю-ШаМ.)、王沙浴(Ван-Ша-ЮИ.)、李浩有(Ли-Хо-ЮС.)、米沙·祁(Ми-Ша-ЦиМ.)。关于他们的英雄事迹，有这样一段记载：中国营(450人)攻入村庄后，在激战中被包围和俘虏……三天后红军再次占领该村，发现所有被俘中国官兵都被枪杀。他们的尸体被挂在电线杆和树枝上，留下严刑拷打的血迹。许多人被开膛破肚，挖掉双眼，割掉舌头。牺牲的中国士兵超过200人，包括营长武二虎(УЭр-ху)——这不是他的真名实姓，但他是以这个名字于1917年末在基辅省参加红军的。

　　卢甘斯克镇上还有一块写着“向在国内战争中牺牲的烈士致敬”的纪念碑，那里也埋葬着中国人(人数不详)。

　　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烈士的鲜血和汗水并未能使数以十万计的旅苏中国人免遭严酷的政治迫害。从上世纪20年代起，持续整个30年代，到1937-1939年的顶峰时期，难以数计的中国人被以“潜在的不忠诚分子”、“反苏分子”、“人民的敌人”、“间谍特务”等罪名投入监牢和集中营，强行驱逐出远东和西伯利亚，其中数千人被无辜枪杀。已知的受害者名单表明，对旅苏中国人的迫害遍及苏联各地。事实上，在受害者当中没有一个所谓“阶级异己分子”，绝大多数是普通老百姓，不识俄文字母表的文盲，与政治毫不沾边的非党人士。他们受迫害仅仅因为他们是中国人。

　　20年代对中国人的迫害还延伸到对旅居苏联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迫害，大多数被打成“中国托派分子”。例如，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检察院1937年12月3日判处广州人Чжан-Вен-Зун(张文忠)，1926年入党的联共(布)党员、列宁格勒州“红色东方”集体农庄主席死刑并执行枪决。同年被捕并于次年被枪决的中文报《工人之路》主编ЧжоуДавэнь(周达文，俄文名Чугунов)。就连李立三等中共领导人也未能幸免。

　　中国学者和留学生也因为对某些左倾观点持批判态度而被称为“尾巴主义者”或者“沙俄走狗”。1937-1938年间，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东方研究中心工作的所有中国学者都受到政治迫害。被枪决的人中有列宁格勒东方学院副教授ФуМин(傅明)，被捕的有ГоШаотан(郭少堂，俄文名КрымовА.Г.)。一份调查报告证实，“在被迫害者当中有ДунИсян(董一祥)、МаЮаньшэн(马云生)、ЧжоуДавэнь(周达文)、ЧэньЮй(陈玉)、ЮйСюсун(于秀松)、ЮСинчао(于新超)、ХуСяо(胡晓)等，其中只有МаЮаньшэн(马云生)和ЧэньЮй(陈玉)得以逃脱死刑。在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的民族殖民问题科学研究院留学生名单中有被宣布为日本特务的北满党支部书记МаИн(马英，又名马玉清)、研究生ЧэньВэйи(陈唯一)等。

　　《熊与龙——俄罗斯和中国在20世纪的友好与敌视、合作与竞争》注3一书作者弗拉基米尔·巴图罗夫这样写道：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伊始，莫斯科就做出了实质上的犯罪决定。就在“九一八”事变前夕，《真理报》发表了一篇关于所谓远东日本间谍活动的长篇文章，实际上发出了迫害旅苏中国人、“哈尔滨人”注4和朝鲜人的信号。而“日本间谍嫌疑”逮捕浪潮却是从远离苏中边界数百公里的内地开始的。

　　例如，2004年在《雅库特报》(>)上曾发表列昂尼德·阿法纳西耶维奇·拉奇科夫(ЛеонидАфанасьевичЛачков)，一位上了年纪的俄罗斯人的信，信中写道：“行动定于1937年7月25日20点。参加行动的有内务人民委员部和警察部队。由苏联人民委员部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局长卡鲁谢林(И.Каруселин)和地方警察局长科罗利克(ГА.Королик)统一领导。”

　　地图告诉我们，雅库特与哈巴罗夫斯克相距1600公里，根本不在远东，更谈不上“威胁边境安全”。

　　信中还说：科罗利克和警察摧毁了他们的土窑，没收了全部财产。“我们当时都是孩子，瞠目结舌地看着红军和警察拆毁土窑，把中国人赶出来，把东西装上马车拉走。看着红军和警察深夜里把中国人从被窝里拉出来，只穿内衣，双手被绑起来。警察却兴高采烈地喝着没收来的酒。到早晨，所有被逮捕的中国人被带到军队驻地，设岗看守，随后又都在一夜之间消失，不知去向”。

　　这封信还说，许多中国人擅长蔬菜种植。有幸获得苏联国籍的中国人，其劳动手册上的职业栏都写着“菜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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