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信仰、神话和理性》，鲁惟一著，王浩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6月第一版，35.00元

　　英国汉学家鲁惟一（Michael　Loewe）教授的《汉代的信仰、神话和理性》（
Faith,Myth　and　Reason in　Han　China,　Indianapolis/Cambridge: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2005；王浩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一书其实可以当做一部深入浅出、举重若轻的汉代思想史论著来读：正如书名所显示的那样，它所讨论的话题是汉代思想史论著中一般都要讨论的。

　　在读此书时，我们很容易会联想起主题类似或相关的另外几种中文论著，比如顾颉刚的《秦汉的方士和儒生》（1935
年上海亚细亚书局出版时题为《汉代学术史略》，1955年上海群联出版社重版时改此名，又有199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本）、李泽厚的《秦汉思想简议》（原载《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又收入其《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和金春峰的《两汉思想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2月修订第3版）。顾书指出，汉代人的思想世界是由儒家思想和阴阳五行学说这两条主线交织而成；李文认为，秦汉思想是道、法、阴阳、儒家的合流，尤其以用阴阳五行来建构宇宙论为特色；金书主张，“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儒家经学哲学是汉代思想的主体。

　　在此书中，鲁惟一教授为我们描述了汉代人在面对人生、社会和自然的各种问题时所怀有的四种心态：自然主义、人文主义、权威主义和理性主义，亦即道家、儒家、法家和王充所代表的立场（第一章）。我们看到，汉代人好奇而又小心翼翼地关注自己置身于其中的自然的秩序（第四章）、宇宙和天的形状（第五章）、大地及其生物（第六章）以及它们的周期性变化（第七章），把各种变化视为对自己的日常生活具有某种启示意义的征兆和奇迹（第八章），认为可以采用占卜和巫术之类的手段发现和利用这些变化（第九、十章）；汉代人从实践和观念两个方面探索并确立了皇帝和政府的职能（第十三、十四章），强调用法律、礼乐和经典来引导、规范人的思想和行为，促进个人乃至社会的和谐发展（第十五、十六章）；汉代人还信仰来生和各种神灵（第二、三章），并试图通过各种礼仪活动与之沟通（第十一、十二章）……应当说，汉代人的思想世界是纷繁复杂的，但其基本结构大致不出上述四种心态或立场。

　　在文风上，此书与顾颉刚先生的《秦汉的方士和儒生》似乎更为接近：两位作者把汉代人的思想世界及其来龙去脉条分缕析、生动形象地向我们娓娓道来，尤其是在涉及某些重要人物或事件——比如汉武帝及其求仙和祭祀活动（参见顾书第五章和此书第十、十二章）——时，作者俨然是在向读者讲述一个个仿佛令人身临其境的有趣故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顾书本来就是其授课讲义（参见顾书序）；而鲁惟一教授写作此书，则是试图从总体上呈现秦汉时期的宗教和知识背景，尤其是“为非专业的读者们描述秦汉时期的文化氛围”（原序）。

　　当然，作者的学术素养才是造就如此明白晓畅之文风的根本原因。鲁惟一教授自求学时期即钻研中国历史，尤其是汉代历史，已撰有多种关于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化的论著，其中如《汉代行政记录》（Records　of　Han　administration，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7；reprinted　London：RoutledgeCurzon，2002；于振波、车今花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及其主编《中国古代典籍导读》（Early　Chinese　Texts:a　Bibliographical
Guide，Berkeley：the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Early　Chinaand　the　In　stitute　of
East　AsianS　tudi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93；李学勤等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与崔瑞德（Denis　Twitchett）合编《剑桥中国秦汉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ume　I:the　Ch’in　and　Han　Empires,221B.C.-A.D.22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杨品泉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年），也是中国学者了解较多的名著。正是因为有如此深厚的学术积淀，他在探讨汉代思想史的众多论题时才会显得那么游刃有余、轻松自如。

　　不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此书文风的明白晓畅并没有掩盖它对先秦两汉思想和历史本身的诸多洞见。比如，我们都知道，刘向、刘歆父子对当时官方所藏图书的整理和著录工作，是中国古代文化和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作为刘氏父子工作成果的《别录》和《七略》，原书虽然久已亡佚，但其主要内容则被保存在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中，后人想要了解先秦两汉的典籍流布和学术传承，必须要研读《汉书·艺文志》，《汉书·艺文志》也因此成为历代学者“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经典之作。然而，鲁惟一教授却在书中指出，当我们使用“道家”、“儒家”、“法家”之类的术语来讨论先秦两汉的思想史时，应该思考两个问题：第一，司马谈所论六家或《汉书·艺文志》所论十家不一定是自先秦就一直实际存在，而是汉代人设想出来的；与此相关，第二，某些图书被归在某家之下，很有可能是出于实际操作上的原因，而并非基于学术本身的考虑。因此：

　　由于所有这些局限，中国学者接受了刘氏父子著作中所遵循的分类，这已经成了他们的一种传统惯例：在很多情况下，他们把这些类目回溯性地应用于大量的中国文献中。结果在这种意义上是错误的：他们在根据一个或许并不适用于早期中国著作的标准强行分类。（原书7-8页，中译本
8-9页）

　　这种推论和提醒显然是有其合理性的：“六家”和“十家”的差别本身或许就足以表明它们只是汉代学者的“回溯性”构想了。

　　又如，对于在中国历史上饱受非议的秦始皇和王莽及其政权，此书也令人信服地论证了它们对中华帝国的不应被忽略的独特贡献。在中国历史上，对皇权实践和观念的认同是中华帝国得以延续近两千年的重要支柱之一，然而：

　　具有足够讽刺意味的是，皇权的某些基本要素在很大程度上是从两个短命的、引起过巨大争议的政权——秦王朝和王莽的新朝——的原则中演化而来的。从这两个王朝的首创之功中汲取力量的后继者们却经常心怀轻蔑和憎恨地看待它们。（原书144页，中译本162页）

　　秦帝国是通过军事征服而建立的，又因暴政而迅速崩溃，但它在皇权的尊贵及其对有效的政教、法纪以及组织管理的依赖方面还是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汉朝建立之初其实就在多方面延续了秦帝国的成规；而在西汉时期，吕后专权（前188-前180）、巫蛊之祸（前91）、刘贺被废（前74）等事件表明了皇权还很容易受到挑战，但自武帝开始，由于皇帝的宗教实践以及政治家和哲学家的相关解释，皇权的神圣性和权威性逐渐才得到加强。可以说，从秦朝到两汉之际，皇权经历了从依赖武力到依靠信仰和理论、从通过军事力量夺取控制权到借助宗教支持而实施管理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秦始皇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对于王莽，鲁惟一教授认为，王莽对国家祭仪的改革以及将其与皇权联系起来而给中华帝国留下了恒久的遗产（参见第十二、十三章）。

　　类似这样颇具启示意义的灼见，我们在书中会时有发现。它们与明白晓畅的文风、丰富多彩的考古资料（如第五章论述天文学、第十一章论述丧葬仪式时所引证）以及书后的注释、术语表等附录材料（“专业”读者对这些附录材料也许会更感兴趣）可以说是相得益彰，从而令我们意识到：写这么一本给大家看的小书，还真的非鲁惟一教授这样的“大家”不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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