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篡汉　　秦朝“享国”十四年，如此短暂的王朝给继任者西汉带来不少经验教训吧？相信西汉统治者也会以秦的短命来恪守自己的行为，以及统治国家的方法。　　秦灭亡对西汉有何教训　　秦代短折，其基层控制模式不健全是重要原因之一，其里行政职能结构的不完善，是其主要缺失，体现在只有从上而下的控制，忽视打击底层自发的自治，将乡里父老等乡贤的活动空间压到最低。　　上期《重读乡贤》中我们已经指出，但当编户生产生活上出现实际困难时，仅靠国家层面的救助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在这种情况下，自发性邻里自治的重要作用便凸显出来了。　　婚、丧、嫁、娶及祭祀等活动不是靠一家人能够完成的，必须靠里部民众互相帮助才能完成，离开了邻里自治行为，这些基本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麻烦便无法解决。　　但是秦代邻里自治因素因受专制君主的打压而表现微弱。秦国受法家思想的影响，邻里自治表现得很微弱，在古代的生产生活条件下，这必然导致基层生活的断裂和不可持续，这是秦亡国的因素之一。　　而且，不为此用，则为彼用。秦代以法治国，三老不为政府所设，但这一名号却沿用下来，成为地方上乡贤父老人物的称号，他们在受到秦政府打压后，在秦末战争中对于瓦解秦的统治起相当重要的作用。　　秦代的速亡，地方上乡贤父老人物是催化剂，父老群体是秦亡汉兴的中心力量之一。秦代农民起义第一人陈涉应当是里吏，陈涉、吴广在被征发服役之前在里中的职位应不低于伍长。刘邦自己就是乡吏——亭长。陈平是社宰，是里吏。汉初武装集团成员不下少数当是里吏，里吏有驾驭乡里编户民的权力，里吏接受亭长的领导。比如沛县的里吏是构成刘邦军事集团的主要依靠力量，形成刘邦起事时基本人员序列：部分县廷吏、亭长、里吏、普通编户民，组成西汉新生政权的成员有很大一部分当是里吏。　　刘邦深知乡贤父老势力在民间的巨大影响力和反秦战争中的巨大作用，于是在汉立国之初，急于将乡贤父老纳入到政府的控制范围中来。　　高祖二年下诏：“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复勿徭戍……”　　三老制的目的在于弥补秦代的教化空缺，把教化确立为基层乡部行政职能的首要任务。　　汉代的三老是民不是吏，但又具有“非吏而得吏比”的身份。故而三老在乡中有着重要的地位，而且政府于乡三老中间还可以择一人为县三老，“与县令丞以事相教”，对百姓而言是一种莫大的荣耀。　　而国家通过对三老的选择权将这一名号控制在政府手中，成为政府间接控制地方的工具，但汉代三老仍然是民间势力的代表人物，是刘邦将乡贤父老纳入政府体系的尝试。　　三老作为乡贤拥有了官方和民间的双重身份，通常由地方上道德声望卓著的耆老或致仕还乡的官员担任。　　三老的职责是教化乡民为善，若有“孝子顺孙，贞女义妇，让财救患，及学士为民法式者”，要“扁表其门”，以示荣耀；汉帝要求三老“劝导乡里，助成风化”。　　乡中出现争讼问题首先会被认为是教化不到位的结果，发生在亲属之间的诉讼更是如此。如果发生，三老还要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　　除了教化，乡贤父老还担当其他民间自治任务。　　祭祀在古人的日常生活、精神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秦汉各个阶层人民参加祭祀活动已经构成他们平日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秦汉里部有重要影响的祭祀自治主要包括社祭、求雨、止雨等祭祀活动。　　但是一家五口的年收入除去田税、基本生活花费等之外，春、秋两次祭祀还需三百钱。这无疑加重了编户齐民的经济负担。乡里民众社祭时上演不同节目，有鼓舞乐伴奏、演出道具、歌舞统一服装等，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为了主持祭祀和筹措祭祀资金。一种叫“父老单”的自治团体应运而生。　　父老单是一种组织结构完整的自治团体，有着健全的领导机构。父老单的领导人称作“单祭尊”，俗语也有称“大尊”。　　单祭尊由里内长老充任，出任祭尊的人选多数从免老的编户齐民中遴选，可能少数有致仕官吏充任。　　父老单是里部自治团体，其重要职责就是有由祭尊，父老等主持、负责里部的社祭、求雨、止雨等祭祀活动。祭尊主事社祭，德高望重，借助他在里中的影响，由他牵头倡导，父老单从中组织，富户自愿募捐，购买田产，解决祭祀花费问题。　　刘邦把乡贤父老以三老制度纳入政府可控制序列，形成国家的一项重要制度。在经历了孝惠、吕后二代，收到了相当好的政治效果。汉初经济恢复迅速，基层社会秩序稳定。至孝惠帝时，又把孝者、悌者、力田纳入乡官系统，但还没有形成国家制度。文帝在刘邦确立三老制的基础上，又模仿三老制建立了“孝悌制”，其目的也在于广教化，即“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此后孝悌制和三老制一直并存。　　孝悌制在底层社会的体现，就是另一个官府引导下的民间自治组织——“孝悌单”的出现。与“父老单”类似，孝悌单内部同样有一套组织机构。其领导和工作人员配置和“父老单”组织机构人员设置惊人的相似。孝悌单的负责人也称作“祭尊”。　　但这个有组织，领导机构健全的自治团体，与“父老单”不同之处在于，它是一种宗法性团体。“祭尊”由宗族长担任，孝悌单的成员，包括本宗族所有守法男性成员。建立“孝悌单”的目的，在于通过祭尊督促调动其家族成员接受孝文化。形成遵循孝文化的乡贤家族。　　“汉代以孝治天下”，“孝悌单”自治组织在基层乡里的普遍设立，是汉朝以孝治天下最重要的措施之一。孝悌制的推行，强化了家族成员学习《孝经》和践行孝文化的积极主动性。　　“父老单”和“孝悌单”是里部设立的自治机构，还承担有自治性教化职能，自发组织单内成员闲暇时研习教化，自觉配合里行政教化职能，推行乡里的意识形态建设。　　教化属于思想控制，是行政控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和单纯的强制性行政控制，即用代表国家行政权力的军队、监狱、法律、法规等暴力严酷手段大异其趣。权力行政控制表现出强硬的刚性，容易加剧官吏阶层和普通编户民之间的对抗性矛盾，引发社会动乱。而思想控制则为软控制，属于精神层面控制。　　汉代对乡贤父老和乡贤家族的重视和引导，沿袭了周代家族式文化管理特征，使用家族共享的信仰和价值观来对编户民实施控制。一旦教化深入人心，沉淀为共同文化心理，以“父老单”、“孝悌单”为代表的乡贤控制下的民间自治组织就就对民众个体行为起着强烈的引导作用和组织作用，从而收到长治久安的治民功效。　　西汉为什么灭亡　　西汉灭亡的根本原因，是它的外戚政治。外戚在西汉长期专政，是皇帝依靠的主要力量。汉高祖刘邦的皇后吕雉，就在高祖死后专权，几乎要让江山改姓，若不是被意外铲除，西汉的历史，可能比秦朝长不了多少。　　西汉后期，政治日益腐败，土地兼并成风，社会动荡不安。面对这种形势，有不少人向朝廷提出解决危机的办法。汉哀帝时，大司马师丹针对当时豪富吏民訾数巨万，而贫弱愈困的现象，提出对贵族豪富占田及奴婢的数量加以限制。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提出详尽的措施：从诸侯王到吏民百姓，拥有田产最多不能超过三十顷；占有奴婢的数量，诸侯王不得超过二百人，列侯、公主不得超过一百人，关内侯、吏民百姓不得超过三十人；富商大贾不得做官、不得拥有田产；田产、奴婢数量超过以上限制者，一律没收入官；官奴婢年在五十岁以上者，可以免为庶人。由于当时绝大多数豪强地主、贵族官僚都早已超过最高限额，因不愿放弃自身利益，所以这个建议刚一提出，即被束之高阁，成为一纸空文。　　切中时弊的建议无法实施，荒诞、迷信的理论蔓延起来。汉成帝时，齐人甘忠宣扬汉代将终，应当改朝换代，甘忠以假鬼神罔上惑众的罪名下狱病死。甘忠的弟子夏贺良又提出汉历中衰，当更受命的理论，他对汉哀帝说：成帝不应天命，所以绝嗣。现陛下久病不起，灾异屡现，正是上天对世人的警告。为了延年益寿，生育子女，杜绝洪水灾异，应当更改年号。　　内外交困的汉哀帝，在黄门侍郎李寻、司隶校尉解光等人的怂恿下，将这种作法当成救命的稻草，宣布再受命，主要内容包括：改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 为太初元将元年，改号为陈圣刘太平皇帝，一个多月以后，汉哀帝的病情没有好转，却发现夏贺良与李寻、解光等人串通勾结，企图罢退丞相、御史，以李寻、解光辅政，进而控制政权，遂将夏贺良下狱处死，李寻、解光也被流徙到边郡。　　此时的刘姓皇统在社会上、包括一部分官僚地主中，已经失去威望。外戚世家出身的王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迅速崛起，王莽不受新野田而上书颂其功德者竟达48700人，各地方官吏也不断向王莽献祥瑞，为其制造代汉的舆论。王莽就在地主官僚的拥护下，由"安汉公"到"假皇帝"，终于在公元8年十二月，自立为皇帝，改国号为"新"，西汉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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