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2月29日(戊寅年冬月初八)，汪精卫发表“艳电”公开叛国投日。史学家们对汪精卫的汉奸罪认识较为一致，唯在当汉奸的动机上看法各有不同。一是对权力的追求，即所谓“领袖欲”;二是贪生怕死，患了“恐日症”和软骨症 ;三是与蒋介石达成默契，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中国无论是胜是败都不至于亡国 ;四是确信中国打不赢日本，迟和不如早和，反而主动 ;五是一贯亲日，死心塌地投靠日本 ;六是与蒋介石内斗失利，负气出走铸成大错，只好一错到底。

　　这六种动机，最为恶劣的是第五种，最不可能的是第二种。想当年汪精卫谋刺清摄政王事败被捕入狱，尝作诗“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其大义凛然，可与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的《正气歌》并美于世。说他是贪生怕死之徒，实在毫无根据，也不令人信服……

　　在沦陷区，民间曾流传过这样的故事：汪赴日和谈前夕，交卫士一把手枪，“如看到我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即拔枪把我打死!”这个故事不论是真是假，都说明“怕死”是站不住脚的。他要是坐在大后方跟着大伙儿高喊抗战，则中国是赢是输，总也轮不到他汪精卫有生命之虞。倒是他选择的那条路，处处埋伏着杀机、险情，非软骨者敢走。第五种也难以成立。汪精卫固然亲日，但毕竟是中国人。他的日本情结，与孙中山一样，源自在日本宣传革命、组建同盟会的经历。这种亲日情结，不但汪氏有，蒋介石也有，其他国民党元老也几乎都有。汪氏的亲日，为他对日议和提供了坚实的背景，却未见得一定要站到日本的立场上，死心塌地与中国为敌。否则，他完全可以“代表中国”向日本投降，至少也可以最大限度地出卖中国的利益、主权，而不至于跟日本讨价还价，力争中国的领土完整、要日本无条件撤兵。从最基本的人性角度来说，仇恨自己民族的人实在反常和罕见。也许汪精卫正好是这种人，但没有充分有力的证据。

　　至于“负气出走铸成大错”，从他秘密出走河内，到成立南京政府的整个过程来看，其周密和审慎，绝非起于一时的意气用事。他到河内发出主和的“艳电”，仍不是没有退路，蒋介石派人送来护照和经费，希望他到欧洲游历，或干脆回重庆再任要职，可以说是仁至义尽，实在劝不回头才让特务暗杀。就算是出于负气，如果没有深思熟虑作底，亦即没有其他更深刻的动机，断不至如此。而“领袖欲”，他已贵为国民党副总裁，其言行举止足以影响中国的政局。他一生几经浮沉，深知政治的无常，战乱中的领袖尤其难为和难当。就在他离开重庆前不久，和蒋介石最后一起用餐时，他还提出要对南京、上海的失守负责，国民政府应总辞以谢罪天下。蒋忿极，认为这才是最不负责任的行为，起身拂袖而去。汪氏与其说是“领袖欲”，还不如说是“表现欲”，即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气概，向世人表明他要不顾一切救民于水火。这与他当年谋刺清摄政王的行为动机是一致的。

　　第三和第四种动机，两相比较，“默契说”太牵强，不合整个事件发生和发展的逻辑。最能说得过去的是第四种动机，即固信中国抗战难以取胜，不如早和，以争取主动，免遭更大的损失。当时的情况是，东北早已为关东军所据，成立“满洲国”;蒙古建立了独立的亲日政权;华北经过“特殊化”自治阶段，亦被日军占领 ;华东、华中和华南，除长沙以外的几乎所有大城市皆沦为敌手 ;中国的海上通道全部被封锁;国军精锐部队在抗战初始就已经将老本拼光，中国军队无论从装备、素质、供养等方面皆远不及日军，中国正规士兵对日本兵的战斗力是三敌一;国共两党既合作又矛盾重重，暗伏着将来决一死战的危局;苏俄及西方自由世界对中日战争持观望态度，英美各国即使参战，似乎也难以抵挡穷凶极恶的日军攻势，中国是孤立无援地对付日本;中国社会结构涣散，国库空虚，前清及军阀混战时欠下的大量赔款、债务无力偿还，经济随时可能崩溃……总而言之，“它很像是一个重量级拳师与一个羽量级拳师比赛……这次的战争，中国不能打，也不应该打。但是，却不能不打，由于被日本逼迫得别无选择。”(黎东方：《细说抗战》)

　　汪精卫在对日议和中，其个人表现的勇气和一定的原则性，连日方都为之敬重。据胡兰成回忆，当时任日本驻南京大使馆一等秘书的清水重三，曾参加多次汪精卫与日方的重要会见，私下叹道：“我在旁看着，这边是战胜国，坐着我们的大臣、大将与司令官，对方是战败国，坐着汪先生，但是比起来，只见汪先生是大人，我们的大臣、大将司令官都渺小了，惟有近卫公与汪先生坐在一起还相配。汪先生的风度气概，如山河不惊，当时我嘴里不说，心里实在佩服。”(胡兰成：《今生今世》，中国社科出版社2003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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