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张、杨之所以发动“兵谏”，其主旨就是要阻止内战，一致抗日。同时，作为高级将领的张学良、杨虎城也深知自己的军事实力十分有限，难以与国民党中央军相抗衡。为了避免发生战争，捉蒋行动开始之后，在军事布置上，当时最吃紧的，就是尽快派军队守住中央军进陕的重要军事要隘??潼关。潼关是陕西东部的“咽喉”，历来兵家必争之地。

　　当时，东北军尚有一个军驻守河北保定，即第五十三军，上将军长万福麟可称得上是张学良的心腹爱将。东北军还另有一个炮兵旅驻守在河南洛阳，即炮兵第六旅，旅长也是深受张学良倚重信赖的黄永安少将。当时，从洛阳以西直到潼关，并无中央军重兵驻扎。12日晨，张学良分别给保定五十三军的万福麟和洛阳炮六旅的黄永安拍发了密电，命令万福麟率部迅速南下，抢占郑州，卡断陇海铁路线；命令黄永安指挥所有驻洛阳的东北军官兵控制洛阳，“将洛阳机场监视，不准有一架飞机起飞，并将各银行关闭”。张学良两份密电的主要目的，都是想阻止中央军西进潼关，以确保西安城的安全。 接到密令后的万福麟权衡利害，拒绝执行张学良的命令，但他并没有马上向南京方面告密。直到第三天，即14日，万福麟才致电在南京的军事参议院副院长、原东北军将领王树常，请其向军政部部长何应钦转达他“拥护中央”的立场。而黄永安接阅张学良密令后，却迅速向中央陆军学校洛阳分校（简称洛阳军分校）主任兼洛阳警备司令祝绍周告了密。那么，黄永安为何这么快就背叛了一直信赖自己的张学良呢？

　　说起来，黄永安也算是张学良的嫡系之一。黄永安，字大定，1897年3月20日生于黑龙江省双城县。1912年入陆军小学堂，后就读于吉林旧制中学堂。1918年考取保定军校炮科第八期，1922年6月毕业后即投效奉军，任炮兵第四团军士教导连教官。1924年黄永安入陆军大学深造，1927年毕业后参加了奉军攻取傅作义坚守的涿州城之战，并立下汗马功劳。1928年冬，张学良任命黄为东北军炮兵第二团团长。1933年，黄被提升为炮兵第八旅旅长(1936年该旅改编为炮兵第六旅)。就在西安事变之前两个月，张又把他从上校提拔为少将。张学良拍发密电给黄永安时，洛阳总共驻有东北军2个炮兵团和洛阳军分校的1个教导大队，而在洛阳城附近有中央军第四十六军的两个师，即第二十八师和第七十九师，东北军与中央军力量对比十分悬殊。

　　12日凌晨5时左右，黄永安接到了张学良发来的密电，始则震惊异常，继则犹豫不决。事情真是凑巧，黄永安原定12日下午5时，在洛阳北大街的万景楼饭店宴请祝绍周、警察局局长等洛阳当地的头脑吃饭。本来正是一网打尽的天赐良机，但黄永安是个怕老婆的人，他的太太叫李志全，刚与黄结婚1年多，也是东北人，其父曾是哈尔滨面粉厂的大老板，家资富有。李志全是北平师大的毕业生，能说会道，又是国民党党员，李早就对张学良的“左倾”不满（当时，富人对共产党多半没有好感），李志全又与祝绍周的太太十分要好，往来密切。此时，拿不定主意的黄永安把张学良的密电给老婆看了，李志全阅后大骂张学良无耻，并催促黄永安说：“张学良这样做不仅是犯上作乱，而且是以卵击石，你还犹豫什么？你怎么能听他的命令，还不赶快找祝绍周，马上把电报送给祝，以洗清干系。”

　　就这样，凌晨5点半左右，张学良发给黄永安的紧急密电自然就落到了祝绍周的手里。此份密电是南京国民政府获知西安发生事变的第一个确凿证据，这比南京方面知悉张、杨的全国通电声明至少要早12个小时。西安事变后，蒋介石为奖赏黄永安的“深明大义”，将黄永安晋升为陆军中将。不过后来黄即使官职不低，多半是不掌握实权的副职或高参类的闲职，一直到1952年10月在台湾退役。这其中的奥妙，大概是担心黄“既然能叛张，也能叛蒋”的缘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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