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光庸是杭城闻人，19世纪中后期国内资产最富的民营企业家，同时也是浙江在全国知名度最大的人物。不过杭州人一般都爱称他的字号叫他胡雪岩。此人身世颇富传奇色彩，尤其发家过程，更被当今大大小小的财富专家引为经典个案。胸襟、气度、手段、忍耐力，这四样东西，再加上他天生的商业头脑，可谓一生商战所向披靡的立身之本。想想也是，一个年轻时名不见经传的钱庄小伙计，因偶然在茶馆喝茶认识了一个叫王有龄的候补副县级干部，就不惜挪用公款五百两下血本投资，相当于在股市最低迷时敢于大胆入市，以地板价抄到一只日后涨了几十倍的大牛股。这样的胆量、眼光，试问现在又有几人能做到?

　　晚清作家汪康年所著《庄谐选录》对整件事的过程是这样记载的：“胡为某钱店司会计，有李中丞者，时以某官候补于浙，落拓不得志。一日诣其店，众慢不为礼，胡独殷勤备至，且假以私财，某感之。誓有以报。迨后扬历封疆，开府浙江，甫到任，即下檄各县曰：‘凡解粮饷者必由胡某汇兑，否则不纳。’众微知其故，于是钱粮上兑，无不托诸胡，胡遂以是致富。”汪提供的细节生动而具体，向为胡的传记作家们所珍爱，但其中有一人的姓被他搞错，笔记里说的李中丞，其实就是后来担任浙江粮台、浙江巡抚的王有龄。

　　几年后胡再次出手，以两万银子加爱妾阿巧的代价，投资卸职在家的前浙江藩司(即布政使，负责一省人事、财政的副省长)何桂清，让他去北京跑官，争取成为下一届浙江巡抚人选，使的也是这种见跌抄底的手法。这姓何的也是好样的，既惑于金钱美色的刺激，又感于胡的情义，经过在朝廷的一番上下活动打点，果然如遂其愿，顺利出任巡抚一职，相当于当上了浙江省的省长，后来让胡再次赚了个钵满盆溢。

　　稍后，对同样出现在他生活里、先后担任过浙江藩司的麟桂、蒋益澧等人，他的投资方式似乎有所变化。对这些走马灯般来去频繁的本省现职高官，胡基本是以买绩优股的心态跟他们打交道的。付出的价格虽高，但由于质地佳，业绩好，不管什么时候买入，总能保证自己有赚。比如借给麟桂的那二万两银子，换取的是胡的阜康钱庄获户部表彰，被中央政府任命为浙江省独家代理银行，外加其时打得正急的太平天国战争中清军江南大营的军费汇兑全由他代理的天大好处。而接任的湘军大将蒋益澧，可能因听说过一些传闻，上任伊始本存了治他一下的念头。但胡一见面就是大手笔，从腰包里掏出十万两银票奉上，说要代表饱受战争之苦的杭州人民慰问大军，使得蒋非但下不了手，还立刻把浙江省财政厅每年的收入都交给他打理。

　　另外，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可能也是胡长期持有的一只绩优股，至少两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比我们现在所了解的要深。因为后来胡的商业巨舰沉没之时，举国震惊，朝廷下旨严办，落井下石者比比皆是。此时站出来为他上本，在慈禧面前说好话、极力周旋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他的上司左宗棠，另一个非常奇怪的就是曾国荃。我们知道，左宗棠系他死党，两人之间铁得就像左手跟右手，再怎么做都好理解，而曾某跟他的交情一向不见记载，连高阳的巨著《红顶商人》里也几乎没有片言只字涉及。此时曾表现出来的侠义，难免有些让人吃惊和意外了。

　　我们终于说到左宗棠了，此人不仅是胡一生结交的最大高官，同时也是他唯一肝胆相照、不计功利的朋友。当然，以在商言商的角度而论，最初胡跟他打交道，恐怕也未能免俗。也就是说，在胡的眼里，同治初年出任浙江巡抚的左宗棠，应该也是一只股票，只不过是所有股票里价格最高，成长性最好，因而也最值得投资的一只罢了。两人的过命交情，是在后来的密切交往中逐渐培养起来的。对左而言，作为一名杰出的军事统帅，生平最让他烦心的，就是必须腾出一半精力去处理那些打仗以外杂七杂八的事情，现在有了神通广大的胡，就好办了，一切都可以交给他去搞定。

　　反过来也一样，在遇见左以前，胡资产实力再雄厚，生意场上名气闹得再大，却不过是普通乡绅，如果户口所在地仁和县的县太爷想要威风一下的话，可以随便让他下跪磕头。仰仗左的提携照拂，此后不仅获得从二品候补布政使的显赫政治身份，赏穿黄马褂，赐一品顶戴，全家跟着风光不说，连身边的管家也被朝廷赐予六品官爵，相当于现在的副厅级了。因此，两人的结合，完全符合经济学上的互补定理，具有相当稳固的现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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