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刺杀案件及其多，细梳理之下会发现，按照刺杀者的动机分类，革命者的刺杀案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的典型就是之前提到的史坚如刺杀德寿案，史坚如是为了响应惠州起义，扰乱清朝的指挥系统，分散清政府的军事力量，将小规模的“配合性”起义改为刺杀，的确起到了一定效果。这种暗杀，可以称之为“辅助起义型”刺杀案。
第二类的典型就是马上要讲到的，革命党人和革命志士为了革命，决心杀身成仁以唤醒国人而进行的暗杀活动。他们希望自己成为蜡烛，燃烧自己，照亮国人，唤醒推翻旧制度的洪流，这种刺杀案可以称之为“振奋人心型”刺杀案。
本小节讲的就是这“振奋人心型”刺杀案。
出洋的五大臣迎来“开门红”
1905年9月24日上午，出洋考察的五大臣带领大批参赞、随员来到北京正阳门车站，准备乘火车离京启行。车站内外，车水马龙，岗哨密布，朝官贵戚前来送行。
清廷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是为立宪做准备。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右丞绍英奉命分两路出洋，载泽、徐世昌、绍英赴英、法、日本和比利时等国；戴鸿慈、端方赴美国、德国、意大利和奥地利。
载泽等人登上火车之后，一位穿戴着无顶红缨官服的年轻仆从从乱纷纷的送行人群中挤上了五大臣的包厢。
“你是哪位大人的随从？”包厢门口的卫兵警觉地问。
“泽公爷府里的。”
“怎么以前没有见过你呀？”卫兵越发觉得此人面生。
“新进府的！”
年轻人想快速挤进车厢，引起了卫兵的怀疑，几个人上来挡住他搜查。年轻人边挤边把手伸进衣服里，抓住了自制的撞针式炸弹。
这时，正好火车头与车厢接轴，车身被撞得猛然后退，车上人随之摇晃，年轻人手中的炸弹未及掏出就已自动引爆，“轰隆”一声巨响，年轻人连同紧挨着他的3人被当场炸死，多人被炸伤。五大臣惊慌失色，但因相距较远，并无生命之忧，载泽和绍英受了点轻伤，徐世昌的官帽及官靴被弹片炸破，在卫士的护卫下匆匆逃离火车站，这就是清末著名的“五大臣被炸案”。[2]
英雄出少年
天子脚下的北京城，朝廷命官竟然被炸，可谓是震惊朝野。慈禧太后闻讯后急令京城戒严，追查行刺之人及其党羽。由于刺客的下半身已炸烂，肠腹迸裂，手足皆飞，面孔血肉模糊，已难辨认，刺客的骨骸陈列多天也不见人来认领，血溅五大臣案陷入了扑朔迷离之中。后来，清廷的侦探史某偶到桐城会馆，才得知这件震动全国的谋刺案的发难者是秘密革命组织“少年中国强学会”的吴樾。
吴樾，字孟侠，安徽桐城人，保定高等师范学堂学生。吴家是桐城大族，父亲由官入商，结交的多是官僚、幕客。
吴樾早年曾应科举，庚子事变之后，对清政府失望透底，因爱国而主张改革，由赞成立宪转而拥护革命，他认为“排满之道有二：一曰暗杀，一曰革命。暗杀为因，革命为果。暗杀虽个人而可为，革命非群力即不效。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3]
他认为铁良是将来灭亡汉族的巨魁，一心先刺杀铁良。杨笃生带来炸弹让吴樾看，经过试验，性能良好，吴樾喜出望外。当时正好是清政府选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他认为立宪骗局施行，必将阻碍革命，便决定采取刺杀行动。事前，他写了《意见书》，指斥清廷立宪是“假文明之名，行野蛮之实”。吴樾时年仅27岁。
1904年秋，革命党人杨守仁从北京秘密到保定帮助吴越成立革命组织，两人在两江公学翠竹轩刺血盟誓，成立了暗杀团。
确定了从事暗杀活动，吴樾就准备随时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1905年春，吴樾草拟了一篇1万余字的遗书，其中包括《暗杀主义》、《复仇主义》、《革命主义》、《与妻书》等12篇，表达了他决心牺牲自我，以身报国的耿耿丹心。
烈士鲜血犹未冷
吴樾敢说敢做，毅然用炸弹炸五大臣，揭穿清政府所谓“预备立宪”的虎皮，虽然没有取得成功，但这个被称为“掷向清廷第一弹”的大案，在天子脚下、京师重地发生的爆炸事件，使清廷要人丧魂失魄，同时也极大地鼓舞了革命志士的斗志，从此革命热潮，风起云涌，不可遏制。
自吴樾死后，很多青年革命志士仰慕吴樾大名，盛赞其义举，步其后尘者越来越多，同时这种人相比较于空谈革命者，更为激烈，越杀越多，对辛亥革命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吴樾的血肉之躯并没能阻止清廷大臣出洋考察宪政，12月，新任命的五大臣又先后踏上了旅途；不出所料，“预备立宪”只是清政府蒙蔽群众的权宜之计，出洋考察也没能挽救清王朝倾覆的命运，在随后的几年里，暗杀此起彼伏，革命形势风起云涌，在腥风血雨中，一个崭新的时代即将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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