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隶总督裕禄也知道义和团不是好东西。他说：“义和拳实系邪匪，并非义民”，义和团“党羽甚众，借闹教为名，煽惑倡乱。若再由州县敷衍姑息，必致养痈成患”，认为“非稍用兵力，不能震慑解散也”。政府指示他剿抚并用，手下留情。当然，不要求他手下留情，义和团也是不好镇压的。众所周知，除了袁世凯的新建陆军，中国其他部队还是那个德行。所以官民双方的战斗力，也差不了多少。何况义和团还玩刀枪不入的法术呢？关键是，袁世凯那边的山东拳民，也都蜂涌进了直隶，于是直隶义和团大发展。由于政府的暧昧态度及部分地方官员暗地里的怂恿，义和团就跟红卫兵似的，搞起了大串连。一方有事，八方赴援。三五成群地走在路上，官衙商民，莫敢过问。敢于对义和团说不者，就跟大右派似的，一旦被义和团围住，不是被刀矛刺个体无完肤，就是自己在家绝食以待自毙。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5月，义和团占领涿州，并且由此开始了更极端的行为——攻打涿州和北京之间铁路沿线的车站、桥梁及电报设施。在铁路沿线工作的法国与比利时的工程师也受到了攻击并且被杀戮，这让外国人深受刺激。当然，清政府也有些打摆子。于是聂士成被政府派去镇压义和团兼护卫铁路，双方结结实实地交锋过几次，老聂更是被义和团恨死了。5月底6月初的时候，太后打摆子最厉害，下发了诸多自相矛盾的谕旨，一会儿要求镇压，一会儿又要求招抚。6月4日，太后派军机大臣兼顺天府尹赵舒翘、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何乃莹前往涿州考察义和团。力主支持义和团的刚毅惟恐赵舒翘的汇报结果不利，也赶往涿州。赵舒翘经考察已明显看出义和团所谓“神功”全是假的，但刚毅却力言神功“可恃”。赵是老官僚了，江湖上混得久，知道刚毅的意思，更知道刚毅背后站着一个载漪，载漪背后站着一个慈禧。于是表示刚毅所言并非无见，便先回京报告，留刚毅在涿州与义和团商议合作之事。而刚毅与义和团商议的合作，就是把聂士成手下的两员虎将从涿州调走，放任义和团恶性发展。赵当然知道此事非同小可，不敢完全谎报，面对太后时，含糊其辞汇报一番，但在刚毅与载漪等人的影响下，慈禧最终下决心招抚义和团与洋人对抗。于是义和团蜂涌进了京津二城。6月13日，北京的义和团就开始大规模焚烧教堂了。6月15日开始围攻使馆。6月16日到6月19日太后连续召开四次御前会议，讨论对外和战问题。主和的有许景澄、袁昶、徐用仪等；主战的有载漪、刚毅、徐桐等。6月16日第一次御前会议，两派吵得一塌糊涂。如果说主战方是假民族主义，那么主和方则是真爱国主义。载漪为了从背后踹老太后一脚，炮制了一份西方列强勒令老太后归政的假照会，派遣江苏粮道罗嘉杰的儿子半夜三更送到荣禄手里。荣禄也老糊涂了，绕屋行，彷徨终夜，早上送给太后。于是，6月17日的第二次御前会议上，当大家吵得不可开交、载漪大骂立山是汉奸时，老太后突然念起了文件：“顷得洋人照会四条：一、指明一地令中国皇帝居住；一、代收各省钱粮；一、代掌天下兵权……”老太后没念第四条，她不好意思，第四条是：勒令皇太后归政。老太后更老糊涂了，起码的国际游戏规则及外交常识也缺失了，也不想想这最后通牒是从何处来的，它根本没有经过中外任何外交人员之手。按照荣禄的说法，它是那个江苏粮道派儿子送来的。而按罗嘉杰的说法，他是通过关系弄到手的。什么关系？当然是载漪的关系啦。难道西方给中国政府送公文，也跟中国人送礼似的，需要偷偷摸摸的不成？总之，老太后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沦为了载漪的工具，被这个假照会激将得像个巾帼英雄似的，念完后大声说：“今日衅自彼开，国亡在目前，若竟拱手让之，我死无面目见列圣。等亡也，一战而亡，不犹愈乎？”群臣咸叩头曰：臣等愿效死力。有的干脆哭上了。载漪一帮复乘机主战，语调高昂，刺激得太后更有气度，复高声曰：“今日之事，诸大臣均闻之矣，我为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宣战，顾事未可知，有如战之后，江山社稷仍不保，诸公今日皆在此，当知我苦心，勿归咎予一人，谓皇太后送祖宗三百年天下。”已具外交常识的主和派虽然认为这个照会荒诞不经，但已完全处于下风了。　　不过，政府收到了不在现场的两江总督刘坤一与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人发来的电报，建议立即剿灭义和团，乱民不但不可保国，外兵深入，大局溃烂，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6月18日，慈禧第三次召集御前会议。载漪等请攻使馆。内阁学者联元认为，攻打使馆，无视国际游戏规则，恐将来洋兵杀入京城，必致鸡犬不留。太后虽然对外暂缓宣战，但是对内却下诏表扬义和团为义民，拨给内帑银十万两。6月19日大沽口沦陷的消息传来，太后马上召开了第四次御前会议。这次她就不打算给大家讨论的机会，准备直接宣战了。她说，列强没有要求她归政前，她还有惩办义和团的意思，今洋人已索取大沽炮台，干涉我内政如此，是可忍孰不可忍。不可忍的结果，太后命令总理衙门大臣兼工部左侍郎许景澄前往使馆给外国人送照会，限洋人24小时内离开北京，由政府派兵护送到天津。6月20日一大早，西太后召开枢臣会议。荣禄做了最后的努力，泣请太后开战可以，但勿攻使馆。并强调若如端王等所主张，则国庙社稷，实为危险。即杀死使臣数人，亦不足以显扬国威，徒费气力，毫无益处。可惜老寡妇听不进。认为自己卧薪尝胆四十年有余，也应该去外面遛遛了。并且批评荣禄：以老成谋国，中外都尊为大臣呢，此次却力主保护使馆，实在荒谬。你要除这话之外，再没有别的好主意，可即退出，不必在此多话！荣禄乃叩头退出。在此之前，带病工作的荣禄已N次上禀，要求政府赶紧剿办义和团，以清乱萌，以杜外人借口，恰是真正的老成谋国，奈何不合老太后的心思，说得再多也没用，还招老太后烦。而且，自己都要被爱国志士们打成奸臣了。N天前，手下将领董福祥就参劾他这个上司，说荣禄是奸臣，从中作梗，否则他五天之内即可把所有外国使馆消灭干净。一句话，唯一能在老太后之前说话的荣相，也说不上话了。　　6月21日，老太后的宣战诏书出笼了：　　我朝二百数十年，深仁厚泽，凡远人来中国者，列祖列宗罔不待以怀柔。迨道光、咸丰年间，俯准彼等互市，并乞在我国传教；朝廷以其劝人为善，勉允所请，初亦就我范围，遵我约束。讵三十年来，恃我国仁厚，一意拊循，彼乃益肆枭张，欺临我国家，侵占我土地，蹂躏我人民，勒索我财物。朝廷稍加迁就，彼等负其凶横，日甚一日，无所不至。小则欺压平民，大则侮慢神圣。我国赤子，仇怨郁结，人人欲得而甘心。此义勇焚毁教堂、屠杀教民所由来也。朝廷仍不肯开衅，如前保护者，恐伤吾人民耳。故一再降旨申禁，保卫使馆，加恤教民。故前日有‘拳民、教民皆吾赤子’之谕，原为民教，解释夙嫌。朝廷柔服远人，至矣尽矣！然彼等不知感激，反肆要挟。昨日公然有杜士立照会，令我退出大沽口炮台，归彼看管，否则以力袭取。危词恫吓，意在肆其猖獗，震动畿辅。平日交邻之道，我未尝失礼于彼，彼自称教化之国，乃无礼横行，专肆兵监器利，自取决裂如此乎。朕临御将三十年，待百姓如子孙，百姓亦戴朕如天帝。况慈圣中兴宇宙，恩德所被，浃髓沦肌，祖宗凭依，神?感格。人人忠愤，旷代无所。朕今涕泣以告先庙，抗慨以示师徒，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口，孰若大张鞑伐，一决雌雄。连日召见大小臣工，询谋佥同。近畿及山东等省义兵，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数十万人。下至五尺童子，亦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彼仗诈谋，我恃天理；彼凭悍力，我恃人心。无论我国忠信甲胄，礼义干橹，人人敢死，即土地广有二十余省，人民多至四百余兆，何难减彼凶焰，张我国威。其有同仇敌忾，陷阵冲锋，抑或仗义捐资，助益饷项，朝廷不惜破格懋赏，奖励忠勋。?其自外生成，临阵退缩，甘心从逆，竟作汉奸，即刻严诛，绝无宽贷。尔普天臣庶，其各怀忠义之心，共泄神人之愤，朕实有厚望焉！　　这个诏书是由军机章京连文冲写的，使用的是离骚体，文采很好，姿态很骚。不过仔细看看这诏书，就会发现诸多奇怪：第一，诏书中根本没提所谓的照会四条。敢情老太后也知道它来路不正，没法提及。第二，老太后气势汹汹地向人宣战呢，却没提人家国名，只说了几个“彼等”！彼等都有谁呢？老太后不知道，看到诏书的大臣也不知道，驻扎奉天(沈阳)的盛京将军增祺甚至向朝廷请示说：“此次中外开衅，究系何国失何？传闻未得其详。应恳明示，以便相机应敌。”也就是说，盛京将军不知该把枪口朝向哪个国家。这里我们可以帮太后与她的守疆大吏们统计出两组数字，一组是进中国的八国：英国、法国、俄国、日本、美国、德国、意大利、奥匈帝国。一组是事后与中国签订《辛丑条约》的十一国：除了第一组中的八国，另加西班牙、荷兰和比利时。老太后有能耐，她把所有外国合到一块儿，一锅炖了，凡是洋人，统统是她的敌人。 class=’page’>上一页1
此外，老太后还有一大能耐，在诏书里看不到，只能在实际行动里看到，那就是，老太后这宣战诏书没有通过自己的驻外公使送到任何一个国家去。她就是自己玩的。众所周知，按当时的国际法，宣战是当事国必须履行的义务之一，也是战争的法律程序之一。而且，宣战要有几项基本内容：宣战原因，宣战对象；什么时候开始与宣战对象进入战争状态等等。问题是我们的最高领导根本不管这一套，她这宣战诏书顶多是宣给国内臣民看的，相当于内部动员令：政府实在忍受不了了哇，臣民们给我冲啊！有赏啊！　　不可忍的情况下，先把徐用仪、联元、立山、许景澄、袁昶等五个主和派当汉奸杀了，史称“庚子被祸五大臣”。　　与此同时，庄王载勋贴出告示曰：“募能杀洋人者，杀一男夷赏银五十两，女夷四十两，稚夷二十两。”这个王八蛋，男夷女夷不均价不说，孩子在他们眼里居然不及大人一半。关于围攻使馆，这群王八蛋的想法更是下流至极：“固逆计异时之必归于和，使馆朝易，皇位夕易矣，大事既成，盲风怪雨不转瞬而月星明?，虽割地以赎前愆，亦所不恤。”一句话，我们就是为了换皇帝，最后还得和，和不就是割地赔款吗？为了换皇帝，什么血本俺们都不在乎。　　西方也不傻，知道老太后在胡折腾。当时的西方报纸社论曰：“中国与各大强国同时在作战，它是由西太后和她的奸党的选择而作战的。他们万分愚蠢，妄自尊大，自以为他们能够安全地抗拒列强……不管发生任何事件，这批奸党若不自动离去，就必须被逐出北京城。希望有可能把光绪皇帝寻出来，把他重新置于皇位之上。现时必须对中国人明白指出，挑起目前战争的是西太后，我们不是对中国作战，而是对那个篡夺政权的北京政府作战。”马士评价曰：“地狱里有怒鬼，但是比不上一位妇人受着藐视的时候怒气之盛。”这种怒气让中国走向了“挑衅国际法”并“蔑视全世界”的末日疯狂中，其直接后果就是八国联军进中国，人家进得有理有据，其正当性来源于两大根据：“第一个是根据国际法。国际法保护外交使团和驻外使馆，同时也保护侨居他国的外国公民的人身与财产安全。中国破坏了使馆不可侵犯的神圣性，毁坏外国财产，使外国人失去生命，理应受到制裁并进行赔偿。这是一些有着严格规定的法规，自1840年以来，欧洲列强常常把它们强加给中国或者其他国家。与这一规范国际行为的世界性法规相比，列强干涉中国的第二个根据并没有崇高威严，也没有那样明确的规定，但对于参与帝国和殖民地活动的人来说，其重要性丝毫也不比国际法小。这一根据就是传播文明的使命感，就是所谓“白人的责任”。按照这一理念，西方文明的代表者们有责任去教育其他地区中那些文明程度不够的居民，并且改变他们的野蛮状态。英国在中国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的类似文明使命的活动了，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们把这一活动组织成了一项教育工程，在这一工程中，他们教育中国如何成为国际社会中一个负责任的成员。义和团起义不仅使这一工程突然中止，而且表现出中国人天生具有的那种不断再生的和潜在的野蛮和残暴。”　　下面，我们看看西方是如何应对的吧：　　5月20日，各国公使召开了公使团会议。会上大家还很乐观。会后给总理衙门提交了联合照会，说：五天之内不给满意答复，我们将自己派兵前来维持治安与秩序。中方在最后一天回复说，我们一定严厉镇压义和团。　　5月26日，公使团再次召开会议。照会总理衙门，质问中方将采取哪些明确而有效的措施。如果没有满意的答复，他们立即派兵前来。　　5月27日，庆亲王奕?接见外国公使代表，表示：义和团既是你们的敌人，也是我们的敌人。我们正在采取一切措施保护使馆与教堂。而他作为驻京清军指挥官，也愿意亲自承担对所有外国人的保护。公使们相信了他，决定再观察一天。　　5月28日，义和团焚毁丰台车站的消息和京津路轨均被拆除的谣言震惊了外国公使。他们立即举行会议，西方民主史上，罕见地一致通过，同意不失时机地调卫队前来保护使馆。戊戌维新失败之后，也就是1898年9月，西方曾争取到了每国30员海军卫队保护使馆的特权，日久无事，又都减少了。现在，经过一番争执，5月31日，中国政府终于同意，每国派兵不超过30人。于是，第一批运进336名，第二批运进80名。与此同时，沿海集结二十多艘战舰。6月初，义和团开始拆除京津路轨。6月10日，英国公使紧急求援，英国海军上将西摩尔率领2000名联军士兵从天津出发，前往北京。他们没有想到，他们已走不到北京了。6月17日，八国联军攻陷大沽炮台，向中国内陆挺进。　　6月21日，中国政府宣战后，第一件大事就是招抚义和团。被主子当作炮灰用了，这是多大的荣幸啊。义和团群情振奋，爽歪了。天津的义和团甚至连聂士成都看不起了，见了聂士成那是挥刀相向，喊着要杀他，吓得聂士成下马绕道而行。至于其他官吏，义和团更是对他们呼一喝二的，不是喝令他们下轿，步行到大师兄处向神拈香，就是喝令他们下轿免冠，站立道旁，恭候义和团过去。　　8月12日，八国联军越过通州向北京进发。　　8月14日，慈禧召见大学士、六部、九卿，已无一人应召。晚间在宫中只有三位军机大臣：王文韶、刚毅和赵舒翘，慈禧一脸凄怆，要求三人随她母子同行。　　8月15日，太后西巡了。　　老太后诱敌深入，她成功了——把八国联军引向了北京。那么我们的袁世凯在干什么呢？用李鸿章的话来讲，那是“幽蓟云扰，而齐鲁风澄”：　　(一)有教案，就严肃处理。并且派出军队，切实保护教堂教士。在其护卫下，山东全省没有一个洋人遇害。就是中国教民，袁世凯也切实保护。刚开始，政府强迫教民退教，并要求他们写下永不习教的保证书，袁世凯也执行了。但是在执行的过程中，地方属吏太过严酷(不让百姓信教，本就干涉信仰自由嘛)。袁世凯一看不妙，马上停止退教措施。不管洋人土人，教会教徒，一概保护。　　(二)政府不让剿灭义和团，那就查禁瓦解。但是若匪来找官兵的事，则放炮痛击。谁不放炮痛击，一概正法。义和团歌曰：杀了袁鼋蛋，我们好吃饭。并且在巡抚衙门壁墙上画一头戴红顶花翎的大乌龟，趴在洋人屁股后面。袁世凯当然不与他们一般见识。　　(三)3月，政府实授袁世凯为山东巡抚。由于武卫右军远远不够用，于是他奏请将山东原有的三十四营勇队拆并，留下二十营1500人，改称武卫右军先锋队，重加训练，并且换上新式毛瑟枪。以后又把其余十多营部署在全省各要地。义和团的刀枪不入，当然对付不了洋枪洋炮的新式军队，结果当然很惨。　　(四)5月，政府想把义和团改为官办团练，让袁世凯考虑是否可行。他考虑的结果当然是不可行：义和团聚众游行，抢劫财物，不得谓之保护身家；烧杀掳掠，抗官拒兵，不得谓之非作奸犯科；掠害平民，骚扰地方，不得谓之为专仇洋教。总而言之，义和团不是好东西，没法收为官用。　　(五)6月，政府招袁世凯北上勤王。袁回曰：京师为天下根本，我应该去的。但是东省也很重要啊，我一走就乱套了。有人认为这是袁世凯虚伪。我觉得，他还是实在了。因为他知道，他的部队不是八国联军的对手。而且，他一走，山东肯定要乱。但是又不得不有所表示，于是派孙金彪带领三千人马北上。政府一听说东省也重要，遂同意袁不再派兵，于是，袁赶紧撤回孙金彪。但是政府却又要他们奔赴天津。袁世凯不愿意了，天这么热，光叫我兵来回跑呢？遂不奉朝命。政府再命，袁世凯改派夏辛酉率兵北上。7月14日，天津沦陷。夏辛酉去了也不顶用，净在路上逗留观望了。北京危急，太后又命袁世凯北上勤王。袁世凯依然按兵不动。手下张勋请缨，愿独树一旗，作马革裹尸之计，以报君父大仇。对于这么一个憨蛋，袁世凯光口头奖励，说他是个好同志，就是不批他上前线。对于义和团，他撵着他们上前线，政府正式招抚义和团后，山东义和团蠢蠢欲动，袁世凯对他们的要求是：天津前线更需要你们，快上前线去扶清灭洋；谁不上，光在山东捣乱，谁就是假义和团，别怪我不客气。　　(六)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广总督李鸿章都知道太后是在玩火，对于北京的谕旨，均不奉诏，并且与西方各国策划出一个互不侵犯、互保安全的东南互保同盟。袁世凯也加入了。事后袁世凯跟属僚说：“此次变乱，各督抚中如无我辈四人?柱，国事尚可问乎？”　　(七)8月，政府不但把李鸿章由两广总督调任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还让他做议和全权代表。袁世凯早就认定，“和议将开，筹办善后，自以抚恤被扰教民为第一要义”。于是主动命令州县官吏亲赴各乡调研，将团民财产查封变价，以作抚恤之用。地方官不好好查，袁世凯就说，将来所需抚恤款项，由地方官自行筹备或自行垫赔。看来他还是有先见之明的，知道最后就是这么个结局。　　(八)12月，八国联军打到了直隶南部，与直隶邻近的山东各县纷纷告警。袁世凯认为，山东的义和团已剿灭殆尽，八国联军没有借口前来侵犯。同时他给德国驻京公使穆默等人打招呼，要求八国联军不要进入山东地界。由于没有及时得到穆默等人的回复，袁世凯遂让各县打造山东界牌，到处竖立。甭说，还真管用，八国联军一看到山东界牌或者墙壁上书有“此山东境”字样，便立马儿掉头，不加进犯。这一切，让山东绅民齐声感颂。　　(九)由于袁世凯的保教措施，导致义和团的首发地——山东居然成了洋人的避难地。不但在境洋人得到了妥当的保护，就是外省洋人也纷纷前往，得到了袁世凯的周密护卫。这一切，让袁世凯在洋人眼里闪闪发亮：中国官员也有讲游戏规则的嘛！　　(十)当然，主子对袁世凯也有怨言，为啥不上京勤王呢？好说，袁世凯一看太后逃到了山西，就上折说，山西太穷了，没吃的没喝的。我这里有十万两，派人星夜兼程给太后送去。并且表示，仍当随时赶筹巨款，源源接济，他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他是第一个把接济款送到太后处的，之后更是源源不断。太后出逃的时候，一无所有。袁世凯的这些作为，让太后感到了满足与慰藉。我们可以说他是投机，也可以说他是忠诚，当然也可以说他厚道。当太后从西安返回北京时，袁世凯既派张勋带兵前往护驾，又派姜桂题去河南护驾，他的心细与周到，博得了老太后的欢心。　　一句话，八国联军进中国，让老太后蒙尘，狼狈不堪，却让袁世凯发光，意气飞扬。　　当然，袁世凯也有倒霉事。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6月辛丑条约谈判正急之时，跟随其在济南居住的生母刘氏去世。按常规，袁世凯当然要申请离职丁忧回籍营丧的。但是朝廷正自身难保中，当然不会批准，所以下了夺情之谕，说：俟大局稳定，再行赏假。令其在署穿孝百日，仍照常视事。只在公文行式上由别的官员代印。袁世凯这样的孝子，当然老大的不乐意，但是不管是在京谈判的李鸿章、奕?，还是山东的士绅，纷纷请袁体念时艰，听从朝命。李鸿章与奕?的来电里，更是有“扶柩归葬，有令兄等肩承，幸勿拘执”等语。一句话，您已经出嗣叔父了，所以对于生母的丧仪自可降服。想当年其生父袁保中去世，其堂叔父保恒、保龄也是以同样理由不准他回籍奔丧的，袁世凯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移孝作忠了。　　就在袁世凯百日大孝过后不久，好事又来了——1901年11月7日，李鸿章去世。有人说，李鸿章临死前举荐袁世凯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继承人，并且说了一句：“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关于李是否说过这句话，至今还在争论中。但是，李鸿章是否说过这话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即使没有李的举荐，直隶总督也是袁的。另有一则野史传说，李氏暮年染病之际，有人劝他保奏直督人选，他回的是：继任有人在，我不想保举了。也就是说，李氏也知道，自己保举不保举，直督都是袁世凯的了。而且，在李鸿章辞世前，他曾请过十天的病假，老头为签约而大量咯血的事儿政府不是不知道，诸多大吏也注意到了李没有多少时日了。所以，对于李的后事，政府当早有考虑。事实上，11月7日下午，是李鸿章的政治副手、《辛丑条约》的助理谈判、直隶布政使周馥把丧报打到从西安回銮刚刚走到河南荥阳的太后手中的。这个丧报，既不是李氏的遗折，也无李氏保荐袁世凯任直督的任何话语。太后当即根据周馥电奏明发上谕：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到任前由周馥护理。　　所以，无论李氏是否乐意，袁世凯都是他当然的继承人了。更何况接任后的他，也网罗了李鸿章的主要班底，骨干人物有杨士骧、杨士琦、孙宝琦、赵秉钧、陈壁、胡惟德、朱家宝、吴重熹、齐耀林等淮系官僚。李氏捐馆，袁的挽联云：　　公真旷代伟人，旋转乾坤，岂止勋名追郭令；　　我是再传弟子，感恩知己，愿宏志业继萧规。　　上联所谓的郭令，乃是中唐名将郭子仪，别名郭令公，在平定安史之乱、中兴唐朝大业中居首功。袁世凯以此联比喻李氏乃清朝“同光中兴”的柱石。　　下联，袁氏就自认再传弟子了，而且向前辈表态，革命尚未成功，我就萧规曹随吧——汉初名相曹参继承萧何开创的局面。　　这联还不算夸张，比喻也算贴切。　　之后，天津李鸿章祠堂建成，袁又再次撰联：　　受知早岁，代将中年，一生低首拜汾阳，敢诩临淮壁垒；　　世变方殷，斯人不作，万古大名配诸葛，长留丞相祠堂。　　上联所谓的汾阳，还是郭子仪，郭祖籍山西汾阳，安史之乱爆发后，任朔方节度使，率军平乱后晋为中书令，封汾阳郡王。袁再次自认是李氏的衣钵传人。下联，拿诸葛来比李氏，有些过了。按鲁迅的说法，诸葛多智而近妖。且守着个弱智阿斗，想出祁山就出祁山，想出几次就出几次，端的爽歪了。李氏被中国的人事缠了一辈子，啥事也干不成，怎么能与诸葛那妖比呢？不通。　　更不通的是范文澜先生，对着李袁之间的师承关系破口大骂：“卖国衣钵传授有人，老贼死了等于不死。”堂堂的历史学，怎么搞成村妇骂街了呢？这仇恨都从哪儿来的呢？叫人看得莫名其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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