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秦帝国的历史来说，应该算的上是中国历史上最短命的统一王朝了。不过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完成北却匈奴，南征南越的地缘扩张，已是非常难得了。这些连续不断的战争，和那些浩大的工程之所以能够实施，所依靠的其实是诸侯国们数百年来所积累的资源。以胜利者姿态成为中央之国之主的秦人，当然有权力这样做。只是相比于六国各自都有的，数百年的历史来说，新生的帝国毕竟太过于年轻了。

　　对于一个新生的国家来说，真正的安全期是在大部分的人民和精英阶层都出生在这个国家。换名话说，只有当那些前朝的遗老遗少们，被自然淘汰掉，换代的民众都有了新的国家认同感后，王朝的稳定期才会真正到来，这和所谓的“三代培养贵族”的道理其实是一样的。从这个角度看，秦人在学习统治中央之国的政治技巧上，反倒没有周人做的好。

　　经历过那么多年残酷战争才得到天下的秦人，当然也是会想办法防止那些前朝遗民危害新生的帝国。他们所做的一项重大决定，就是把六国的贵族，都集中到咸阳居住，以便于监督管理。

　　问题是，真正感受到压力的，并不只是这些贵族。那些底层的百姓，同样无法适应秦人那种以法家理论武装起来的，准军事化的生活方式。对于中国这个农业社会来说，一个新生的王朝通常只要整合好了上层建筑，就不会遇到问题;但如果你不去试图大幅度的改变农民的生活方式，那么你的麻烦就来了。秦人过于集中的管理方式，就让他们的帝国很快陷入了崩溃的边缘。

　　最先给帝国制度麻烦的，是两个对我们这些接受过基本教育的人来说，非常熟悉的人。我想只要是学习过小学历史的人，都应该对陈胜、吴广之名熟的不能再熟了。如果你来自海外，碰巧又对历史不感兴趣，也不要紧。只要在天涯泡上一段时间，也会经常听到一句话：“现在的中国就差两个人了”。不管你之前清不清楚这两个人，现在心里肯定都想到他们是谁了。那么恭喜你，答对了。这两个人就是陈胜、吴广(肯定不是陈水扁和吴淑珍啦)。

　　陈胜、吴广的那次“起义”，之所以在我们的教材中定位这么高。是因为它被定义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在此之前，也并非没有类似的举动，只不过既然我们的历史把秦朝作为“封建”时代的开始，那么之前的“起义”的主体当然就只能是奴隶了。这种硬生生的用西人的方法，来套用中国历史的情况，自然是非常不严谨的。只是我们这里所关注的，不是这些学术问题了，所以也就不展开了。

　　抛开套在陈、吴二人身上的阶级论，以当时的情况来看，陈胜、吴广的“大泽乡起义”倒也算得上是开启了“起义”的先河。毕竟秦人当时的高压统治，已经无法让他们成为“义”的代言人了;而诞生出“揭竿而起”这句成语“大泽乡起义”，在当时也的确第一个在秦国外强中干的身体上，撒开了一道口子。正是有了这道口子，那些六国故地纷纷而起的“义军”，才最终葬送了始皇帝千秋万代的梦想。

　　秦末楚地主要义军示意图虽然在我们学习的历史当中，陈胜、吴广的名字总是联系在一起的。但在真实的历史当中，陈胜才是真正的主导者。在那次看似偶发的起义事件中，所隐含的是陈胜超出常人的政治头脑，以及对地缘政治形势的判断。我们知道，在正史的解释中，所谓的“大泽乡起义”，是由于陈胜、吴广以及900余人被征发至燕山南麓的“渔阳郡”戍边，在行至“大泽乡”这个地方时，由于暴雨冲毁道路，延误了行程，而引起的民变。无论是史记，还是后来的阶级论，都认定事件的直接原因是按照秦朝法令“失期，当斩”。不可否认，就当时被鼓动的900余人来说，应该是相信这个判断的。因此才会在陈胜“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的鼓动下，揭竿而起的。问题是秦朝的法令虽然严格，但对于雨水阻隔这种不可抗力，造成的延误，是可以免除处罚的。这一方面应对古人顺应天时的基本态度，也符合立法的原则。作为带队的屯长，陈胜并没有理由不知道这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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