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鬼美男刘伶：北宋着名史学家司马光曾在他的着作《资治通鉴？卷七十八》中写道：“刘伶嗜酒，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随之，曰：‘死便埋我。’当时士大夫皆以为贤，争慕效之，谓之放达。”可以说字里行间充满了对竹林七贤之一刘伶的反讽，认为只知道喝酒的刘伶根本不配谈贤。记得我初读到此处时，不禁大笑，然后在书中批注道：“涑水先生以刘伶百无一用，唯知嗜酒，而指其非贤，孰不知更成伯伦美名哉！”

　　应该说，站在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立场上，司马光认为一天到晚醉酒，无所事事，且在学术上也乏善可陈的刘伶称不上贤者是有理有据的。但是，如果反过来理解，终日酣醉，且在艺术上也没有一技之长的刘伶，非但在他所处的时代被认为是最着名的贤士之一，在身后也受到许多文人墨客的广泛崇拜，成为中国历史上最着名的酒鬼之一，那就不得不佩服刘伶了，好歹李白、张旭之流也都还有其他看家本领，方能在中国酒鬼榜上与他同列。

　　当然，刘伶病酒而成天下名士，是有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的。其实，早在东汉末年，宦官擅权，军阀混战的时候，部分文士就因朝不保夕的处境，产生了及时行乐的想法，正如着于汉末的《古诗十九首》之《驱车上东门》中写道：

　　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万岁更相送，贤圣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在慷慨悲凉，英雄辈出的东汉末年尚有人浅斟低唱“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的无可奈何；在“世无英雄，使竖子成名”又“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的魏晋之交就更难以避免人们在“唯酒是务，焉知其余”（刘伶《酒德颂》）的幻觉里自我放逐了。

　　可是，同为竹林七贤，同样在黑暗、丑陋、伪善的社会里依靠烈酒来慰藉心灵，逃避现实，但阮籍仍然时不时地流露出“军旅令人悲，烈烈有哀情。念我平常时，悔恨从此生”（阮籍《咏怀？六十一》）这类壮志难酬的悔恨，嵇康更是“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只有刘伶可以“无思无虑，其乐陶陶。兀然而醉，豁尔而醒”（刘伶《酒德颂》），除了喝酒，还是喝酒，在不断变化的时局中，身心俱醉，坦然应对。

　　同样是借酒避世，刘伶“无思无虑，其乐陶陶。兀然而醉，豁尔而醒”的心态也决定了他的酗酒，比起“半醉半醒”的嵇康、阮籍等人更为惊世骇俗。早年，刘伶喜欢带着几坛美酒，坐着鹿车，天南地北的到处转悠，还让人拿着锄头在后跟着，并吩咐：“我醉死了，就立刻埋了。”你瞧，他俨然一副喝到死为止的架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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