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运动刚开始,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后的第四天（1868年6月14日），翁同?即被罢官,开缺回籍。绝大部分人认为,这是慈禧太后的阴谋，是她反对变法的重要安排,而光绪皇帝是出于被迫下旨废黜翁同?。那么真实的情况是怎样的？

　　慈禧一开始不反对变法

　　维新运动中,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下令捉拿康有为弟兄,杀害谭嗣同等六君子,软禁光绪皇帝,尽罢新法。慈禧太后的这些举措,铸就了一个铁杆顽固派的形象,也将自己永远钉在历史耻辱柱上。人们想象,慈禧太后一开始就反对变法,老谋深算,之所以从光绪皇帝身边赶走翁同?,目的在于削弱维新派的力量,警告光绪。人们的这种想象是合理的。然而,问题的关键是,慈禧太后并不是一开始就坚决反对变法?

　　翁同?在1898年6月11日(四月廿三日)日记中提到：光绪帝奉慈禧谕旨，指出杨深秀和徐致上奏要求变法维新，施行新政，改革旧习的要求“良是”，并指示“今宜专讲西学”。老成持重的翁同?认为“过头”，指出“西法不可不讲,圣贤义理之学尤不可忘”。

　　《康有为自编年谱》记载:6月16日(四月二十九日),宋伯鲁(芝栋)上《请改八股为策论折》,痛斥八股文的空疏无用,要求光绪皇帝特别下诏,在科举考试中“改试策论”。光绪帝在五月初五日下旨废除八股文，遭到了大臣的反对。光绪皇帝和顽固派大臣刚毅之间激烈辩论:皇帝要立即降旨,而刚毅则坚决反对,惹得皇帝动怒,但是刚毅仍不屈服,抬出“请懿旨”相抗。6月20日(五月初二日),光绪皇帝到颐和园请示。23日,颁布诏书,自下科始,“一律改试策论”,维新派取得了一次重要胜利。《康有为自编年谱》的记载此事本意是想说明光绪皇帝“上扼于西后,下扼于顽臣”的情况,但是,恰恰是这条材料,说明了在“废八股,改策论”这一问题上,慈禧太后支持的是光绪皇帝,而不是顽固派刚毅。

　　关于慈禧太后一开始并不反对变法的情况,近人笔记中多有记载。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记载:“正月,康初上之书,上呈于太后,太后亦为之动,命总署王大臣详询补救之方,变法条理,曾有懿旨焉。”“康初上之书”,指1898年1月29日(正月初八日)康有为所上《请大誓臣工,开制度新政局折》。在该折中,康有为陈述埃及、土耳其、高丽、安南、波兰、马达加斯加等国被侵略、受欺侮,以至被宰割、瓜分的惨状,警告光绪皇帝,“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而不可得矣!”列强侵略、欺侮清王朝,慈禧太后与清王朝共命运,康有为的这段话打动慈禧太后是完全可能的;甲午战后,中国割地赔款,慈禧太后从维护满洲贵族和自身利益出发,在一定程度上同情或支持变法也是合理的。费行简《慈禧传信录》称:“适德人假细故,扰我胶澳,举朝无一策,帝复泣告后,谓不欲为亡国之主。后曰:‘苟可致富强者,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值得注意的是戊戌政变属于宫闱高层机密,人们所知甚少,苏著所述大多来自“访询”,必然真伪杂糅。

翁同?

　　1867年(同治六年)2月,奕?提议以徐继畲为同文馆事务大臣,当天就得到批准。3月,御史张盛藻、大学士倭仁先后上折,反对设立天文算学馆,认为“根本之图,在人心而不在技艺”,形成中国近代史上一次著名的改革与反改革论争。在这场论争中,慈禧太后支持奕?,“上谕”称:“同文馆招考天文算学,既经左宗棠等历次陈奏,该管王大臣悉心计议,意见相同,不可再涉游移,即著就现在投考人员,认真考试,送馆攻习。”顽固派仍不肯罢休,通政使于凌等人继续上折反对,杨廷熙更利用旱灾,要求两宫皇太后收回成命,撤销同文馆。6月30日,慈禧太后命军机处起草上谕,指斥杨奏“呶呶数千言,甚属荒谬”,一场争论得以平息。

　　有意思的是,慈禧太后不仅要求部分文官和知识分子学习西学,而且也要求光绪皇帝学。自1891年(光绪十七年)12月1日起,光绪皇帝即奉慈禧太后“懿旨”,每日上午在勤政殿学习英文,由同文馆的两位洋教习授读。这项学习,一直坚持到1894年(光绪二十年)11月,才由慈禧太后下令,与“满书房”同时停止。

　　历史事实表明,慈禧太后与倭仁、徐桐、刚毅等顽固派毕竟有别,因此,当光绪皇帝开始维新时,她能表示同意,并且提出“专讲西学”的主张。在这一情况下,她自然没有急于从皇帝身边赶跑翁同?的必要。至于她后来镇压维新派,那是由于维新活动超越了她许可的底线,触犯了满洲贵族集团的利益和她个人的权力,并不能证明她一开始就处心积虑地反对变法。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称:“自四月初十以后,皇上日与翁同?谋改革之事,西太后日与荣禄谋废立之事。四月廿三日皇上下诏誓行改革,廿五日下诏命康有为等于廿八日觐见,而廿七日西后忽将出一朱谕强令皇上宣布……皇上见此诏,战栗变色,无可如何!”梁启超并非荣禄营垒中人,何所据而云然?说“西后忽将出一朱谕”,光绪皇帝“战栗变色”,梁启超当时并不在光绪皇帝身边,何从知道?另外，清制,只有皇帝才可用“朱谕”,慈禧虽贵为太后,也绝不能突破禁令。光绪皇帝罢免翁同?的“朱谕”现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确为光绪亲笔,足以证明梁启超之误。《戊戌政变记》以慈禧太后和袁世凯为主要攻击目标,政治和个人感情色彩浓烈,科学性不足。

　　《清廷戊戌朝变记》还有一条记载,被视为慈禧太后在变法伊始就有意破坏的铁证。该书称:6月8日(四月二十日)之后,翁同?罢官之前,慈禧太后曾召见奕、荣禄、刚毅等人,声称“皇上近日任性乱为,要紧处汝等当阻之”。奕?等同答:“皇上天性,无人敢拦”,刚毅则伏地痛哭,声称“奴才婉谏,屡遭斥责”。慈禧太后又问:“难道他自己一人筹画,也不商之你等?”荣禄、刚毅答称:“一切只有翁同?能承皇上意旨。”刚毅并哭求太后劝阻。慈禧太后称:“俟到时候,我自有法。”其实,这段记载的谬误是很明显的。当时,变法尚未开始,或者刚刚开始,光绪皇帝还几乎什么都没有做,慈禧太后何来“皇上近日任性胡为”之愤?如果是这样,她怎么可能在差不多同时又肯定杨深秀、徐致靖要求变法的奏折,训示光绪皇帝:“今宜专讲西学”?仔细考察晚清文献,关于翁同?被罢官出于慈禧太后意旨的各类记载,不是出于传闻,就是出于猜测,无一可以视为确凿有据的信史。

　　人们之所以易于认定慈禧太后是“罢翁”事件的主谋,原因在于认定慈禧太后是铁杆顽固派,前人的一些记载也引导了人们的这种认识倾向。其实翁同?与光绪皇帝这一对师徒之间关系有一个发展与变化的过程，了解这一过程就能看出废黜翁同?本身是光绪的本意。

　　罢免翁同?出于光绪皇帝本意

　　要知道是谁罢了翁同?的官,首先要看一下翁被罢前后的朝局和人事安排。维新运动进入高潮前,翁同?身兼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等职,权倾一时。这一时期,翁同?做了两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1)举借外债、内债。《马关条约》规定,清政府须向日本赔款两亿三千万两白银。翁同?身为户部尚书,筹款还债是其职责。《马关条约》签字后不久,翁同?即开始向俄、法、英、德等国借款。1898年2月,翁同?派张荫桓为代表,与英商汇丰银行签订条约,借款1600万英镑。此外翁同?又发行国债,以昭信股票为名向国内官民各界借贷,同时加征铺税、房捐等税。(2)处理胶州事件。1897年11月,德国以两名传教士被杀为由,派遣军队抢占胶州湾,向清政府提出六项照会。交涉中,翁同?担心事态扩大,采取“低颜俯就”的软弱态度,所拟答复德方的“照会稿”不仅奕?不以为然,连慈禧太后都觉得“甚屈”。12月11日,翁同?在上朝时为自己的主张辩护,语气激烈,引起同僚惊愕。翁同?日记云:“词多愤激,同列讶之,余实不能不倾吐也。”

　　上述二事都受到言官和个别地方官僚的批评。1898年3月,御史何乃莹、徐道、高燮曾等人陆续上奏,批评发行昭信股票过程中的弊端。同年4月,安徽藩司于荫霖上奏,指责翁同?办理胶州湾事件之不当,指责翁同?以江苏、江西等四省厘金作抵向英、德借债的失策,批评翁“独任私智,酿成巨祸”,要求他与李鸿章、张荫桓共同“让贤”。5月29日,御史王鹏运上奏,指责翁同?与张荫桓:“办理洋务,偏执私见,不顾大局,既欲遇事把持,又复性成畏葸。”该折并指责二人在借洋债过程中有私纳回扣行为,要求将二人“声罪罢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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