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琬自建兴十二年以尚书令身份总理国事，至延熙九年（246年）去世，执掌蜀汉政权达13年之久。这段时间蜀国极少兴兵，主要致力于经济恢复和百姓的休养生息。延熙六年十月，蒋琬似乎认为蜀国国力已经有所恢复，再次伐魏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将行营自汉中迁至涪县（今四川省绵阳市）。在此修缮城池，大造舟船。据《三国志?蜀书?蒋琬传》记载：蒋琬认为诸葛亮数出秦川，道路艰险，粮运难继，故而多次劳而无功，所以不如另辟蹊径，顺汉、沔二水东下，袭取东三郡（西城、上庸、房陵），进窥荆襄。蒋琬这一伐魏计划，兵锋东指，故而被称之为“东伐计划”。

　　但此时的蒋琬与诸葛亮在世之时威望与权重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所以这一计划刚刚出炉，就遭到了强大的反对力量：“而众论咸谓如不克捷，还路甚难，非长策也。”刘禅也派了尚书令费?和监军姜维前去向蒋琬“谕旨”此事。迫于压力，最终蒋琬放弃了这一计划，同意回到当年诸葛亮出秦川祁山、进窥雍凉这一既定的传统方针上来。对于蒋琬别出心裁的“东伐计划”的前后始末，史书上交代得头是头，尾是尾，因是因，果是果，条理清晰，逻辑充分。尽管如此，此事仍有三点甚为可疑之处：

　　第一，蒋琬虽然不再坚持水路“东伐”，但自己却没有就此拔营离开涪县，而只是升任姜维为镇西大将军、领凉州刺史，令其前往汉中，负责联络凉州羌、胡及其他北伐事宜。蒋琬上奏刘禅：“如果姜维北征，与魏军相持于河右，臣我当率领大军作为姜维的后镇与援军。涪县这个地方水陆四通，交通便利，可以做到唯急是应，倘若东北方向（作者注：由长安方向入侵汉中，正好是东北方向）曹魏来侵，赶去救援也相当方便。”于是乎蒋琬继续坐镇涪县，并在此一呆就是整整3年，直到去世。涪县真的如蒋琬所说，地理位置那么左右逢源、极其便利吗？

　　第二，蒋琬将大营自汉中迁至涪县其实早有计划。延熙五年正月，监军姜维就已经督率一支偏军作为先锋自汉中回撤，驻扎到了涪县。22个月之后，蒋琬也亲自回撤到了涪县。随后，蒋琬自己坚持留在了涪县，回到汉中去主持“北伐”事务的却正好是之前回军涪县的先锋姜维。这些人事调动背后会不会藏有什么深意？

　　第三，蒋琬如果真的有意“东伐”东三郡和荆州的话，没有理由不和东吴互通声气，以求得东吴荆州军团的支援。但东吴自始至终没有收到蒋琬发出的照会，也没有见到蜀汉就此派来的使者。以至于东吴的重臣骠骑将军步骘、车骑将军朱然等人误以为蒋琬回撤涪县的真实意图是有意顺流东下侵略自己，于是频繁上书孙权，请求早作应战准备。若此行本意确实在于“东伐”曹魏，蒋琬做事怎么会如此毛手毛脚、粗枝大叶？

　　先说涪县的地理位置。涪县绝非蒋琬所说的那般交通便利，在此驻军根本不可能同时兼顾到蜀汉各个方面的危机。倘若真有一个这样得天独厚的地方，诸葛亮在世之日为什么没有发现并加以利用呢？真实的情况是：涪县距离汉中的路途还相当遥远，并且蜀道难行，一旦有警，根本做不到及时救援。蒋琬回撤涪县的次年，魏国就趁汉中守兵大减的良机（不到三万），由大将军曹爽率领，十余万步骑军大举来犯。汉中诸将大为惊恐，皆主张弃关入城固守，以待涪兵救援。临时全权负责镇守汉中的大将王平力排众议说道：“不然。汉中去涪垂千里。贼若得关，便为祸也。今宜先遣刘护军、杜参军据兴势，平为后拒；若贼分向黄金，平率千人下自临之，比尔间，涪军行至，此计之上也。”有赖王平此番调度，拖延时日，随后援军陆续赶来，汉中方保无事。事实雄辩地证明了蒋琬所谓的涪县“水陆四通，唯急是应”是纯粹的谬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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