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读史书，想起两位前辈。怀古生远思，“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

一位是我的本家先人管仲。管仲被誉为“中华第一相”，孔子对管仲推崇备至。《论语》有言，“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管仲的经济思想，博大精深，涉及宏观经济管理的方方面面，其中关于经济发展、产业战略、货币调控、对外贸易等领域的思想，至今仍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但是，其中也不乏为后世所诟病者，“利出一孔”即是一例。

“利出一孔”，在管仲看来，即以国家权力控制获利渠道，分配社会财富，实现富国强兵。《管子?国蓄第七十三》中说，“利出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不诎；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利出一孔”的思想被后世法家所继承，商鞅变法的重要思想基础即是“利出一孔”。历代专制王朝统治者亦奉“利出一孔”的思想为圭臬，经济上国家垄断，政治上必然专制独裁。用今天的经济学语言来讲，“利出一孔”就是一套国家垄断、政府管制、与民争利的制度安排，这也被一些学者称之为“管仲陷阱”。

“利出一孔”，贻害无穷；“管仲陷阱”，十分危险。如果说管仲时代出于富国强兵的目的奉行“利出一孔”还可以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在今天的市场经济社会，不但不能奉行，而且要打破。填平“管仲陷阱”，打破“利出一孔”的关键在于约束政府权力，放松经济管制。李克强的几次讲话，似乎透露出放松管制的端倪。“换手论”或放松管制，或可视为李克强经济学的基本特征。政府职能转型，做到不缺位，不错位，不越位，不在于政府做什么，而恰恰在于政府不做什么。政府应该把该管的管好，不该管的要交给市场，减少微观干预，强化宏观管理。约束政府权力，削减政府支出，增强经济内生动力，实现结构调整，推进全面改革，不仅需要政府的自我克制，亦需要体制上的保障。政府职能转型短期内会有痛苦，会有代价，但这种痛苦和代价是值得的。

另一位是被毛泽东评价为“百代多行秦政法”的秦始皇。始皇帝居功至伟，“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建立皇帝制度，实行郡县制，统一文字、货币和度量衡，北击匈奴，南征百越，修筑万里长城，开创了中国大一统时代。

然而秦朝维持统治不过十余年，二世而亡，后世史家多有评说，无不扼腕。西汉的贾谊在《过秦论》中总结：“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淮南子》说，“秦王赵政兼吞天下而亡”，“赵政不增其德而累其高，故灭”（嬴姓赵氏）；司马迁在《史记》中说，“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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