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炎黄春秋》2012年第3期

众所周知，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对“三面红旗”提了一点意见。其实就在同一个时间，山下还有一个民间的“彭德怀”，也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同样是批评“三面红旗”。这两封信，都关系到中国的前途。

彭德怀的信和故事已为人们所熟知，而那个民间“彭德怀”和他的信则被历史的灰尘所遮蔽，50余年来不为人知。

那个民间“彭德怀”，当时是华中工学院的学生，名叫张治水。他的信是7月11日写的，全文约3万字。信寄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后，立即被转到中央政治研究室。政研室主任是陈伯达，主要任务是调查研究，每半月出一期党内刊物《思想界动态》，只发给中央委员和省部级的一把手。我当时在政研室工作，专门负责编辑《思想界动态》，见到张治水的长信，觉得是很重要的群众思想动态，这个青年人很有见解，应该及时向中央反映，所以迅速加以摘录，刊登在7月23日出版的《思想界动态》第十九期上。

这一期《动态》印好后就空运到庐山。当时我们只知道中央正在庐山开会，并不知道具体议程。陈伯达这时正在庐山。他作为毛泽东的理论助手，一向察言观色， 此时已被毛的7月23日讲话吓得魂不附体，他一见到《动态》，不但全部扣下，而且打电话到北京，叫我们把这一期刊物全部收回。

据我所知，庐山会议上还没有人提到张治水的信，可见与会者都没有看到《思想界动态》。

但是在政研室，这一期《思想界动态》却成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中的一件大事。我就因为编印这期《动态》而犯了“配合彭德怀向党进攻”的错误，遭到入党十多年来最猛烈的批判。

张治水这封信所反映的情况和意见，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远远超过彭德怀的信，应该说对庐山会议的讨论和决策，极有参考价值。而且实践也已经证明：张所反映的情况，都是真实的；他所提的意见，也是正确的。2011年，张治水的家属从湖南给我寄来了原信，我觉得，为了恢复历史真相，使错误不再重犯，不应该让这封信永久湮没。它不是故纸堆里的垃圾，而是一颗被人误丢的明珠！所以我将信件原稿进行了整理，摘要如下：

党在1958年所犯的错误和原因

（摘录）

错误在哪里？

党在58年究竟犯了些什么错误呢？首先是忽视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一条最基本的定律：事物的发展是平衡的，互有内在联系。强调一点忽视其它，就会彼此失顾，以致影响主要的。这就是党在58年所犯的主要错误。

我们知道在1100万吨钢中，其中优质钢占900多万吨，土钢只占200多万吨，这200多万吨土钢，几乎动员了全国一半以上的力量，花的本钱就更加无法计算了，这种全国总动员的作法，显然是错误的。我们仅仅为了炼钢，却来了个全民运动，机关停止办公了，学校停课了，一些服务性行业半停止营业了，参加农业生产的人减少了约三分之一，其结果是钢铁的供应紧张并没有得到缓和，而促使其它各项物质供应紧张。有人说完不成1070（万吨钢）在国际上影响不好，这点我们不否认，但我们应比较一下，国际友人来到我们国家，看到饭店里没有饭卖，市场里各项物质都缺乏，人们过着半饱的生活，哪一个影响大呢？

应该算清两笔账

祖国已经解放十年了，建设一年年增长着，生活却下降了，现在连饭都吃不饱等等。有的说我现在最高的欲望就是能吃顿饱饭；有的说现在最幸福的人就是炊事员；有的说共产党是幻想家，去年还说种一年田打一年篮球，粮食吃不了酿酒喝，现在连饭都吃不饱等等。物质到哪里去了呢？只要给去年的钢铁算算账，就会发现我们失了多大的血本呵。就拿我们这里来说吧，二百多人，日夜苦战了一个多星期，总共炼了一百多斤铁，拿每人每天一元工资计算，光工资成本就二千多元，再加上木材、矿石、焦炭，平均每斤铁的成本不下于二十元，而生铁的售价也只二角钱一斤！一般的土炉子从捣观音土到烘炉至少也得四五天，寿命往往只有一天，炼铁数百斤，有的几个钟头就坏了，斤铁未出。既然是搞经济建设，我们就必须考虑它的经济效果，更何况我们是一个穷国。我们只要冷静地思考一下就会发觉这种作法的幼稚可笑，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竟全民都去搞起14世纪的玩意儿，并且还频频不烦地去作着种种愚蠢的试验。

让我们再算另一笔账，由于投资过大，施工过多，去冬至今很多工厂企业建筑公司，因原料不足形成半停工状态，而工人的工资还是要照发，设备大量地被积压着，这又是多大的浪费！看来多快好省的口号也应改为省、快、多、好了，贪多嚼不烂有什么用。

产生错误的两个主要原因

党内滋长着一种骄傲情绪，不愿听听反面的意见。譬如，去年有人提出过，这样办钢铁不合算，要亏本；也有人提出过这样搞会破坏平衡。党不但没有接受这种善意的意见，反而给加上一顶“算账派”、“保守主义”的帽子，批判一顿。当善意的意见被拒绝了，只好观潮了。

产生错误的另一原因，就是我们党不愿看到自己的错误和缺点，没有认真深刻地去总结它。56年假如我们不是用简单的反冒进的作法，而是更深刻地冷静地去总结产生不平衡的原因，也就不会犯下58年的错误。因此今后每一年我们都应专门地去总结一下错误和缺点，成绩谈漏了也不要紧，这只会给我们的事业带来好处。

几个过左的口号

去年在一些报刊杂志上提出了“作党的驯服工具”，这是一个有原则性错误的口号。这样一个口号会束缚青年人的思想，也是始终没有为广大群众内心所接受的。

“保证党的绝对领导”，也没有提出的必要。反右以后，党在高等学校和各个部门已经是绝对领导了，一些担任领导的民主人士和各党派人士，已经不敢再大胆说话了，我们又何必把口号提得过左呢？

据说在政法系统提出过党的政策就是法律，这是一个多么危险的口号！右派分子攻击我们党和群众是主人和仆人的关系，而我们却向群众提出作党的驯服工具；右派分子攻击我们是党天下，而我们却提出党的绝对领导；右派分子攻击我们没有国法，我们却提出党的政策就是法律。这不叫做不打自招么！！！

应当辨清假象

有一位做过多年党的工作的领导同志感慨地说：“往往有些我们估计执行不通或者执行起来会有问题的措施，拿到下面去顺利地执行了，领导的思想真赶不上群众！”假如他冷静地分析一下，就会发现群众中一些中间和落后的人不是没有意见，而是有意见也不敢提。而群众中一些先进的人，虽然没有意见，但往往也是脑子发热。

由于我们对待不同的意见，一味采取批判的办法，也由于我们把一些口号提得过左，这种假象就越来越严重。我们只要背后仔细观察，就会听到一些轻轻的埋怨声和无可奈何的叹息声。而这种声音作为党的干部是再也听不到了，这说明我们党是走着一条脱离群众的多么危险的道路！！！

怎么办

这种假象不但严重地在群众中存在着，甚至在我们党的一些高级干部中也存在着，甚至刮得我们的老舵手毛主席也有点掌不住舵了。我们党必须进行一次新的整风，但不能再用自上而下批判的办法，应该冷静地实事求是地坐下来谈一谈，摆事实说道理，不同的意见可以和平共处。党也应该找党外一些人谈谈心，对于那些做错了的地方或不够的地方，应大胆承认错误。

关于知识分子政策

为什么解放以来几乎没有看到高级知识分子有什么创造呢？要设身处地想一想，解放以来，几乎每次大的运动都把他们打击和批判一顿，这样做使他们有苦说不出，特别是拔白旗后，大多数老教师走路都抬不起头。

知识分子看问题比较敏感也比较深刻，说话也比较慎重，比较客观。应该看到历史上几乎没有哪一个朝代不是由于不听正直知识分子的忠告而倾于崩亡。我们不应该只愿听赞扬声，一个忠心耿耿的人，不会过多地去歌功颂德。

关于干部政策

人们为什么对曹操那样感兴趣，因为曹操是历史人物，说错了也没有多大关系，反正是学术问题。对现实问题谁也不敢谈，唯恐犯错误。写文章的人一致称赞曹操的用人唯才，不分阶层，我想或许有些暗示，只是不便说罢了。

近来有些地方在选拔干部时的确有忽视才的倾向，或者认为学识是无关紧要的，只要听党的话就行了。无产阶级不应当害怕敢于提出反面意见的人。德的标准不应当就是听话。

关于科学研究工作

对于在学术上出现的唯心主义，我们不应一棒子打死，这对于我们追求真理是有利的。假如唯心论者提出的道理，唯物论者无法说服时，就会促使唯物论者去寻找更充分的科学根据；假如唯物论者根本就无法说服唯心论者，也许唯心论者就是不自觉的唯物论者。历史上可以找到许许多多这样的事实，牛顿和爱因斯坦在科学上的成就，黑格尔在哲学上的造诣，就可以说明这一点。我们应该允许这种矛盾的存在。假如没有人提出错误的假设，恐怕真理也就不会存在了。

关于理论教育工作

解放以来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进行着正面教育，表面上看来很好，但会产生一种危险的麻痹作用，一个没有闻过臭味的人也辨别不出香味。历史上许许多多伟大的人物都是读了许多的书，包括好的和坏的。在他的脑子里也是作了许多正面和反面的思考，走过许多曲折的道路，终于找到了真理。因此我们党的理论家和教育家就应该研究如何采用适当的方式在青年中进行若干反面教育，启发学生去独立思考，敢于对一切问题产生怀疑，提出自己不同的看法。而现在的情况是：一种人有意见埋在心里不说，另一种人根本不敢去想。

关于党报

记得党中央关于在党报中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曾经作过专门的决议，编辑现在似乎都忘记了或者怕登批评的稿件，过去还经常可以看见在报纸上揭发一些虚假现象，一些有正义感的人还可以把一些不好的情况向报社反映，只要基本上符合事实，就会得到党报的支持，而现在不但不敢反映不好的现象，甚至连个人的申诉也很难得到支持，一切相信基层，群众有不满也只好埋在心里。党报的虚夸现象非常严重，稻谷亩产三万六千斤的事，记者是否也深入地作过调查，似乎是指标越高越好，也不过问事实，这样下去将严重地影响党报的威信。

关于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也是在去年一股风下办起来的，既未经过试验，也未经过充分酝酿，不足月的产儿往往是很难活下去的。我国的农村，基本上还是封建经济的解体，而这种解体还是我们用土改的办法，促使它完成的。由初级社升高级社，这已经跳越了资本主义阶段，再要组织具有共产主义性质的人民公社，就必然产生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严重脱节现象，从而给我们的工作带来巨大的困难，将来的事实将会说明这一点的，因此可以说，我们的人民公社是一付怪胎，不如早点打掉它。

关于民主生活

和部队复员转业的战友们闲谈，都有一种感觉，认为在地方还不如在部队自由，为什么部队的组织纪律那样严格，反而会感到自由些呢？这关系到我们的民主空气。

人们现在不但感到物质生活紧了，政治生活也感到紧了，谁要说错了一句话或者发了几句牢骚，就要受批判，或者拿到大会上去辩论。党应该使每个人都感到我们的物质生活和政治生活都一天天更加美好自由。

关于检查团

去年中央和地方都组织了检查团，为什么这些问题都没有发现呢？主要是犯了高高在上主观主义的毛病，检查团来到三天之前，就忙得团团转，到处搞得漂漂亮亮，似乎不是检查团来检查工作，倒像是欢迎参观团来参观，有虚假也就无法看出来。

关于电影艺术文化生活

人们喜欢能看一部好的电影，可是往往是一些公式化概念化的东西，千篇一律，不能给人艺术的感染。

走到车间工地，看到的是“鼓足干劲争上游”的大幅标语口号，走到俱乐部也是类似的东西，打开报章杂志也不例外，使人感到生活太单调。打开诗刊，竟看不到一首情诗，有也是翻译外国的，或者是少数民族的。这样下去三百年后的人会感到奇怪：难道那个时代的人就是一天到晚搞建设，连爱情也不谈了，友情也没有了？

我们既然是现实主义者，在反映好的同时，也应该反映坏的一面，我们的党员有勤勤恳恳爱人甚己的，也会有高高在上不关心群众的。而现在作品里的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几乎都是一样，一张慈祥的脸，一颗刚强的心……

关于十年大庆

听个别领导同志的口气，十年大庆的隆重要和苏联四十周年媲美，运动会的规模要超过奥林匹克，脑子太热了，应该冷静一点。

为大庆花太多的钱完全没有必要。中国向来就是一个踏踏实实会过日子的国家，新中国也还要活下去，二十年、三十年……甚至百年大庆时再隆重搞一下，也未尝不可。

关于运动和矛盾

我们总喜欢采用运动式的工作方法，农民把它叫做打摆子忽冷忽热，显然这是一种不好的工作方法，使人感到忽东忽西，晕头转向。原因是我们不能随时随地主动发现矛盾，解决矛盾，一直等到矛盾突出以后，才来集中全力解决一下，这种工作方法非常被动。

关于按劳分配和物质鼓励

去年我们过分强调按劳分配是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有些人甚至认为由供给制改为薪金制也是向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投降，这是错误的。

在这样一股风下，工厂的计件工资全部取消了，我们的按劳分配不是做得过多了，而是远远不够。假如政治工作不是以经济作基础，政治口号不是和物质刺激相配合，我们的口号将变成空洞的口号。事实上群众对政治挂帅、大跃进等口号已经不那样感兴趣了。我们不能永远靠一股风来进行工作。

教学革命的做法是错误的

对待这样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教学革命），我们采取的态度是粗暴的，强词夺理，而不是真正采取自由辩论的办法，

这种愚蠢的办法，结果是怎样呢？大家都学聪明了，谁也不说心里话了，被批判的人表面上看来很听话，可是心里谁也不服，有的消沉了，有的在感情上与党距离更远了。

怎样理论联系实际，教学革命也是走了个极端，要学生编教材。往往是刚学过的功课，甚至还未十分理解它就要去编讲义，那当然只得东抄一段，西录一段，或者生搬硬套地把一些实际例子搬到讲义上。

关于为什么要写这封信

亲爱的党，在教学革命中我被戴上反动分子的帽子斗了一顿，我的心一直很沉痛。起初我认为可能只有我一个人是这样，也许真是赶不上形势的发展。后来和一些拔白旗的人相逢，个个都唉声叹气，有一种有苦说不出的味道，看见一些老教师也都那样萎靡。我想为什么都会这样呢，越想越不对头，一种强烈的战士感责备我，当我们党几乎听不见什么反面意见时，作为一个志愿军战士的我，为什么不把这些东西提出来呢！因此整整写了一个半月。最近病了，医生劝我休息，我还是坚持把它写完，无论从我的年龄、知识和地位来说，我都不应该夸这样大的口，连党中央和毛主席都批评起来了，我想党会原谅我的冒昧的。即使全篇文章都是错的也好，我愿作一个探测真理的尖兵，这样做可能给我自己带来更大的不利，但对于党和社会主义的祖国总多少会有一点好处的，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华中工学院机制三年级学生 张治水

（1959年）7月11日

在劫难逃的“小彭德怀”

和彭德怀同时上书的张治水是个青年团员，参加过抗美援朝，复员后考上大学。他身处底层，“看见大跃进带来的萧条景象以及各种议论”，感到忧心忡忡。他暑假回家时，在火车上遇到一位抱着小孩的妇女，含泪述说他们农村粮食已经没有了，她几天未吃饱，乳汁断了，孩子饿得哇哇直哭。张治水见她向邻座乞讨饼食的情景，“我的心酸了，为什么会造成这样呢？其根源在于中央的指导思想和政策出了问题，在于左的思想在统治着一切”。

于是他“抱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心情”，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直寄党中央，另外抄了一份交党支部转送上级党组织。他很清楚此举的可怕后果。“我也知道，这篇文章是很难为人所理解的，触及的都是党的一些根本方针政策问题，连党中央和毛主席都批评起来了。”但他还是下了决心，哪怕“这样做可能给我自己带来更大的不利”，“但对于党和社会主义的祖国总多少会有一点好处的，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庐山会议后，在席卷全国的“反右倾”高潮中，张治水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他作为“小彭德怀”，成为武汉地区一个重点对象。湖北省委秘书长亲自到华中工学院去召开全院批判大会。自此大大小小的批判会和“辩论会”，不知进行了多少场，特别是反复追问他受了谁的指使，哪些人与他合谋。他说独自写的，但是没人相信。同时各种议论对他也形成巨大的压力，什么“漏网大右派”，“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暗藏很深的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等等，使他感到无法再活下去。有一天晚饭后走在马路上，他一头撞向一辆大卡车企图自杀。多亏司机及时刹车，才幸免于难。司机大喝一声：“你想找死啊！”强行把他拖开。这时他才清醒过来：“我为什么要去死？我死了不如一条狗，死了只能是一个反革命分子畏罪自杀，成为说不清道不白的冤死鬼。”

他后来回忆说：“这是一次生与死的决斗。”此后他决心活下去：“我有老母有妻子有儿子，为了他们我应该活下去，否则他们都会成为反革命的家属，我不能害他们。”而且他“相信历史会做出正确的判断”，所以终于挺过来了。

这一“挺”就是20年。不但他自己因为背着“政治问题”的黑锅，被打入“另册”，到处遭歧视，连他的儿女也都受到株连，想参军或入团都不可能。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张治水的冤案才得到平反，重见天日。

张治水在大学是学机械的。平反后，在一个机械厂担任总工程师和厂长，得以发挥所长。只可惜由于长年在政治高压下备受屈辱，又在十分恶劣的条件下生活和劳动，他的身体已经受到严重的伤害，平反后能施展才华的时间，只有十几年，不久就疾病缠身，如今已经瘫痪在病床上失去意识很久了。

从他写给毛泽东的信来看，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杰出人才。他虽然身处基层，学的是工程技术，但是眼界开阔，对不少现实问题都能提出独到见解，有些看法还很深刻，而且对弱势群体和底层苦难的关怀溢于言表，应该说具有“智者”的眼光和“仁者”的心怀。更加可贵的是，他在反右派运动之后，明知批评共产党将给自己带来多么可怕的后果，但还是把信送出去了， 充分说明他具有“勇者”的骨气。智、仁、勇是中华民族传统的“三达德”，在张治水身上可以说集中体现出来了。比如，他当时就断定：人民公社是个“怪胎”，应该早日解散。这是多么犀利的眼光，多么大胆的结论！那个时候的中国，有几个人能有这种眼光？又有谁敢说出这样的话？

一个青年学生和许多中央委员的对比

在智、仁、勇这“三达德”里面，论起智力来，中国人绝不比别人差，过去和现在都是这样。但是谈到仁和勇，就另当别论了。

“仁者爱人”。“爱人”是仁的基本要求。可是毛泽东的“斗争哲学”训导了中国几十年，社会通行的美德已经不是“爱人”，而是“整人”、“斗人”和“坑人”了。

至于作为“三达德”之一的“勇者不惧”，在当代中国就更稀罕了。按理说，共产党既然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党员就是中国人里最先进的分子，中央委员更应该是先进分子中的精英，足以成为全中国人民的榜样。能够当上中央委员，说明他们的智商绝不会低，张治水所看到的“三面红旗”的问题和社会的惨象，这些“当朝公卿”和”“封疆大吏”一定都能看到。然而除了彭德怀等个别人之外，居然没人敢向毛泽东反映，更不要说当面诤谏了。本来许多人看到彭德怀的信时，大体上都是同意的 。但是毛泽东一发话，他们立刻变脸，众口一词批判起彭德怀来了。当时在庐山上的那些中央委员，如果和青年团员张治水比一比，就可以看出谁更具有“勇者不惧”的“达德”。

悲剧能避免吗？

今天的政治舞台上，毛泽东式拥有绝对权威能够独断专行的人，已经没有了。中国的命运已经不会取决于某一个人的生死了。那么，彭德怀或张治水式的悲剧能够避免吗？整个国家因为不能及时纠正错误而陷入危机的局面能够避免吗？

回答是不能，因为造成这种悲剧或危机的制度还在。

这种高度集中的权力即垄断的权力，不但能制造悲剧，而且会孕育出制造悲剧的独裁者。至于这个权力的运用者是一个人还是一个集体，并不影响它的性质。

在这种制度下，“官大一级压死人”，有权就有一切，滥权不可避免。德高望重如彭德怀也好，默默无闻如张治水也好，哪怕有再好的建议，都可以被掌权者扔到纸篓里变成垃圾，因为没有一种机制来逼迫掌权者必须接受逆耳忠言，必须接受人民的选择。在这种制度下，某个建议被扔进纸篓还算是好下场，如果被认为对权力构成“挑战”，那就“危害国家安全”了。因为这种制度的掌权者本身就是“国家”，所以把逆耳忠言看作“危害国家安全”，不但顺理成章，而且易如反掌。

由此可知，产生这类悲剧的根源不在个人而在于制度。

据邓小平说，毛泽东曾清醒地提到这一点，而且说过，独裁者无法无天这种事情，在英、法、美这些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

邓小平在1980年曾经专门对这个问题做了一次著名的讲话，并且表示一定要改革这种制度，可惜终其一生也未能实现。转眼间，被称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已经去世十多年了，但他生前“设计”的政治体制改革还未提上日程。

不是“挑战”，而是“机遇”

拜改革开放之赐，三十年来中国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停滞不前，腐败已经扩散到整个机体，成为制度性的不治之症。这一点，高层内部有识之士已经有所认识。党内外呼吁政治体制改革的声音也一直不绝于耳。不应把这种呼声看作是“挑战”，而应该把它当作难得的“机遇”。抓紧时机，切实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不是“应天顺人”的“最上上策”吗？

然而人们看到的是什么呢？为了“加强社会管理”，对内的“维稳”经费已经超过对外的国防开支。作为执政者，当然要维护社会稳定。但是用高压来“维稳”，恰恰是加剧矛盾，可以说是“抱薪救火”，在给更猛烈的爆发制造条件。

“殷鉴不远”，就在庐山会议。彭德怀和张治水的信，给执政者提供了一次扭转“左倾”错误的良机，可惜在专断体制下，两人的呼声不能和广大群众见面，不能形成公众舆论，无法通过民主机制变成逼迫执政者必须接受的制度性压力，结果这次能够挽救那场大饥荒的良机，就被毛泽东7月23日的一篇讲话弹到九霄云外去了。

如今，历史又到了一个转折点。“只改经济不改政治”的“中国模式”，已经快要走到尽头。积极稳妥地实现和平转型，走上人类共同趋向的宪政民主的大道，符合全社会的利益，也符合执政党的利益。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不管是否被看成“挑战”，实际上都是难得的“机遇”。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清醒的当政者应该是明白的。

（作者为中宣部理论局原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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