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岁高龄的郜国武，身穿缀满战争奖章的旧军装，两道浓眉紧蹙，端坐在电视机前收看有关钓鱼岛的报道。

抗战时期，郜国武曾和战友们一把大火烧掉了日军占领的新乡火车站大批军用物资；里应外合，不费一枪，将日军驻新乡留守处51人和大量物资全部押运到解放区；在战友们的配合下，他还曾独自一人端掉日伪军一座炮楼……

“你要写，就写写咱们的15名武工队员吧，他们死得太壮烈、太冤屈了……”这位先后荣立25次战功的老人对记者说。随着老人的讲述，发生在68年前的那场鲜为人知的“马营事件”逐渐清晰……

叛徒出卖

15名武工队员遭残杀

“当年的‘马营事件’啊，知情人、领导人可能就剩我一个了。”郜国武老人感慨万千。

1944年农历七月十五，时任八路军太行军区武工队副队长的郜国武向队长张金忠传达上级指示，要求武工队北上太行山充实县大队力量。不料，张金忠却受叛徒吕生金说“汉奸区长刘金展有转向八路军想法”的欺骗，要留在新乡县，策反刘金展。郜国武劝说不了张金忠，就留下来一块儿做刘金展的工作，并安排赵来玉率领17名武工队员先上山。

当晚，郜国武等人住在新乡县郭小郭村吕生金家。半夜，有人敲门，郜国武一听是汉奸刘连富的声音，立即和张金忠进入战斗状态，用枪指着刘连富等人，将对方吓退。郜、张二人趁机逃出吕家。

赵来玉带领武工队员们途经新乡县北马营村，夜宿村民陈福田家（陈家是我地下党的一个联络站）。农历七月十六晚，因吕生金告密，刘连富和担任豫北地区剿匪保安大队长的汉奸刘连清（刘连清为刘连富的大哥）带人武装包围了陈家，除王福庆、赵树林成功逃脱外，其余武工队员均遭枪杀。

第二天，郜国武从地下党支部书记刘广安处获知，事发当晚，张金忠的小舅子、中共地下党员刘明祥也被打死了。

后人努力

为牺牲父辈讨名分

“马营事件”中遇难者后人、75岁的李久枝告诉记者，父亲李来贤被害时，他只有7岁，最小的妹妹是遗腹子，生在破庙里。李来贤牺牲后不久，日伪军到李久枝家抓人、搜武器，幸亏邻居们给他家提前报信儿，李久枝的母亲才得以带着孩子逃走。

解放后，李久枝积极参加家乡建设。18岁那年，他报名参军，但政审没过关；他曾被吸收为中共预备党员，同样因为家庭“历史问题”，预备期满后未能转正；“文革”中，他更是因为“土匪子弟”挨批挨斗。

与李久枝一样，今年74岁的魏俊清、84岁的赵来功等人也都因父亲并非英烈，而在生活和工作中受歧视。

1978年，李久枝四处打听，后又找到新乡县志上记载的“马营事件”真相，便开始寻找证人证据。1980年，李久枝第一次向新乡县民政部门申请，要求追认其父亲李来贤为革命烈士。

奔波数年

烈士申报至今无果

30多年来，李久枝和赵来功等人始终未放弃为父辈追讨烈士名分。他们收集的一些证据材料显示，据《新乡县志》载：“刘连清曾在1944年农历七月十六亲手制造了马营惨案，一次枪杀我游击队（记者注：实为八路军武工队）队员17名（记者注：当时有关部门还不知道王福庆和赵树林逃脱生还），尸首投入卫河顺水漂去……”

当时，郜国武带领武工队在敌占区秘密战斗，他的上级是敌占区区长、中共地下党员朱亮。解放后，朱亮历任新乡市郊区区委书记、市委宣传部副部长，1995年3月26日，朱亮出具的一份证明材料显示，“我们指示武工队长郜国武将李来贤等17名同志送上北山（太行山）解放区分配工作，不料途中出了问题，17名（实为15名）同志被敌人杀害，他们确系革命同志，应追认革命烈士”。

1995年，李久枝将上述有关材料和申请追认父亲李来贤为革命烈士的报告一起递交新乡县政府，后又被上报至新乡市政府。

1997年，新乡县民政局按照省民政厅和市民政局的要求，写出调查报告。在详述了“马营事件”基本情况后，以“当时这些遇难的武工队员都是从事地下工作，单线联系，知其详情者不多，调查取证困难；记载此次事件的历史文字资料不多，难以证实每个人的具体身份等”为由，未予批准追认李来贤为革命烈士的申报请求。

民政部门

将积极调查新证据

2009年底，新乡县合河乡大里村村民刘清茂在清理老房子时，意外发现一份泛黄的宣纸，上面用毛笔写下一页隽秀的小字。这是他的爷爷刘广安1950年11月4日向获嘉县呈送并留存的一份材料。

这份材料写道：“我是新乡县西地下党支部书记刘广安，揭发汉奸刘金展和施振书杀害我革命游击队员（实为武工队员）。被害成员如下：赵长春、李来贤、董孬蛋、赵和新、赵松亭、赵来玉、赵生美、姜德亢、魏玉明、李福才、徐如林、赵生库、袁信妞、武秀生、李福生、赵树林（记者注：刘广安不清楚赵树林已逃生）等人。”

采访中，记者见到了现年87岁的刘明哲老人写出的证言材料，称“为寻找我哥刘明祥的尸体，我跳入卫河四处打捞，的确在河里找到数十具尸体，他们都是‘马营事件’的遇害者……1991年9月23日，国家民政部批准了刘明祥为革命烈士。我认为，‘马营事件’的被害者早应该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因为他们是为了抗日救国，执行革命任务而牺牲的……”

这两份新材料的出现，重新鼓舞了李久枝、赵来功等人。今年9月初，他们又在新乡县法院查到了解放后最高人民法院对汉奸刘连清的死刑判决书。该判决书显示了被刘连清杀害的“赵来玉、赵升库、赵升美（记者注：赵升库、赵生库为同一人，赵升美、赵生美为同一人）等部分武工队员的名单”。

目前， 李久枝、赵来功等人正准备将收集到的新证据呈报给新乡民政部门。

采访中，郜国武透露了一个细节：“马营事件”发生不久，时任太行军区司令员的皮定均到辉县薄壁镇时，专门约见郜国武，要他把“马营事件”和另一起同年发生在新乡县秀才庄46位武工队员被日军和剿匪保安大队全部枪杀的惨案搞清楚，为牺牲者申报烈士荣誉。

解放后，在郜国武及其战友的努力下，秀才庄46位武工队员被国家追认为“烈士”，新乡市政府在市烈士陵园，为他们建造了陵园中最大的陵墓和纪念碑。

郜国武说，他在参加抗美援朝出国前，曾将为牺牲的15位武工队员“追烈”一事交代给地方领导。但因种种原因，至今没有得到落实。2008年5月，郜国武满怀遗憾，自费1万多元在卫辉市龙居山陵园，为15位牺牲的战友竖立了一座“马营事件”纪念碑，以告慰他们的英灵。

9月18日，新乡市民政局优抚科负责人向记者表示，如果李久枝、赵来功等人呈报的新材料足以证明“马营事件”中牺牲人员的真实性，民政部门一定会积极调查、落实，并逐级向上呈报。“对牺牲的先烈们，我们都怀着崇敬的感情。” 该负责人说。

15名武工队员当为我们铭记

赵长春男，新乡县贾桥村人；李来贤男，新乡县贾屯村人；

董孬蛋男，新乡市石榴园街人；赵和新男，新乡县贾桥村人；

赵松亭男，新乡市平原乡八里营村人；赵来玉男，新乡县贾桥村人；

赵生美男，新乡县贾桥村人；姜德亢男，新乡县贾桥村人；

魏玉明男，新乡县合河乡前村人；徐如林男，新乡县小吕村人；

李福才男，新乡县合河乡前村人；赵生库男，新乡县贾桥村人；

袁信妞男，新乡县合河乡前村人；武秀生男，新乡市高湾村人；

李福生男，新乡县合河乡前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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