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在文学上春风得意,但仕途多舛。他出仕时,正赶上王安石变法。他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和独立人格,不完全赞同王安石的观点,站在保守派司马光一边。他因此不被变法派的赏识,被贬到外地做官。数年后,变法派失败,司马光派执政。按说苏轼可以鹞子翻身了。
可他的独立见解和独立人格依然故我,又不赞同司马光全盘否定王安石的新法。于是他又不得司马光派的赏识,不曾飞黄腾达。又过了数年,司马光派失势,苏轼却被认定为司马光派,又被贬官。司马光执政时宋哲宗的年号是“元?”年号,这一时期的官员被称为“元?党人”,被打入“另册”,苏轼自然也在册中。此后苏轼被一贬再贬,直到贬到遥远的海南岛。好在宋朝不杀文士,所以苏轼也只是被一贬再贬,而没有削职为民,更没有被杀。官小了,俸禄低了,但温饱还是有保证的。
苏轼无论被贬到哪里,都仍然忘不了、放不下自己的文学生活,从未放弃过自己的写作。每到一地,都留下了优秀的篇章。在山东密州,写下了《密州出猎》的“老夫聊发少年狂”,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被称为中秋节的绝唱;在赤壁,写下了气势磅礴的《念奴娇?大江东去》和前后《赤壁赋》;在黄州、在琼州,也都风流倜傥有遗篇。虽然其中也流露出“人生如梦”的低迷,但主旋律乐观向上,倾注了他对生活的热爱。
所以他也才被列入了诗词的“豪放”一派。不仅如此,他每到一处,都不凑合地过日子,“食不可无鱼,居不可无竹”,尽量把自己安排得舒适一些,为自己盖自己设计的房子。也“入乡随俗”地享用当地的特产。如在惠州,当地出产荔枝,他就“日啖荔枝三百颗”,让自己活得有滋有味。给有的人,处在这样的一贬再贬的背井离乡中,还不知道怎么怨天尤人、痛不欲生呢,可苏轼,无论多么颠沛漂泊,都保持着一种好心情,乐观、潇洒、豁达地生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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