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妓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特殊社会阶层，其雏形早在先秦时代便已出现，但真正成为一种行业，则开始于魏晋南北朝。发展到唐宋时期，歌妓进入到一个繁盛的阶段。欧阳炯就曾在(花间集序》中描绘了中晚唐时期歌妓的繁荣现象：“有唐以降，率土之滨，家家之香径春风，宁寻越艳;处处之红楼夜月，自锁嫦娥。”而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对于宋代的歌妓待客的场景也曾有记载：“向晚灯烛荧煌，上下相照。浓妆妓女数百，聚于主廊搛面上，以待酒客呼唤，望之宛若神仙。”而歌妓的发展与繁荣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是密不可分的。据《唐六典》所载：“三品以上得备女乐五人，五品以上三人。”到了宋代，黄袍加身后的赵匡胤曾劝石守信等大臣“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宋史·石守信传》)在上层这种提倡、鼓励的政治大气候下，加上城市商业经济进步等因素的影响，歌妓便发展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阶段。

　　唐宋二代的歌妓大体上是由宫妓、官妓、家妓和市妓组成。宫妓和官妓身份较为特殊，她们的活动范围主要局限于宫廷和地方官府。而家妓和市妓不但数量庞大，同时也是与文人士大夫阶层的生活关系最为密切的群体。唐宋文人和歌妓交往或家中畜养歌妓的事例，比比皆是。由于她们都是作为封建社会上层的享乐工具而存在，因此，无论是这几类歌妓中的哪一种，都必然具有一些共同的特质。

　　首先，她们是集美貌和高超的才艺于一身的特殊群体。天宝年间，著名的宫妓念奴就是最好的例证，“念奴有色，善歌，宫伎中第一。帝尝曰：‘此女眼色媚人。”作为承平侍宴的服务工具，容貌美是其赖以生存的首要条件。她们要么是“转盼如波眼，娉婷似柳腰”(温庭筠《南歌子》)，要么是“香面融春雪，翠鬓秋烟，楚腰纤细正笄年”(柳永《促拍满路花》)，或者是“眉长眼细，淡淡梳妆新绾髻”(苏轼《减字木兰花》)，而神态更是“半羞还半喜，欲去又依依”(韦庄《女冠子》)，于不胜娇羞中传达出无限的情意。与此同时，她们往往又擅长歌舞或者精通某种乐器。如白居易家中的歌妓樊素因善唱《柳枝》，遂以柳枝为名。晚唐时期的杜秋娘在唱《金缕衣》时，亦让李镝另眼相看。而精通乐器者，更是不胜枚举。如中唐时期的歌妓曹善才，以善弹琵琶为天下人所知，其乐声仿若“花翻凤啸天上来，裴回满殿飞春雪。抽弦度曲新声发，金铃玉?相磋切。流莺子母飞上林，仙鹤雌雄唳明月。”(李绅《悲善才》)。正是由于她们色艺双绝的特质，从而引起了男性观者的审美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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