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军

只一个钟头蒋介石卫队全被干掉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凌晨4时许，酣睡中的蒋介石突闻枪响，在两名侍卫搀扶下仓惶从华清池五间厅后窗逃跑，藏于半山腰一虎斑石东侧的石峡洞后，后被搜山部队发现扶持下山。

当时，王景芳是上尉副连长，奉命带兵控制华清池外围。虽说“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但接到去抓蒋介石的命令时，王景芳大吃一惊。“我一个上尉副连长只管听命令，但听到去抓蒋介石？我还吓了一大跳呢！我们的校长张学良，胆子也忒大了吧？”

直到今天，王景芳想起西安事变那天的枪战场景还后怕，“那天晚上，枪声四起，蒋介石的卫队都是驳壳枪。可我们都是用的捷克式轻机枪和7.9毫米口径中正式步枪。激战近一个钟点，蒋介石的卫队都被我们打死了。”

第二天，王景芳和其他人因好奇去蒋介石的住处看看。“墙上、窗子上，尽是枪眼儿呢！按理，事变第二天，骊山、华清池都戒严了，谁都不让靠近的，可是，我们都是东北军的呀，就悄悄地去瞧瞧。”

等到了蒋介石房间的门口，把门的不让进，几个军官大骂，把门的一看，这群人气势汹汹，还都是当官的，又是东北军自己人，就敞开大门听之任之了。

“我们这些小军官进去就不老实，有的拿条毛巾，有的拿一条毯子，那上边有枪眼儿呢！留个纪念！是蒋委员长用过的。”王景芳回忆道。

2009年12月26日，作家方军在天津采访过一位原东北军的老军官的家属。老军官叫陈维刚，在刘多荃部当上校。西安事变时，陈维刚到蒋介石住过的房间里拿走一条军毯，因为军毯上面有一枪眼儿。新中国成立后，刘多荃当上全国政协委员，还专门去天津看过陈维刚。

“中央军”发十块钱杂牌军只给五块

方军曾向王景芳老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您是否赞成捉蒋介石？”王景芳回答：“我是东北人，眼看着日本人占领东北，当然希望张学良逼蒋抗日。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同抗日’的主张，东北军终于要开赴前线抗日了，就冲这点，东北军官兵还是高兴的，打回老家去嘛！”

王景芳说，西安事变是被逼出来的，蒋介石不光对东北军另眼看待，对所有地方势力、杂牌军，都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所以，不仅不拨供给，还想方设法削弱排挤，必欲灭之而后快。

二十九军在卢沟桥一带英勇抗击日军，大刀队杀得日军鬼哭狼嚎，但就因为是西北军，处处遭到蒋介石打压。宋哲元部孤军奋战，弹尽粮绝，几乎整营整团打光。最需要援助的时候，只有蒋介石的“口头嘉奖”，却得不到“中央军”的一点实际支持。实在顶不住了，宋哲元被迫率残部南撤，面对的竟是自己人黑洞洞的枪口！里外夹击下，宋哲元只得沿黄河西撤，到山西后，又备受阎锡山的排挤。这位在喜峰口、卢沟桥和北平抗击日寇侵略的爱国将领，终于被蒋介石逼得精神失常了。

1940年4月，宋哲元在四川绵阳病逝后，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在给他的挽联上写道：一战一和，当年变生瞬间，能大白于天下；再接再厉，后起大有人在，可无忧于九泉。这些“后起之人”，指的是出自二十九军的张自忠、何基沣等爱国将领。

“七·七”事变爆发后，二十九军一七九师师长何基沣因寡不敌众在泊镇突围，率部撤到大名府。日军的追击部队尾随而至，一七九师的将士们视死如归，与敌血战三天两夜，大名府终因一七九师弹尽援绝而失守。何基沣悲愤已极，仰天长叹：“敌人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抵抗政策！”他痛感报国无门，拔枪自戕，不惜一死以谢天下。但自杀未成只打伤了左肺，被送进医院抢救脱险。

二十九军老兵王世江回忆说：“我们突出重围后，汇合了部队向南撤退。我是个伤兵，到黄河南岸总该可以了吧？他们竟连伤兵也不许过去治疗。蒋介石排斥异己的做法，在二十九军将士中引起极大的愤慨！蒋介石派特务乘坐铁甲车，打着冯玉祥的名义，说是到前方督战，在连镇车站停着。我和被打瞎左眼的一班杨世亨被连里士兵强行抬上铁甲车。特务们怕发生兵变，不得不把我们几个重伤员带到济南。到处是河北逃难来的难民，他们无依无靠，行乞度日，伤兵杂在难民中根本无人过问。而国民党军要员只顾自己逃命要紧，谁来管我们几个叫花子似的伤兵！我们托人情，苦苦哀求，才能在济南市协和医院挂上号。一个医生一打开我臂上缠的裹脚带，臭气四溢，伤口里的烂肉脓血中已经生蛆，蛆虫四处乱爬。医生掩着鼻子皱着眉，十分武断地说：‘必须把胳膊锯掉！’抗日战士怎么能没有胳膊？不得已，我们含恨离开济南。”

王世江等人逃离济南之后，打听到兖州有个第三医院。杨世亨架着他上了火车到了兖州，住进第三医院。在医院里，看到蒋介石嫡系部队的病号住在整齐干净的房间里，而东北军、西北军这些从抗战前线下来的重伤员却拥挤在铺着麦草的地铺上。嫡系部队的病号每天吃大米白面，而“杂牌军”伤员却连粗粮都不管饱。嫡系部队病号要什么药有什么药，杂牌军从前线回来的士兵每天只能用消毒水和盐水洗伤口。最令人难忘的是那年的“双十节”，慰问伤病员时，给嫡系部队的病号每人发十元钱，给“杂牌军队”的伤员每人发五元钱，扣了一半！

由于“杂牌军”在医院受到排斥，激怒了伤员，东北军和西北军的伤员联合起来，砸了医院，打了院长。大家就是要争这个理，凭什么都为抗战流血牺牲，都是保家卫国，却人分三六九等？难道杂牌军官兵就不是人？之后，凡能行动的伤兵大部分都离开了医院。王世江因为参加了这次活动，虽然伤未痊愈，也实在难继续住院治疗，便随之自动出院归队。

蒋介石不发动人民群众起来抗日，害怕人民群众起来危及他的独裁政权，认为群众不过是一帮乌合之众。但实际上，人民群众在抗战中表现出来的觉悟之高令世人感佩赞叹。老战士沈甸之回忆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二十九军伤亡惨重，大量伤兵被运往后方。一天下午，他们队里的四个同学护送两车伤员进城，行经板壁店时，把在马路上跑来跑去的一个小男孩轧死了。车子停下来，群众马上围上来，堵住了前进的道路。孩子的父亲闻讯从家里跑出来，一看车上拉的都是伤员时，把右臂一挥，大声喊道：“你们快走！”当这四位同学回来讲述这件事情的原委时，大家都情不自禁地流下感动的热泪。

蒋介石的倒行逆施，使东北军、西北军的广大爱国官兵看清了国民党政权的腐朽本质，于是纷纷踏上革命的道路。王世江出院后，眼见部队减员严重，蒋介石又不给补充，比较之下见真伪，王世江觉得，只有跟共产党走，参加八路军才是光明的前途。而和他想法一致的二十九军官兵，当时大有人在。1938年11月1日，王世江秘密参加了共产党，邱晓亭是他的入党介绍人。

1939年，一七九师师长何基沣也秘密加入共产党，和王世江在一个支部，何基沣和王世江当时都是我党的秘密党员。后来在淮海战役中，何基沣率部起义，使得国民党军的运河防线裂开一大缺口，为解放军的三个纵队迅速渡过运河，切断黄百韬兵团与徐州的联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而黄百韬兵团的覆灭，吹响了我军淮海战役的胜利号角！

前有东北军的西安事变，后有西北军的临战起义，与其说东北军、西北军与蒋介石心怀二心，还不如说是被蒋介石给逼反的！

群龙无首东北军兄弟相残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护送蒋介石回南京，蒋介石背弃承诺不放张学良回西安，东北军内部四分五裂，自相残杀。王景芳感叹道：“张学良和蒋介石走了！这下可是乱套了，群龙无首了！”

张学良被软禁后，东北军内部立刻分裂为“主战派”与“妥协派”两大阵营。孙铭九是张学良的副官，是“主战派”的核心人物。孙铭九扬言：“如果不放张学良，我带手下30万人投靠共产党！”而作为“妥协派”的王以哲，则坚持认为，东北军必须与蒋介石合作，才有出路。

1937年2月2日，孙铭九、苗剑秋、应德田等人召开会议，决定除去东北军上层的妥协派，彻底改造东北军领导核心。王景芳说，孙铭九视王以哲为叛徒，和王以哲同坐一辆车时，在车里将王以哲打死了。随后，孙铭九等人指挥的特务团在西安城内四处搜寻追杀东北军的所谓妥协派。不仅王以哲遇害，就连对军政决策并不起重要作用的原西北剿总参谋处处长徐方、交通处长蒋斌和副处长宋学礼等亦相继被杀。何柱国等最主要的主和首领，因事先得到消息躲入杨虎城的公寓，才幸免于难。

回首这段凄惨往事，王景芳感叹说：“1937年的‘二·二’事件极大地分化了东北军，蒋介石迅速利用这一时机，将东北军这个“中央军”之外的中国最大的军事集团消融于无形，曾经威风八面的东北军自此滑入了覆灭的轨道！”

1937年2月3日，驻蒲城的东北军骑10师首先叛变，将杨虎城在蒲城的民团全部缴械。几乎与此同时，驻周至、眉县的东北军106师也宣布效命南京，脱离西安。接着，过去深为张学良所信任的东北军105师刘多荃部也转而与潼关“中央军”接头，逮捕和枪杀曾经积极协助张学良联共的高福源等少壮军官，反过来向西安方面警戒……先是“主战派”打杀“妥协派”，随即，在蒋介石的买通串联、封官许愿与军事威慑下，“妥协派”又转守为攻，扭转被动局势反占上风，东北军就这样被分化瓦解，西北“三位一体”的局面已难以维持。

几天之后，蒋介石就作出决定，所有宣布忠于中央的东北军部队仍留原防不动，其余东北军则被东调豫皖，接受整编。1937年2月8日，“中央军”开入西安。次日，顾祝同率西安行营人员正式进驻西安。随后，红军与东北军、十七路军分别开始与顾祝同谈判，“三位一体”事实上已趋于瓦解。至1937年3月初，东北军正式开始东调。不久，十七路军总指挥部也被撤销，杨虎城被逼出国。

国难当头，东北军还在自相残杀。想起这事，王景芳到今天心里还觉得难受，“西安事变后，近20万东北军群龙无首，并在主战主和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最后竟发展到内部残杀。真是亲者痛、仇者快！蒋介石也不是胜利者，最终渔翁得利的，是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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