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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制刘少奇罪证:垂危病人连遭七天审讯

编辑: 路逍遥 关键词: 历史人物 来源: 记忆方法网

本文摘自《小康》杂志,作者:罗屿。

  伪证是如何制造的

  囚禁、病危、反复抢救中的刘少奇,自然很难知道1968年10月后他头上已被安了三顶帽子——“叛徒、内奸、工贼”,更无法知晓,这三顶帽子是如何炮制的。

  或许我们可以根据多年后这三顶帽子被推翻的过程,而去反推一下它的制造始末。按照黄峥讲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由于陆续有群众反映,党内也有很多人提出为刘少奇平反,最终由中纪委和中组部联合组成一个调查组,对刘少奇案进行复查。刘少奇420多卷档案,再加上王光美等人的案卷,共570卷档案。调查组看卷后根据提供的‘证据’再去调查。”黄峥记得,自己曾问当时参与复查的人,那么大的帽子,推翻有没有阻力?对方则说,没有。复查只用了半年时间。一箱箱材料很快都被否定。因为基本都是假的,是逼供的产物。

  而这些伪证的出炉,都源自对刘少奇的一系列“专案调查”。

  在对刘少奇进行专案审查前,1966年冬天,一个名为“王光美专案组”的机构成立。事后看,成立的依据,只是一张手写的、字迹潦草的“名单”。“它既没有标题,也没有日期,更没有注明是在什么会议上、由哪些人研究决定的。”黄峥说,这张手写“名单”中,江青的名字被圈掉,换成汪东兴,据当事人回忆,是江青自己提出的,但其实整个专案组一直处在江青、康生的操纵之下。前台的直接负责人则主要是谢富治。

  1967年3月,随着“文革”的恶性发展,刘少奇问题升级,对他的审查随之开始。“最初,只是有人认为刘少奇在1927年有叛党嫌疑,于是在一次毛泽东、林彪及部分中央政治局常委等人参与的讨论会上提出由‘王光美专案小组’的办事机构‘调查研究’此事,并没有说要成立刘少奇专案组。但康生、江青等人在后来的实际操作中却设立了一个相当庞大的‘刘少奇专案组’。”黄峥说,或可证明江青、康生等人心虚的表现是,虽然专案审查刘少奇从1967年3月开始,5月加剧,但直到1968年4月中旬以前,关于刘少奇案情的各种请示报告和对外联系工作仍用“王光美专案组”名义,1968年4月下旬起才用“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名义。

  至于专案组的工作方式,曾担任专案组负责人之一,后被江青批为右倾,关进秦城监狱5年的肖孟在1979年时这样回忆:“他们(江青康生等)不断给专案施加压力,反右倾。在调查、看材料中,如实反映某些情况时,就以客观主义、扩散专案材料等罪名,停止专案人员工作,查封档案材料,有的人被赶出专案组,甚至关起来。搞专案的人思想负担很重,精神压力很大。在我被关进秦城监狱后,甚至有这种想法,宁肯坐牢,也比按那些人的旨意昧着良心办事为好,倒感觉自慰一些。”

  肖孟所谓的“昧良心”,是指刑讯逼供,炮制伪证,以此证明在1925年、1927年、1929年刘少奇曾叛变革命,充当内奸、工贼。“在江青康生看来,若要彻底打倒刘少奇只能从历史上找问题,说他是个叛徒。永世不得翻身。”黄峥说,“于是,他们千方百计,逼出证据。”

  比如,为证明刘少奇于1929年在满州工作时叛变,专案组将刘少奇在满州时的部下孟用潜定为“隔离审查”的“重点突破”对象。肖孟当时参与了审讯孟用潜,按他事后回忆,“每次审讯,专案组几乎全体出动,七嘴八舌,拍桌子瞪眼睛,威胁恐吓,如‘交代不清,休想出去’、‘顽抗到底,死路一条’,还有指供、诱供情况。”

  就这样,经过连续7天的日夜突击审讯,孟用潜作了违心的交代。但他事后多次口头和书面申诉,推翻假供,前后达20次,一再说明这些交代材料“都是编造的,并没有事实依据”,“写材料是在审讯小组帮助之下集体创作”。但这些申诉都被扣押和销毁了,有几次还强迫孟用潜本人当场撕掉,并一再警告他不许翻案,否则以现行反革命论处。

  因为一再翻供,孟用潜一直被关到1972年。放出来时刘少奇已经去世。

  像孟用潜这样,被株连进刘少奇案的人还有很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80年9月前的统计,因刘少奇冤案被错判的案件有22053件,因此而错受刑事处分的达28000余人,其他受批斗、审查、隔离、关牛棚的人更是难以计数。

  在被株连的人中,孟用潜终有一天走出监狱,至少也还算“幸运”。像时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专职委员王世英、河北北京师范学院教授张重一等人,则在重病缠身时被专案组逼死。而他们中的张重一,甚至和王光美、刘少奇并不相熟,“话都没有讲过”。

  1967年10月,专案组将张重一拘留时,他因肝癌变恶化病势垂危,“随时有死亡的危险”。专案组索性“突击审讯”,在27天中审讯21次,在张重一10月24日病危至11月1日死亡的七天里,专案组更是“穷追紧逼”,现场录制的录音带有80盘之多。“从保存下来的20盘录音带中可以听到这种残酷的‘突击审讯’是怎么回事。录音中不时出现病人痛苦的呻吟声、神志不清的嘟哝声和审讯人员七嘴八舌的吆喝声。”黄峥说。

  最终,一个垂危病人的种种神志不清的话,被专案组说做“终于迫使他断断续续地交代了有关王光美特务问题的几个情况。”

  在张重一去世的那天,专案组又对他进行了一次“回光返照”似的审讯。留下来的讯问笔录上记录着这样几句话--问:“你为什么不交代?你与人民顽抗到底吗?王光美是什么人?”答:“她是个共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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