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中借鬼吏之口说：“一曰吏，一曰役，一曰官之亲属，一曰官之仆隶。其四种人，无官之责，有官之权。”与纪晓岚同时代的邵晋涵也说过：“今之吏治，三种人为之，官拥虚声而已。三种人者，幕宾、书吏、长随。”不论是纪说的“四种人”，还是邵说的“三种人”，都是典型的隐权力集团，他们不是朝廷命官，却是地方吏治的实际掌权者，无官之责而有官之权，而官则徒拥虚名而已。

　　我们主要来说“长随”，亦即“官之仆隶”。长随是官员私人雇用的家丁、奴仆，如跟班、门子等。长随的隐权力可以有多大呢？古人早已列了一条算式：“宰相门子七品官”，就是说，给宰相看门的家奴，其权力不亚于七品朝廷命官，尽管任何摆在台面上的法律文本都不会规定“ × × 衙门的长随 ＝ × 品官”。当然，隐权力是因人而异的，得长官信任、器重的长随，工于钻营、弄权的长随，有过硬后台、背景的长随，他们的隐权力显然要比一般的长随大得多，所以也不能一概地说某某衙门的长随等于多少品官。

　　那么，我们以什么指标来观察长随集团的权力值呢？考虑到长随弄权无非是为了中饱私囊（正式编制内的官员，可能还有“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之类的抱负），长随的权力值也直接表现为“私囊”的饱涨度，所谓“以权谋私”，“权”与“私”是成正比例关系的。

　　晚清笔记《清代之竹头木屑》（作者佚名）收录了一则《甲乙二商》，说的正是长随窃权柄以谋私利的事，对我们分析长随的权力值很有启示。我先将这则官场轶事转述出来：

　　有甲乙二人，在汉口做小生意，二人相要好，但生性都很狡猾。一日二人商量：“我们辛辛苦苦，没赚到多少钱，不如捐个官做做，或许有发财之望。”甲说：“我们各捐一官，财力不足，且不能相助，不如以我之名捐官，你出资助我。”乙觉得有道理。于是乎，两人出资凑得三千两银子，大约甲出七成，乙出三成。乙问自己可以谋个什么差事，甲说：“你不懂书算，不如当一个门子？”乙在市井中，曾经出入衙门公馆，对官爷的仆人视若帝天，能够做门子，已经很满足，所以欣然答应了。

　　甲用这笔合资的股金捐了一个候补巡检，至广东候缺。但甲自捐官后，待乙颇傲慢无礼，乙很是不满：咱们是合伙人，你以为真是主仆吗？但捐官的钱已交给甲，不能就此罢休。于是悉心交结同类诸前辈，请教蒙蔽把持之法。不到二年，甲得补五斗司巡检，乙随他赴任。五斗司为粤东巡检首缺，乙没花几天工夫就与地方的痞棍混熟了，凡巡检应得款项，多为乙所截取，且多方营奸利，甚至伪造甲手书，向富人讹索，甲均不知情。

　　六年期满，甲离任升官，偶然见乙腰囊甚富，大为奇怪，追问不放，乙虽遮遮掩掩，却隐然有得意之色。甲知有异，乃乘人静时请乙过来，说尽好话，始知乙数年所敛之财，已倍于甲。甲得悉后甚为悔恨：早知道，他来当官我来当门子好了。

　　在清代，巡检是知县或知州的属官，设有司署独立办公，执掌缉捕盗贼、盘查奸伪之职，从九品，相当于现在的派出所所长，是个芝麻大的小官。但捐这个从九品小官要花三千两银子，三千两银子值多少钱人民币呢？由于这个故事没有说明具体发生在什么时候，我们姑且以咸丰年间的白银购买力来折算，当时一两银子大约相当于今天的150元，三千两银即相当于今天45万元。即使按清末的白银购买力折算，三千两银也差不多30万元。而清代的九品官，一年的工资也就几百两银子，看起来收益似乎抵不上成本。但甲乙二商合股捐官，本就存“发财之望”，岂会做亏本生意？可见巡检的实际权力值，远远超过正式工资所显示的区区几百两银子，也不止是三千两股本的数目。

　　甲商是这次捐官的大股东，所以坐了官位；乙是小股东，当了长随，主仆（其实是生意合伙人）二人一起走马上任，这种名为仆隶实为股东的长随，在清代官场并不少见，以致有一个专门的名词来指称这一现象，叫做“带驮子”。

　乙的具体职务是司阍，俗称门子、门政、门丁等，类似于现在机关单位传达室的看门老头。但细究起来，以前的门子，地位其实不如今天的看门老头，因为现在机关单位的门政一般都列入正式编制了，而以前的门子，只是官员的私人奴仆而已，属于“贱民”之列。

　　一个九品芝麻官的家奴，能有多少权力呢？在上面的故事中，我们看到了门子乙比巡检甲更擅以权谋私。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因为乙生性狡诈、熟谙蒙蔽把持之法，其实深究下来，乙能生财有道，主要是得益于巡检司署门政的半公共身份，得益于他与巡检大人的特殊个人关系。倘若不是把持官衙门权、与掌权者关系亲密，任你贪念再炽、手段再高，也未必有搞腐败的“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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