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9日是越南前领导人胡志明诞生124周年纪念日，越南报纸刊发社论，提到要执行胡志明主席遗嘱等内容。但是至今为止，胡志明遗嘱没有全文对外公布。胡志明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对华亲密派，与不少中共早期领导人结下深厚友谊，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很多中国领导人的老朋友。1969年9月2日胡志明逝世，9月9日越南为他举行国葬的同时公布了他的遗嘱。不到2000字的遗嘱，却在公布之后，留下了长久谜团。

1969年，胡志明遗嘱首次公布

胡志明的遗嘱开始写作时间是在1965年5月10日。当天早9时，胡志明在居住的高脚屋一间不到10平方米的工作室中，拿起纸笔开始写自己的遗嘱。他的随身秘书武期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记下了这一刻：“此时和风习习，花香阵阵，室内十分宁静。胡伯伯开始写‘75岁生日喜庆’。并在左上角加了‘绝密材料’几个字。过了一个小时，胡伯伯把‘绝密材料’叠好，小心地装进卷宗，然后放到书架上。”从1965年5月到到1969年5月，胡志明从撰写、修改到润色，前后历时4年完成了自己的遗嘱。

晚年的胡志明身体不佳。1969年8月，胡志明在看望越南党中央书记黎德寿和国防部长武元甲回程中遇到了暴风雨，患了重感冒，一病不起，经中国支援的医疗专家组治疗，一度有起色。但9月1日，胡志明的病情急转直下，9月2日上午9时47分辞世。这一天，恰巧也是越南的国庆节。

因为参加国庆节，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黎笋没能最后送别胡志明。在国庆节大会后，黎笋急匆匆来到胡志明辞世时的地下室，喊来武期，询问有没有录下来胡志明主席的最后指示。武期回答到：“没有，我觉得胡伯伯已经把一切必要的指示都写在遗嘱里了。他吩咐说，他去世后，遗嘱要转交给全体政治局委员。”

黎笋立即主持召开了劳动党政治局紧急会议，会议决定为了使胡志明逝世日期不与国家国庆日重合，公布胡志明逝世日期为国庆日之后的9月3日。同时，不火化胡志明的遗体，而是采取列宁、斯大林去世后的遗体保存方法，以便将来寄托哀思。黎笋等人认为，当前形势复杂，为取得对美国侵略者的彻底胜利和完成祖国统一，应当省略和改变遗嘱中的一些内容。

几天以后，被修改过的胡志明遗嘱在越南劳动党机关报《人民报》上发表。在正式发表的遗嘱中，胡志明语言淳朴，用语幽默，甚至引用了中国古代诗人杜甫的名句“人生七十古来稀”，运用了越南传统的“六八体”诗歌形式。他像与全国人民谈心一样，主要谈了党的建设、抗美救国战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等几个重大问题。他要求保持党内团结的宝贵传统，实行党内的广泛民主，经常严肃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党员和干部要真正透彻领会革命道德，真正勤俭廉正、大公无私。他要求全党全国人民无论如何也要下决心抗击美国强盗，直到取得彻底的胜利，“山河在，人民在，战胜了美帝，我们的建设将比今天好十倍”等等。最后的希望是：“我们全党、全民团结奋斗，建设一个和平、统一、独立、民主和富强的越南，并为世界革命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1979年，黄文欢质疑遗嘱被篡改

黎笋主政越南之后，推行亲苏反华政策，遭到很多越南党内人士反对，其中包括长期担任越南驻华大使的黄文欢。1979年7月，黄文欢利用去柏林治病的机会，转道去了北京。8月9日，黄文欢在北京举行了中外记者招待会，揭露黎笋当局的错误路线，散发了《致全国同胞信》，随后又在8月30日揭露出一个更大的秘密，即黎笋篡改胡志明的遗嘱。

黄文欢强烈质疑黎笋在胡志明遗嘱上动了手脚。他谈到胡志明逝世前，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在旁守候的政治局委员，曾讨论应齐集到胡主席身边听取最后的遗言，但被黎笋以胡志明不清醒、说不清楚为由阻止。政治局委员们听取胡志明最后遗言的愿望未能实现，也从未听黎笋说过胡志明早已立下了书面遗嘱。但在胡志明逝世当天，黎笋在政治局委员面前，突然拿出了一份约有三、四页的打字文件，说这就是事先准备好的胡志明遗嘱，并请人宣读。这份遗嘱末尾一边是胡志明的签字，另一边是黎笋的签字。

几天后，这份遗嘱发表在报纸上，还刊登了胡志明的一段手迹。但黄文欢看到，这份遗嘱不是当天黎笋出示的那一份打字文件，而是另一个不同的铅印文件，而且只看到胡志明的签字，没有黎笋的签字。对于不公开全文遗嘱，而采取这样方式公布，黄文欢强烈怀疑这是因为原文已被黎笋阉割或篡改，因而只刊登一段手迹，以鱼目混珠。

黄文欢在其所著的《越中友好与黎笋的背叛》一书中谈到，胡志明遗嘱被篡改最主要的是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相关内容。黄文欢认为，胡志明不可能有越南报纸《人民报》发表遗嘱中的如下表态：“作为一生为革命服务的人，我越对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强大感到自豪，就越对各兄弟党之间的不和感到痛心!”这样的说法，只能表示胡志明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强大既感到自豪，又感到悲观失望，只看到了各兄弟党之间的不和，感到痛心的同时没有看清产生这种不和的原因，不能明辨是非。黄文欢认为这种说法同胡志明一直以来的立场、观点完全不符，同越南劳动党中央反对修正主义决议的精神不符。显而易见，这是黎笋用自己的看法来篡改了胡志明的遗嘱，以实现自己心中盘算多年的反华主张，是极其狡黠的手法。

1989年，胡志明遗嘱又添内容

对于黄文欢在北京的质疑，黎笋随后宣布开除其公职、党籍，宣布其为叛国者，并坚决反对黄文欢所说的胡志明逝世时间、遗嘱被篡改等情况。但是到了1989年，越共中央在胡志明逝世20周年时，不仅宣布了胡志明的逝世时间是9月2日，还公开承认了胡志明的遗嘱还有一份补充材料。补充材料也是几页纸，是胡志明亲手所写，被称为遗嘱的附录。

胡志明在附录中叮嘱了包括“要选拔一些经过战争锻炼的最优秀的年青战士和突击队员到各工艺部门进修”等一些事情。更让人震撼的是胡志明对个人后事的嘱咐：“我请求把我的遗体烧掉，也就是进行火葬。”“骨灰就找山丘埋葬，三岛、巴维的附近好像有许多山岗。在墓上修建一座简单、宽敞、牢固和凉爽的房子，使前来扫墓的人有地方休息。”“应制订在山坡上植树的计划，谁来探访，谁就种上一棵树作为纪念。时间一久，树多则成林，既美于景致，又益于农业。”这显然与黎笋当初“不火化胡志明的遗体”做法不同。虽然有了这些新增的内容，但真实的胡志明遗嘱全貌，仍然不得而知，只能期待遗嘱原件全部对外公开的那一天了。

毛岸英赴朝参战前“遗嘱”：要小心江青

这让我们想了许多：425具志愿军烈士的遗骨回归祖国、电视剧《毛岸英》、电影《毛泽东和他的儿子》……然而，我们记忆最清晰的却是去年11月23日那次采访。采访对象就是刘思齐老人，她回忆起自己的1950年，告诉了我们关于毛岸英赴朝前许多生活细节。

1.一年的婚姻缘分

那次采访就在板仓杨开慧纪念馆里。

刘思齐老人虽然年过八旬，但身体健旺，思维清晰，待人和蔼。谈起毛岸英的往事，她显得很平静。她说，这个话说长也长，说短也短。

“1950年10月14日，这是我永远难忘的日子，因为我和岸英1949年10月15日结婚，岸英1950年10月15日动身赴朝。岸英牺牲后，我才有一个感觉，我们的缘分只有一年。为什么只有一年的缘分?我不知道。”

“1950年对我来说，迷信的话是血光之灾。8月份我做扁桃体手术，原本是很简单的事，结果马上大出血，咳血痰。当时在北京医院住院，毛远新的姐姐毛远志(毛泽民和王淑兰之女)照顾我。岸英陪李克农(时任外交部副部长、军委情报部部长)去苏联了。岸英去哪里我从不打听，因为结婚前就定了原则，不该听的不听，不该问的不问，不该知道的不知道，不该说的不说。岸英从苏联回来后，我说远志照顾我非常周到，让他知道这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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