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为何会“落水”，成为国人所不齿、士林所共愤的民族败类?作为一个典型人物，周作人一生所走过的道路，从光荣而没落而沉沦，在考察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时，自有其特殊的参照意义和历史鉴戒。

　　周作人写了优秀小品散文《美文》，打破了封建复古派关于“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为小品文的兴盛和发展，以及中国“美文”体散文的创立起到奠基作用。他们的作品影响了当时一代知识分子。周作人散文那种真实简切、平淡渊雅、趣味隽永的“知堂风格”，对冰心、朱自清、俞平伯等都影响至深。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就是这样一位蜚声文坛的大家，在抗日战争中华民族最危险的历史关头，却甘心附逆，充当文化汉奸，堕落为民族罪人，成为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三个”谜一样的问题：一是李叔同出家;二是王国维自沉;三是周作人“落水”。

　　周作人为何会“落水”，成为国人所不齿、士林所共愤的民族败类?作为一个典型人物，周作人一生所走过的道路，从光荣而没落而沉沦，在考察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时，自有其特殊的参照意义和历史鉴戒。

　　剖析周作人失节的“历史原因”和“文化现象”，首先应看到，周作人在本质上是一个传统型的知识分子。他根生于文风昌耀的江浙土地，成长于世代书香的绅宦门户。祖父是清末的翰林，做过知县，后因科场作弊案入狱。父亲是位不得志的读书人。由于家庭熏陶，使他从小打下坚实的国学基础，形成以儒家入世哲学为根基、以老庄游戏态度为依托、以禅宗出世思想为归宿的传统文化思想基因。特别是“祖父入狱”后，年仅13岁的他去杭州陪侍近一年半。狱卒的诧异和世人的白眼，对他的性格及心理不能不产生影响。青少年的积习是人生命运的源头。周作人终其一生，始终未能忘情于社会人生。他虽曾以僧人自况，处处想“出世”，但他都时时不忘“入世”，不忘“学而优则仕”的政治文化传统。抗战期间，他之所以接受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的“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常委并兼“教育总署”督办的任命，并以伪督办的身份出席各种政治活动，在敌伪官方刊物上发表讲话、训令，作为汪精卫随员参加伪“满洲国”庆典活动，风光地出没于陈公博、褚民谊等头面人物的宴会，甚至身着黄呢日本军服，腰挎战刀在天安门检阅伪少年团分列式等种种行径，正是他骨子里不忘“入世”的结果。只不过是选错了进入仕途的门径，走错了路。

　　周作人“落水”附逆，除政治上不能忘情于“入世”之外，在生活上耽于安逸，则是另一条重要缘由。

　　抗战爆发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不愿做奴隶的教职员和学子迁往昆明和内地，在抗战中继续工作与求学。年老多病及家累过重的少数教授罗常培、马裕藻、魏建功等人被迫留下来，校长蒋梦麟让他们保护校产。周作人当年52岁，身体很好，完全可以南下。然而他过惯了舒适安逸的生活，深知南方的艰苦，他留恋窗明几净的“苦雨斋”，舍不得离开八道湾仿日本式的书房和各种摆设，所以借故家累太重而留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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