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宪法首次规定“惩办一切卖国贼和反革命分子”

“惩办一切卖国贼和反革命分子”首次入宪，是在1954年。54宪法第十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卫人民民主制度，镇压一切叛国的和反革命的活动，惩办一切卖国贼和反革命分子。”54宪法是新中国首部宪法，亦是一部过渡宪法，按照新生政权的说法是，当时新中国正“由目前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

“惩办一切卖国贼和反革命分子”这一条得以入宪，未必是大多数的人意志。毛泽东对54宪法制定影响力举足轻重，党外人士也碍于政治压力不敢表达对宪法的真实看法。

新生政权为了制定54宪法，先后成立了宪法起草委员会和宪法起草小组。宪法起草委员会有民主党派参与。制宪时，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都参与了讨论。从1951年开始，新生政权先后对党外人士和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例如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毛泽东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文学界在丁玲领导下开展整风运动等等，经历运动后的党外人士和知识分子都对新生政权有所顾忌。在制宪讨论时，迫于政治压力，他们表达真实意见会有顾忌。因此54宪法制定的民主程度大打折扣。

宪法起草小组是宪法起草的核心，成员四人：毛泽东、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后三者当时都是毛泽东的秘书。作为宪法起草的核心人物，毛泽东试图通过制定宪法使“过渡时期路线”（即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合法化。

毛泽东于1953年3月初在修改审定的《宪法草案初稿说明》中指出：“宪法的基本任务……使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的完成获有法律上的保证。宪法草案的主要努力，首先用在这个目的上。”而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也谈到： “用宪法这样一个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使全国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

宪政学者蔡定剑在其《宪法精解》一书总如此评价毛泽东的宪政理念：“毛泽东关于宪法是总章程的观点，是从他宪法确定总路线的观点引申出来的。把他当时制宪的有关思想联系起来，他的总章程主要是指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通过宪法让人民明确走社会主义道路。

54宪法规定“惩办一切卖国贼和反革命分子”，主要是为了固定“走社会主义道路”

54宪法制定目的就是以宪法固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制宪目的与“惩办一切卖国贼和反革命分子”逻辑一致的，按照“卖国”和“反革命”就是指在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反对社会主义，正如刘少奇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指出：

“毛泽东同志说过，‘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今天的我国人民，决不会容许资本主义在我国泛滥，更决不会容许把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因为他们既然坚持要使中国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就势必要同帝国主义国家联系起来，而帝国主义者却不会让中国成为独立的资本主义的国家，只会使中国成为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阶级统治的殖民地。这正是蒋介石卖国贼所走的道路。”

“一百多年以来，中国革命同反革命的激烈的斗争没有停止过。这种激烈的斗争反映在国家制度的问题上，就表现为三种不同的势力所要求的三种不同的宪法。……第三，就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共和国的宪法，这就是现在我们所要制定的宪法。……毛泽东同志早已指出：在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胜利以后，不会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而一定要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这个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只会把中国引向社会主义，而不会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

75宪法的表述更具体，新增“惩办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和其他坏分子”

“惩办一切卖国贼”这一表述从54宪法保留至82年宪法，但是完整的条文略有变化。54年宪法是“国家保卫人民的民主自由，镇压一切叛国的和反革命的活动”，75宪法和78宪法则改为“国家保卫社会主义制度”。75宪法还增加“惩办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和其他坏分子”。

上述表述的变化与时代变迁有关。54宪法实施时，我国从“新民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宪法规定了“国家保卫人民的民主自由”，待我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后，75宪法则要求“国家保卫社会主义制度”。可见，宪法的规定一直为满足政治所需。以文革时期的75宪法为例，“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就是直接来源毛泽东的指示和文革时期的阶级成分划分。叶剑英在《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九七五年宪法的报告》说明增加“惩办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条文的原因：

“宪法修改草案具体地规定了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机器要‘镇压一切叛国的和反革命的活动，惩办一切卖国贼和反革命分子，惩办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和其他坏分子’。这里一个重要修改，就是按照我国阶级斗争的实际，增写了惩办新生资产阶级分子。这是指那些新产生的，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危害社会主义建设，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公有制，侵吞社会财富，触犯刑律的分子。那些罪行严重的贪污盗窃犯、投机倒把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打砸抢者和严重违法乱纪、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的坏分子中，许多就是属于新生资产阶级分子。毛主席指出：‘已经被推翻的反动阶级，还企图复辟。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

82宪法删除“惩办一切卖国贼”，但仍保留“反革命”罪

1982年我国重新制宪，这是改革开放后首次修宪。82宪法删除“惩办一切卖国贼”表述，但仍保留“反革命”罪。为何保留“反革命”罪？彭真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说明》（1982年）中认为阶级斗争依然存在，仍有反革命分子活动，须保持警惕。

“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还将长期存在。间谍、特务和新老反革命分子，还在进行反革命活动。贪污受贿、走私贩私、投机诈骗、盗窃公共财产等严重犯罪活动，是新的历史条件下阶级斗争的重要表现。我们必须保持清醒头脑，提高警惕，保持国家的专政职能。草案规定，“国家维护社会秩序，镇压叛国的和反革命的活动，制裁危害社会治安、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和其他犯罪的活动，惩办和改造刑事犯罪分子”。这是保卫和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所必需的。

82宪法除了剔除“一切卖国贼”这一表述外，还将原来“国家保卫社会主义”修改为“国家保卫社会秩序”，这无疑是一种进步。国家是一种人的共同体，人对信仰、意识形态喜好千差万别，宪法规定国家保卫某种特定意识形态显然不妥的。

99年宪法修正案取消“反革命”罪

1999年我国修正宪法时，又将“反革命”表述从条文中剔除出去，变为“国家维护社会秩序，镇压叛国和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制裁危害社会治安、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和其他犯罪的活动，惩办和改造犯罪分子。”99年这次修宪后，这一条文未有变更，现行宪法依然采用。

取消“反革命”和“卖国贼”的缘由，是清除宪法里的“政治概念”，统一使用“法律概念”

为何把“反革命”从宪法剔除？学者黄荣波在《修改宪法第28条之我见》，认为：“原来宪法和刑法提出的‘反革命活动’和‘反革命罪’难以涵盖一切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宪法修正案提出‘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刑法则专列‘危害国家安全罪’一章，其体列出12条，从而全面包括了一切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行为，甚至也包括外国和境外地区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使法律概念更加准确一词，应该说，我国刑法原来使用的‘反革命’反映的是一个政治概念。应该说，我国刑法原来使用的‘反革命’而非法律概念，1999年宪法修正案使用‘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的活动’，刑法用‘危害国家安全罪’一词，这样符合国际上通常的提法……”

从黄的分析看出，99年修宪时只是将不符合法律概念的“反革命”的表述剔除出去，宪法中依然规定镇压和制裁“危害国家安全”。该网站号召恢复“惩办一切卖国贼”保障国家安全，显然是多此一举。

一个相关参考：民国制宪时中共、民盟等都反对将“三民主义”这种“政治概念”写入宪法

历史总是相似的。当年“镇压一切叛国和反革命的活动”，是以宪法之名压制异端。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制定时，国民党要求将“三民主义”写进宪法，但被参与制宪的各派系反对。

在46宪法制定时，中共、民盟等都反对国体冠以“三民主义”。作为宪法起草者之一，张君劢就曾说：“拿三民主义当为共和国的形容词，而且拿三民主义作为思想的标准，将来法院可以利用‘三民主义’四字为舞文弄法的工具。对于诚心研究三民主义内容的人，要一律加以违反三民主义的罪名，种种情形在以往二十年中大家是有目共睹的。”故此，他在起草宪法时，遵循“如何使欧美的民主政治与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原则相折衷”的思想。但是，国民党则坚持“五五宪草”总纲中规定“三民主义”为国体。最后，各方面妥协，将“五五宪草”总纲“中华民国为三民主义共和国”，改为“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这种改变十分微妙，张君劢解释说，“说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是承认民国之造成由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为主动，至于今后之民国，则主权在于人民，故名‘民有、民治、民享之共和国”。（郑大华，《重评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

经此改动后，新宪法条文中仍保留了“三民主义”，但是其意义已与“五五宪草”有着根本的改变了，即以“民有、民治、民享”的宪政理念取代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就否定了国民党的“一党独栽”。

本文来自：逍遥右脑记忆 /lishi/1153215.html

相关阅读：解密：古代哪位官员曾多次主动公布自己的收入？
名将马援为何会失宠于汉光武帝？马援必死的理由
1967年香港严重骚乱纪实
美国退给中国多少辛丑赔款？退了多少到底怎么算
揭秘：宋太祖赵匡胤为何要在赵普脸上乱涂乱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