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5月10日《老年文摘》刊登一篇《美军差点绑架毛岸英》的文章。内容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取得第一次战役胜利后，美军和韩军特工策划了一个“绑架毛岸英消灭彭德怀的计划”，“毛岸英与美军特工浴血奋战”等等。文末注(据人民日报)。在此之前的《国防知识报》2004年3月31日的《史海钩沉》栏目中，刊登郑德坤撰写的《绑架毛岸英阴谋破灭记》，以及《党史信息报》1999年2月24日(月末版)用半个版面刊登许文龙撰写的《一份记录阴谋绑架毛岸英的真实报告》，注明是“真实记录”。文末声称：“作者曾采访过毛岸英的生前战友，现经国家山版署、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和军事院审批”。

　　毛泽东和毛岸英

　　这3篇文章内容基本相同，都对史事描述得神乎其神，并声称经过“采访和审批”。但是，我们这些曾和毛岸英在志愿军总部工作的战友，看到这些文章都感到十分惊讶。对这些文章的内容提出质疑。

　　麦克阿瑟不可能知道彭德怀与毛岸英的行踪

　　郑德坤等人文章中说：“美军司令麦克阿瑟获悉毛岸英在彭德怀司令员手下当参谋，于是拟定了一个‘绑架毛岸英、消灭彭德怀’的计划。”“1950年11月24日，麦克阿瑟的助手惠特尼送给他一份电报，这是莱特森上尉发来询问绑架中共领袖之子毛岸英的行动何时开始。”麦说：“这个行动很不错。”接着就是在这天夜里发生了所谓毛岸英遇敌浴血奋战的故事。

　　彭德怀司令员在前线

　　我(王天成)当时是志愿军总部敌情研究参谋，主管美军情况；停战后参加抗美援朝作战经验总结，参加整理全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的敌情通报、电报、档案以及我志愿军的电函；并在志愿军总部侦察部队工作过。1958年回国后，我一直从事军史研究，特别是美军史研究，还参加了美国出版的权威史书《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等的译校。1980年根据浦安修同志的指示，我与杨凤安为编写《北纬三十八度线——彭德怀与朝鲜战争》一书(已出版)，又重新查阅了中、美、苏、韩等国史料、档案、电文，也没有发现记载此奇闻大事的材料。志愿军总部的许多老同志，包括时任志愿军副司令的洪学智、首任志司作战处副处长杨迪、首任情报处副处长李世奇、作战处科长孟昭辉、时任参谋赵南起、龚杰、田胜、苗杰、成德益、翻译宋保华等，经互相沟通与交流，都对毛岸英殉难的事记忆犹新，但没人知道有些骇人听闻的所谓绑架事件。

　　当时志愿军的组织及行动是非常保密的。10月初，为志愿军出国前后的宣传报导问题，彭德怀向毛主席建议：“在战斗打响之前，应绝对保密。打响之后，新华社在报道和广播方面也应注意分寸。要设法转移敌人的视线，使其产生判断上的错觉，以便我军各路部队迅速隐蔽过江，取得战斗的主动权，力争初战的胜利，以提高士气、稳定人心，扭转被动局面。”10月19日志愿军出发的当天，毛泽东主席电示：“志愿军决定于本日出动，”“在目前几个月内，只做不说，不将此事在报纸上做任何公开宣传。”为此，志愿军建立了严格的保密制度。彭总规定各部队要控制电台，封锁消息，严密伪装，夜行晓宿，避开大路，隐蔽向指定作战地区开进。彭总还严格要求各级组织、成员对志愿军入朝的一切行动，连亲人都不准告诉。毛岸英入朝更在保密范围之内。

　　正是由于我军严守秘密的成功，1950年10月19日晚我26万大军突然进入朝鲜战场，犹如兵从天降，完全出乎敌之意料，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歼敌1.5万余人。这时麦克阿瑟调动一切情报机关想查明我军实情，仍以为我是象征性的出兵，不过5—6万人，也不是什么正规部队。于是麦克阿瑟又狂妄叫嚣继续北进，发动最后攻势，统一朝鲜，答应士兵可以回家过圣诞节。直到我军推进到接近三八线，麦克阿瑟的头脑才清醒过来，才知道他的对手、统帅志愿军的是彭德怀。

美国出版的史书也证明此事。1950年，麦克阿瑟“在11月24日由东京飞往朝鲜，发出‘开始’向鸭绿江进攻的信号。他当时断言，‘中国人现在没有参战’，战争‘在两星期内结束。’”([美]马修·邦克·李奇微著《朝鲜战争》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军事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版。第74页)当志愿军发起第二次战役3天后，麦克阿瑟才断定，“1月27日，赤色司令林彪将军使他的全部军队跨过鸭绿江，投入战争。”([美]道格拉斯·麦克阿瑟著：《麦克阿瑟回忆录》，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翻译组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3月版，第279页。)从实际情况看，当麦克阿瑟既不知道中国派兵参战，又搞不清楚志愿军的统帅是谁之前，怎么会知道彭德怀与毛岸英的行踪?怎么会作出“绑架毛岸英、消灭彭德怀”的事呢?

　　志愿军向敌发起冲锋

　　毛岸英根本未曾“查哨遇敌”展开“激战”

　　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的军事秘书杨凤安回忆说，1950年10月4日，彭总在西北军政委员会主持研究大西北经济建设的规划会议，突然被紧急召进北京。10月8日，彭总电话通知，让我急速赴京。我到京后彭总已离京去沈阳、安东(今丹东)，军委办公厅就把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关防(印章)交待给我，并安排我乘机到沈阳。14日在沈阳和平街l号交际处，我同彭总见了面。随从彭总先期到达的有：张养吾、毛岸英、总参谋部的成普、徐西元、龚杰与警卫员郭洪光等。我们组成了彭总临时办公室。办公室的主要工作是忙于彭总出国作战前的准备。

　　10月9日黄昏，志愿军渡过鸭绿江。彭总因急于了解情况并与金日成首相会见，就带我和两名警卫员乘一辆吉普车随先头部队进入朝鲜。毛岸英和彭总办公室的其他成员则随十三兵团司令部一起入朝。10月24日，彭总与十三兵团首长及司令部会合，组成志愿军总部。彭总的临时办公室即改为志愿军司令部首长办公室。主任张养吾(11月19日回国)，副主任杨凤安、参谋徐西元、龚杰、高瑞欣(11月18日到朝鲜)，秘书毛岸英(俄语翻译)。志愿军总部作战处副处长成普长住办公室负责作战事宜，还有保卫、警卫人员。办公室组成党支部，选举杨凤安为支部书记，毛岸英为党小组长。

　　彭总对我们办公室的人员很体贴，特别是对岸英同志更为关心。彭总与岸英和我们办公室的人员在一个办公室，白天在一起办公，晚上彭总在办公室的行军床上休息，杨凤安和毛岸英等在地铺上睡觉。白天夜晚参谋人员轮流值班。岸英同志平易近人，办公室的成员对他也很尊重，除俄语翻译外，办公室未分配他作战值班任务，但岸英同志积极主动地参与办公室的各项工作。

　　11月7日第一次战役刚刚结束，金日成首相与苏联驻朝大使拉佐瓦耶夫到志愿军总部大榆洞与彭总会晤，岸英同志首次承担翻译工作。他用流利的俄语向拉佐瓦耶夫翻译了彭总介绍志愿军第一次战役的情况及发动第二次战役的计划。会谈结束后，当夜岸英即在办公室蜡烛下整理会谈翻译记录。

　　原志愿军作战处副处长杨迪回忆：1950年11月13日志司开作战会议时，有位年轻的翻译也参加了讨论。会议开完后，我问作战处丁甘如处长，他是什么人?丁说不能告诉我，这是纪律。杨迪同志说连他这个作战处副处长都不能知道毛岸英在彭总办公室做翻译工作，敌人怎么会知道呢?

　　志愿军总部戒备严密，敌特人员很难潜入到总部附近。志愿军首长都有随身警卫员2—3人，还有保卫干事和一个内卫排专门负责保卫彭总和其他首长的安全。这些警卫工作统由杨凤安负责。另外还有一个警卫团，负责总部的警卫，昼夜在首长住地站岗放哨，由志司作战处杨迪副处长负责。毛岸英没有查哨的任务，他的一切行动只能有彭总及邓华、洪学智与彭总办公室人员知道。按彭总指示，毛岸英只在彭总办公室附近活动。

　　11月24日夜，麦克阿瑟发动大规模进攻。这一夜，彭总与志司其他首长为研究敌情，掌握敌军动态，部署1月25日发起第二次战役的诸多重要事宜，非常紧张。彭总办公室的全体成员，包括毛岸英在内，忙了大半夜才休息。龚杰同志回忆：当夜他在彭总办公室值班。下半夜大家休息以后，只有他和负责安全保卫工作的杨凤安留在彭总办公室。毛岸英、高瑞欣二人在志愿军政治部的山洞里休息，25日9时以后才回到办公室。当时他俩还未吃早饭，可是饭已冷了，他们热了饭还未来得及吃，就遇敌空袭不幸牺牲。龚杰说：24日夜我值班到天亮，志司驻地附近根本没有发生任何敌特活动的报告，彭总作战室不分管志司驻地警卫工作，毛岸英没去查哨，更没有听到枪战声。志司第一任作战处副处长杨迪和第一任情报处副处长李世奇说，24日夜他们都在办公室。根本没有美军突击队突袭志司的事。郑德坤等文章中所谓“24日夜里，毛岸英由彭德怀的警卫小李陪同，查哨时走出距总部五公里处遇敌特工。”“美军上尉莱德森率七八名美军突击队员和南韩特工，轻而易举地俘获了毛岸英他们三人。”“警卫班班长张国祥冲到敌人面前拉响手雷。自己壮烈牺牲。”“双方在激战中小李为保护毛岸英也不幸牺牲，而毛岸英也在混战中打中了莱特森，剩下的美军士兵则被前来接应的志愿军战士活捉。”这完全是无中生有的编造。

　　目睹彭德怀遇险

　　与毛岸英牺牲的真实情况

　　1950年11月中旬，志愿军党委常委专门开会，根据军委的指示精神，研究彭总的安全和志司防空的问题。会议决定，志司机关人员于25日拂晓前疏散到各自的工作岗位，并注意防空。25日拂晓前，洪副司令员急急忙忙来到彭总作战办公室，请彭总到山腰上一个防空洞去办公。彭总倔强地说：“我不走。”洪副司令劝说不行，也不顾彭总发脾气，拉着彭总就出了门。接着洪副司令喊：“杨凤安!把彭总的办公用品(毛笔、墨盒、电报稿纸)拿来!警卫员把彭总的铺盖卷起来，和行军床一起拿到防空洞里去。”邓华副司令早已在那里等候。三人进洞后，就研究第二次战役打响的时间及打响后如何向纵深穿插和实施包围迂回等问题。过了2个多小时，彭总叫杨凤安到办公室去问前线情况。他刚一进门，敌人两架B一26轰炸机由西南向东北稍偏办公室上空飞过。杨说了声“注意防空”，随即向成普副处长、徐西元参谋询问前线情况。这时，毛岸英和高瑞欣参谋正在围着火炉热早饭。杨凤安问完情况准备回去向彭总报告，一开 房门，看见又有敌机飞来，便喊了一声：“不好，快跑!”这时敌机凝固汽油弹已离机舱，有几十枚投在彭总办公室及其周围，乌烟冲天。成普和徐西元以及彭总的两个警卫员从火海中跑了出来，成普面部受了轻伤。毛岸英、高瑞欣未来得及跑出，不幸牺牲了。毛岸英同志牺牲时还穿着杨凤安的呢子大衣。

　　当时，杨凤安急速跑到彭总身边说：“办公室的人员，除了岸英和高瑞欣同志没跑出外，其他同志都已安全脱离，看来岸英和瑞欣同志牺牲了。”彭总听后顿时站立不稳，久久一言不发，尔后才喃喃地说：“岸英和瑞欣同志牺牲了，牺牲了。”说着，他走出防空洞，缓慢地来到出事现场。彭总看着烧焦的尸体，心情十分沉重，中午饭也没吃。他沉痛地说：“这事要报告毛主席他老人家。”于是，他亲自起草电话，报告了此事。

　　许文龙文章说，是“成普和毛岸英连推带搡着，将彭总架到防空洞”，“毛岸英见彭德怀进了防空洞，这才松了一口气。”等等，我们目睹现场，根本没有此事。

　　以事实求是为基本准则是对撰写历史作者的要求。当年在彭总身边与毛岸英、高瑞欣在彭总作战室共过事及在志愿军总部工作过的战友们一致认为，这3篇所谓“真实报告”，是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作者声称的所谓“采访”和“审批”，也是值得质疑的。——这些问题需要对读者、对历史有个准确的交待。

　　2004年7月15日于北京军事科学院休干所

　　杨凤安：原任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军事秘书，志愿军司令部办公室主任，毛岸英所在党支部书记，后任军事科学院战役战术研究室主任；

　　龚杰：原任彭总入朝作战办公室分管敌情参谋；

　　王天成：原任志愿军总部分管美军情报参谋，后任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军史研究员。（《时代潮》(2004年第十九期)文章；作者：杨凤安、王天成、龚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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