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言，大堰河是艾青的大堰河，雨巷是戴望舒的雨巷……这是艾青和戴望舒各自的作品，留给读者不随时间流逝祛除的深刻烙印。大堰河和雨巷给人的意象，前者是波澜壮阔的河流——虽然大堰河是艾青保姆的名字，但读者更愿意确信有这么一条河;后者是江南如吴侬细语般的雨，飘洒在多情的小巷。这两个不同的意象，最初代表了艾青和戴望舒不同的创作风格。所以，艾青被称作了“红色诗人”(当然，艾青的冠冕不止于此)，戴望舒被称作了“雨巷诗人”。

　　风格的迥异，丝毫不影响艾青和戴望舒相互之间的欣赏、信赖和默契。这种欣赏、信赖、默契，是彼此之间的情有独钟。这种情有独钟，不完全是因为同为浙江人、诗人，两人各自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相同的志向和理想，两颗越来越近的诗心是情有独钟风雨不蚀的基石。

　　艾青和戴望舒早期的作品，挟裹着忧郁的愁绪。不过，同为忧郁，艾青的忧郁是对苦难中国的怅然哀伤，戴望舒的忧郁则颇有个人狭窄感情的怨艾之嫌。

　　驻足在艾青写于1938年8月上海狱中的名作《大堰河——我的保姆》以及卢沟桥事变后不久写于武汉的《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最深刻的感受是，扔掉画笔的艾青，负载着忧国忧民的沉重心情，以烈焰般的诗句，控诉黑暗势力。

艾青

　　其实，戴望舒与艾青一样，深爱着自己的祖国和人民，也是位永不屈服和言败的战士。抗战爆发，戴望舒历经艰险抵达香港，除了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还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活动。他在《大公报》上刊发了大量歌颂抗日战争的诗，在此期间还翻译了《西班牙抗战谣曲》。1941年，日军侵占香港，随后，戴望舒被日本宪兵逮捕，在狱中，他写下了《我用残损的手掌》，这让我们很自然想到艾青在狱中写下的《大堰河——我的保姆》。以《我用残损的手掌》作节点，我们发现，戴望舒已不再是“雨巷”的戴望舒，他也是“吃了大堰河的奶长大了的儿子”了。

　　艾青无比欣喜地说过，戴望舒从这个时期开始的诗作，涌现了“人民”“自由”“解放”等字眼。毫无疑问，时代赋予了诗歌汹涌波涛，抗日战争，使中国诗歌成为一支滚滚向前的洪流。

戴望舒

　　艾青、戴望舒，两位具有划时代影响的诗歌王子似乎是聚少散多。他们相识于艾青第一本诗集《大堰河》出版之后，似乎从那个时间起，就注定了他们之间的聚少散多，也注定了他们彼此之间的惺惺相惜。

　　艾青《大堰河》出版的时间，恰好是戴望舒与卞之琳、孙大雨、梁宗岱、冯至等人在上海创办《新诗》月刊的次月。戴望舒带着新出版的刊物来到艾青的住处，吃了闭门羹，他留下名片，怏怏而返。好在艾青见到名片后，按地址回访了戴望舒。两人一见如故，全然忘记了时间和他人的存在。从那以后，艾青开始源源不断地把新作交给戴望舒。戴望舒也尽可能辟出更多的版面，发表艾青的作品。这应当说是戴望舒对艾青的情有独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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