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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红军长征后留在中央苏区的女人们结局如何

编辑: 路逍遥 关键词: 历史解密 来源: 记忆方法网

核心提示:1934年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仅有30位女性随军,其余女干部、女战士和家属则全部留在了苏区。对留下者而言,等待她们的无疑便是磨难、抗争、等待乃至牺牲。本文讲述的,正是来自全国着名烈士县、将军县、苏区模范县——江西省兴国县有关她们的故事。

  本文摘自:《档案春秋》 2009年08期,作者:颜梅生,原题:《红军留下的女人们》

  1934年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仅有30位女性随军,其余女干部、女战士和家属则全部留在了苏区。对留下者而言,等待她们的无疑便是磨难、抗争、等待乃至牺牲。她们中,有的为了一句承诺,守望终生;有的未来得及留下姓名便战死沙场;有的不幸被捕,在狱中忍受严刑拷打乃至枪决;有的乞讨度日但坚守信念;有的千里迢迢寻找部队……本文讲述的,正是来自全国着名烈士县、将军县、苏区模范县——江西省兴国县有关她们的故事。

  “守望七十年”的池煜华

  2005年4月24日8时30分,在江西省兴国县茶园乡教富村里,真诚守望丈夫七十余载的红军遗孀池煜华,带着对丈夫的深情眷恋走完了95岁的人生历程。

  在此之前,池煜华坚定信念、痴情守望的感人事迹早已引起了强烈反响,《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江西日报》、江西电视台、《赣南日报》等媒体均作过专题报道。2003年,以她的故事为题材的纪录片《老镜子》还一举获得第21届中国电视金鹰奖。2005年3月,中央电视台《走遍中国》摄制组再次以《兴国记忆》为题,聚焦了这位老人。

  池煜华的丈夫叫李才莲。李才莲于1927年参加农民协会,1928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参加兴国暴动。历任少共上犹中心县委书记、少共广昌中心县委书记、江西省儿童局书记、少共江西省委书记、少共福建建宁中心县委书记、少先队中央总队长等职。1934年10月13日,中共中央分局成立时有项英、陈毅、瞿秋白等五位委员,后增补邓子恢、谭震林、毛泽覃、李才莲等七人为委员。李才莲时年仅20岁,还兼任少共中央分局书记,是红军队伍中文武双全的干将,当时已与项英、陈毅等齐名。

  要不是一次偶然的机会,这个故事将永远被尘封。

  1983年3月,美国着名记者、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重走长征路,并陆续采访杨尚昆、胡耀邦、聂荣臻、张爱萍、康克清、陈丕显、伍修权等党的领导人和红军高级将领及遗孀,完成了《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书中写到:“1935年2月间,中央苏区全部丧失。中共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中央军区机关和红24师等红军部队,全部被国民党军队四面包围在于都南部这一狭小地区内。2月下旬,红军分九路突围。瞿秋白、何叔衡、贺昌、李才莲、毛泽覃、古柏、刘伯坚……一大批党的高级干部都在突围中英勇牺牲,有的下落不明。”“死者的名单就是革命运动的名人录。……粤赣边区军事领导人李才莲也被杀害,但是没人知道是什么时候和怎样遇害的……”电就是说,红军长征后,中共中央分局12名委员中,只有李才莲没人知道是什么时候、怎样遇害的!后经中央、地方党政军部门多方派员、多年调查核实,在查清了李才莲牺牲经过的同时,也才知道:李才莲的妻子池煜华还健在。

1920年,9岁的池煜华嫁给6岁的李才莲当童养媳。李才莲随后进了村小读书。在老师的带领下,李才莲秘密参加了革命活动。1929年春节前夕,年仅15岁但已是共青团江西省委书记的李才莲在祖母操持下,与池煜华圆房。圆房后池煜华才知道丈夫是共产党的“大官”,但第三天即大年初二一早,李才莲便要告别蜜月中的妻子。池煜华心中虽有千个不愿,但为了丈夫的理想,只好含泪挥手。

  丈夫走后,池煜华也参加了革命,并历任中共杨殷县委的巡视员、中共熬原区执行委员会妇女部长等职。

  其间,李才莲有几次从千里之外转战到兴国县后,曾去信约池煜华赶到兴国县城相聚,可惜由于交通、通讯不便等原因,池煜华收信后,早已过了约会时间而未能如愿。

  三年后,即第四次反“围剿”胜利时,池煜华终于打听到了丈夫的消息,她禁不住内心的激动与思念,步行数百里,来到宁都县看望李才莲,并先后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李富春、蔡畅等中共高级领导人。毛泽东告诉池煜华:李才莲经常在《红星报》、《青年实话》等刊物发表文章,特别是《青年实话》几乎每期都有。我过去总觉得李才莲长得文质彬彬,读过书,有文化,能说会写,组织能力又强,办事果断有魄力,还有一定的经济头脑,不是出身地主,就是出身富农。直到看见你一身补了又补的衣服,一双长满老茧的手,我才相信他确实是穷苦人家出身。第五天,李才莲出于工作需要,婉转地要求池煜华:“带着家属干革命不方便,你还是回老家干支前工作好。”刚见面又要分别,池煜华不禁眼泪汪汪。时任江西省委书记的李富春获悉,为能使李才莲夫妻有更多的团聚机会,决定调池煜华到苏区政府土地局工作,并由蔡畅在一张中共江西省委的便笺上亲笔写下了调令。也许是有预感,待池煜华动身前往兴国办理调动手续时,李才莲对池煜华说:“战争时期,消息不很确定,如果有人说我死了,千万不要相信,记住,等着我!”池煜华坚定地点了点头。

  没想到,这竟成了永别。

  由于那时兴国县境内流行瘟疫,且缺医少药,回家办理调动手续的池煜华不幸染病,长时间卧床不起。到1934年,仅李才莲的弟妹便死了5人,整个家族也有12人得病,死去11人。池煜华虽大难不死,但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主力红军已经被迫长征。红军长征前夕,李才莲因布置撤退曾经回到兴国县城。虽然形势万分紧急,但李才莲念及夫妻之情,曾匆匆捎信要池煜华在一周内来兴国城,并明确告诫:“估计一周后白军将占领兴国县城,你就不要来兴国县城了。”只可惜又一次阴差阳错,这封信几经周转,到池煜华手中时早已过了一周,彼此失之交臂,这也成了李才莲写给池煜华的最后一封信,并被池煜华保存了一辈子。

  事后,池煜华虽不敢去兴国县城,但她四处打听李才莲的下落。有人说李才莲随红军走了,也有人说李才莲已战死在瑞金铜钵山。“活着,我要见人;死了,我要见尸。”池煜华想起丈夫不要轻信流言的告诫,决定去瑞金寻找丈夫。她一路乞讨,来到铜钵山区,找了一天又一天,却没有任何结果。后池煜华只要得到相关消息,不管再远、再累也要去寻找丈夫。一次,她听说游击队在与敌军打仗,便冒着危险赶了过去。见到满地血肉模糊的尸体,不顾一切地扑上去,一具一具地翻看,直到没有看到李才莲才松了一口气。池煜华前后历时一年,历经万里,几乎寻遍了整个赣南山区。许多好心的失散红军、游击队员,见池煜华如此执着,如此痴情,只好骗她:“李才莲书记从铜钵山突围出来,追红军主力去了。”池煜华遂回到家中,重新翻盖好已被敌人烧毁的土坯房,开始了漫长的守候。

  当时,赣南各县到处张贴着一份内容大致相同的悬赏布告:谁获得共匪首犯项英、陈毅、李才莲……其中一颗人头,即可持人头到县剿匪总部领取5000块银元的奖金。因此,不仅池煜华家经常有人窥视,企图抓获李才莲,甚至有人干脆打起了池煜华的主意,想把池煜华以45块银元卖了。池煜华一再反抗并声称:“你们敢卖我,我就当场死给你们看!才莲总有一天会回来找你们算账,为我报仇的!”

  此后近70年里,池煜华每天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照着一面小方镜子——李才莲送给她的唯一礼物梳洗,因为她要给突然出现的丈夫一个干净整洁的形象。她也常常站在高高的门槛上倚门观望,希望能尽早看到丈夫回家的身影。然而,镜子被磨得斑驳、门槛被留下深深的豁口,也没有出现奇迹。

  1949年8月,四野18军解放兴国。池煜华闻讯连夜跑到县城寻找丈夫,虽然结果令人失望,但她仍然坚信:“胜利了,才莲该回来了,他一定不会抛下我的!”

  从此,池煜华又积极投身革命工作,长期担任茶园区教富乡妇女主任,1954年至1966年连续担任兴国县人大代表,并先后评为江西省“三八”红旗手、省“四化”建设先进个人、原赣州地区拥军优属先进个人、先进工作者以及县乡先进工作者、先进个人。当然也不忘四处打听丈夫李才莲的下落。

直到本世纪初,已30多年没有到过兴国县城的池煜华,在县城和老红军一起瞻仰烈士陵园时,才在重修的纪念碑牺牲红军名单中,意外发现:李才莲,红军高级将领,1935~2月下旬,苏区留守红军分九路突围后,在瑞金铜钵山区被敌人包围,被叛徒所害,壮烈牺牲,年方21岁。

  面对七十年苦苦守望的结果,池煜华没有泪水,她的眼泪早已流干。

  “马前托孤”的李美群

  在江西省兴国县革命烈士纪念馆及将军园里,有这样一座铜质塑像:一名骑在战马上、即将奔赴前线的年轻红军女战士,强忍着悲伤,双眼充满着深情和无奈,感谢着马下伫立的一位老大娘,老大娘双眼含泪,怀抱襁褓,襁褓里是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

  雕像名叫《马前托孤》,反映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立志报国的红军女战士李美群,毅然将未满月的女儿托付他人,自己则跨上战马,奔赴前线。

  李美群,兴国县潋江镇南郊李屋塘头人,1911年出生在一户贫苦农民家,排行老四,还未满月,就被送给了长冈乡的一户人家。养父母让她读了三年的私塾后,不得不辍学务农。

  1928年12月20日,江西红军独立二团和十五纵队,共同在兴国发动武装暴动。17岁的李美群与本地缝衣工人钟延章恋爱、结婚,双双参加革命。钟延章被选为坝南乡雇农工会委员长兼赤卫队长,李美群则当选为坝南乡妇女赤卫队中队长。1929年初,李美群加入了少年共产主义青年团,并担任了村少共书记。次年6月,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1929年6月,国民党滇军十二师三十五旅占领兴国县城。李美群随机关撤至乡下,开展游击斗争。为了做好瓦解敌军士兵的工作,李美群成立了“敌军士兵运动委员会”,向敌军发动宣传攻势,涣散、瓦解其军心。他们常常三五成群假装拔猪草、拾柴禾、走亲戚,前往敌军驻地贴标语、散传单。李美群还特意将革命道理编成兴国山歌,带领姐妹到兵营附近传唱:哎呀哩——敌军士兵哇你听,莫给豪绅来卖命。你们原也做工夫,天下工农一家人!哎呀哩——欢迎敌军当红军,红军纪律最严明。长官士兵一个样,没有人来压迫人!

  为解决红军枪支弹药的不足,李美群常与大家一道,以卖油炸果子、米粉鱼丸、米酒为名,借口弹药可治肚子痛等,让敌军士兵用弹药交换。敌军士兵彼此相传,大家纷纷知道此中“奥妙”,后来一听到叫卖声,便争相“交易”,从而使红军、游击队的弹药得到一定补充。

  1930年12月,第一次反“围剿”开始后,李美群连续经历了五次反“围剿”。她丈夫钟延章不幸在第三次反“围剿”中牺牲。其间,李美群多次发动妇女筹集经费;率领乡妇女赤卫队组织妇女秘密交通员;冒着炮火,上前线送茶送水;担任运输队员,为红军运送弹药、物资和伤员;到医院驻地招呼伤员,缝补洗刷;带领队员化装侦察敌人的布防、兵力、武器配备情况;在煤油桶内燃放鞭炮骚扰敌人。

  1931年6月,李美群调任中共兴国县委妇女部长。次年4月,又任共青团江西省委组织部长,并与时任中共江西省委妇女部长和省监委书记蔡畅保持密切交往。经蔡畅介绍,李美群与倪志善相爱、结婚。此时,中央号召扩大红军。李美群不仅代表新婚丈夫报了名,还回到家里,动员前夫的哥哥和自己唯一的弟弟参加红军。李美群不仅荣获省委“送夫当红军光荣”银质五角星奖章,还通过实际行动和大家一起努力,在兴国县掀起了父送子、妻送郎、兄弟争相上战场的热潮。虽全县只有23万人口,但有8万人参军参战,即80%的青壮年都当了红军,并先后组成了“兴国模范师”、“少共国际师”、“中央警卫师”。兴国因此被中央苏区评为“扩大红军模范县”,被江西省第一次女工农代表大会评为“妇女工作模范县”,被江西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授予“全省第一模范”,毛泽东还曾亲书“模范兴国”的牌匾,并与朱德、周恩来、王稼祥等通电嘉奖,在第二次全苏大会上又被授予“扩红模范”的光荣称号。

  1934年1月15日,李美群生下一个女孩。这一天是世界无产阶级的着名领袖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于1919年被敌人惨忍杀害的殉难日。也因列宁逝世于1924年1月21日,中华苏维埃曾决定每年1月15日——21日为“列李卢”纪念周。加上1934年1月21日又值第二次全苏大会开幕,李美群遂给女儿取名为“中全列”,以示纪念。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中央苏区危在旦夕,李美群参加第二次全苏大会回到兴国后,即接到去省委驻地宁都接受任务的命令,她当即毫不犹豫地将出生不到10天的女儿中全列马前托孤。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开始了长征。李美群被留下,与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曾山、省苏主席刘启跃、省军区司令李锡凡等组成江西省游击队。

蒋介石一面动用大军“追剿”主力红军,一面调西路军和北路军对中央苏区继续实施“清剿”。“清剿”之敌为消灭红军,采取了移民并村、赶群众出山及长期搜山、围山、烧山、封坑、“兜剿”等手段,还组织“还乡团”、“铲共团”、“义勇队”、“暗杀团”;普遍建立保甲制度,老百姓被逼着一组一组住起来,编保甲。早晚要点名,搞连坐法,一个人留“坏人”,一家连坐,一家留“坏人”,几家连坐;甚至实行了树砍光、屋烧光、人杀光的“三光政策”。军阀余汉谋甚至疯狂地夸下海口:这一次不把共军打死,也要烧山把他们烧死,烧不死就把他们饿死。并扬言“三个月消灭红军游击队,活捉项英、陈毅”。据此,为保存实力,保存革命火种,游击队被迫化整为零、分散活动。李美群带着百人小分队在宁都北部密林与敌第94师周旋。1935年1月,大雪封山,李美群率弹尽粮绝的战友与十倍的强敌激战后受伤被俘。

  由于叛徒的出卖,李美群身份暴露,被敌人作为重要政治犯押送南昌的江西第一监狱。李美群与方志敏的爱人缪敏、受害女青年万根秀,被1935ff3月22日的《江西民国日报》并称为“三女匪俘”。其中说到:“李美群则为较有地位之女匪,年不过20岁,闻李不识字,但办事能力极强,自经共匪训练后,已能写若干通信件。”

  在狱中,李美群不仅利用审讯的机会与敌人展开针锋相对、大智大勇,正气凛然的斗争,还利用自己已公开的身份,劝勉缪敏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方志敏烈士遗志。鼓励并运用策略,让万根秀递交了“上诉书”,控告敌人诬害无辜,迫使敌人因拿不出证据而将她释放。

  最后,李美群“因拒不认罪”被敌人判处有期徒刑12年。不久,李美群不幸染上了肺病。由于敌人此前的拷打、折磨,加之狱中环境恶劣,敌人故意不给医治等原因,李美群于1936年病逝狱中。1979年12月,有关部门在调查李美群烈士的事迹时,几经周折,才找到了顽强生活下来、已经定居外地的烈士遗孤,“中全列”由此知道了自己的身世。此后,她每次回到兴国,都会长跪于母亲塑像前……

  “后勤部长”曾宪招

  近年来,党和国家领导人胡锦涛、吴邦国等每次来兴国视察,都会看望一位名叫曾宪招的老太太。

  曾宪招1914年出生在江西省兴国县长冈乡一户贫困农民家里,稍懂事,就得上山砍柴卖钱。“那时的日子正如兴国山歌所唱‘一早起来做到日落西,风吹雨打无人知。书又没有读,字就不会写,拿起算盘,数也不会算’。”曾宪招曾这样回忆。

  1929年冬的一天,15岁的曾宪招又一次挑柴去兴国县城卖时,突然发现县城与往日大不相同:到处红旗飘飘、锣鼓齐鸣,还有庆贺的鞭炮;一列列头戴红星、身穿灰色服装的军人精神抖擞、秋毫无犯;欢歌笑语的穷人们在分粮食、贴标语、呼口号;土豪劣绅们被戴着高帽游街示众,像霜打的茄子——蔫了。好奇的曾宪招赶紧打听,得知是红军解放了兴国县城。几天后,长冈乡也成立了苏维埃人民政府,许多青年参了军。耳闻目睹这一切的曾宪招深受鼓舞,主动参加洗衣队,为红军伤病员洗衣服,并担任儿童团长,带领少年儿童站岗放哨查路条。1933年冬,曾宪招调任乡妇女委员部主任,主要负责慰问红军家属,扩红支前,帮助军烈属生产。

  1934年秋,由于错误军事路线影响,第五次反“围剿”失败。9月上旬,中央决定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突围转移,要求苏区有关部门、人员立即筹粮筹款支援前线。曾宪招为完成这一紧急任务,超负荷地日夜工作。

  1934年10月14日,兴国县城失守。敌人设立了“清乡委员会”、“铲共委员会”等反动组织,强迫群众“联保”、“联坐”,规定:“一人通匪,十家连坐,一家窝匪,十家同祸”。为不连累乡亲们,留在苏区后又与组织失散的曾宪招,被迫孤身一人前往广东与江西、福建交界的边境,女扮男装以挑夫做掩护,寻找党组织。一次挑货途中,曾宪招被“铲共团”的敌人抓住。敌人发现她一介女流却做挑夫,很可疑,立即对她施以酷刑,曾宪招坚不吐实,敌人见不能达到目的,加之没有证据,便强行以50块银元把她卖给了广东连平县九连山区的谢新元为妻。

  1935年春,谢新元家突然来了13位不仅会唱《国际歌》,而且常常吟唱“我们大家来暴动,杀土豪分田地,建设苏维埃,工人来专政”这一苏区《暴动歌》的陌生人,有人说他们是失散的红军。正在为寻找党组织未果而苦恼的曾宪招虽充满激动,但却不敢立即相认。因为敌人常常化装成红军或游击队伤兵,半夜敲群众家门,说:“我是失散的游击队,弄点饭给吃吧!”要是群众答应,立即便会被抓起来乃至加害。

  警惕的曾宪招暗中观察。此后三天,曾宪招发现他们上山摘野果、下地挖野菜充饥,不拿群众的任何东西。第四天中午,曾宪招又有意来到小河边洗衣服,并试探性地唱道:“五月当兵开木棉,真心革命不要钱,军衣伙食公家发,家中分了一份田”。一位男子竟然接声唱起:“三月当兵石榴红,天下穷人心要同。”这是一首出自中央苏区的革命山歌,不仅知道的人有限,且因属方言,听得懂尤其会唱的人更加有限,曾宪招终于与同志们相认,表明自己原是苏区干部。

  这支队伍,是项英、陈毅领导的、经过九路突围后剩下的为数不多的同志,此时,正根据中央分局“统一指挥,分散行动”的决定,化整为零,进山游击,昼伏夜出,保存实力。曾宪招立即把同志们接回家中,安排食宿。但限于条件,大家的生活相当艰苦,即使主要靠野果、野菜充饥,一天也只有两顿。不久,鉴于敌人搜索,游击队员被迫转入深山密林。

  为接济游击队,曾宪招利用每月初一和十五日,敌人开禁允许群众进山砍柴的机会,常把粮食藏在挑柴的竹杠中,把食盐溶进棉袄里,然后丢在山上,使红军能够吃着“捡”来的粮食、穿上“捡”的衣服等。1936年初,赣粤边区出现罕见的大雪封山,加上敌人的严密封锁,游击队的粮食断绝,更加饥寒交迫。一些游击队员实在饿疯了,听说一种“苦笋”可以充饥,便不管其苦涩吞食,结果吃得太多不消化,再也没醒来。后来曾宪招把家中仅有的两担谷子,加工成大米,冒着生命危险几经周折,终于全部送上了山。游击队员非常感动,亲切地称曾宪招为“后勤部长”。而曾宪招家则完全靠借粮和吃野菜度日。曾宪招还常常寻机上山采草药、熬姜汤,精心照顾患病、受伤的游击队员。

  1936年秋,为了解决游击队的粮食供应,九连山工委决定在曾宪招家成立筹粮站,由曾宪招负责粮食加工。所谓加工,实际上就是完全靠手工将谷“砻”成米。曾宪招一天要“砻”两三担谷子,游击队没有经费时,还得完全靠曾宪招想方设法向村民借粮,甚至冒险向一些开明的地主借粮。这一千整整13年,直至解放。

  1949年8月,赣南全境解放。35岁的曾宪招又积极参加欢迎解放军、分田分地等工作,并被任命为乡妇女主任,因工作突出,被赞为“妇女前锋”。

  1951冬,曾宪招在广东连平参加围剿土匪“阿烈房长”的战斗中,因追赶土匪时不幸掉下山崖,受了重伤。1952年冬,由于丈夫病故,离开兴国19年的曾宪招经组织决定回乡治伤。不久,鉴于自己身体及母亲患病等原因,曾宪招无奈放弃工作并另组家庭,成为一名普通家庭妇女并定居兴国。

  艰苦的经历,岁月的磨难,使曾宪招对粮食一直情有独钟。1994年夏,已经80高龄、生活无忧的曾宪招路过兴国城关粮管所时,见地上有许多散落的零星谷子,十分心疼,当即一粒一粒地捡了起来。在她看来,当年只要有一把米,就可能挽救一名战士的生命。也正是从那天起,曾宪招每天都要去兴国城关粮管所转转,为的只是捡上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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