廊护栏均为中式，室内装潢却为西式。公馆底楼设的秘密通道直通嘉陵江边，紧急情况下可开启逃生，只是现在的曾家岩151号已作为巴渝文化区被重新修葺一新。当年，戴笠与余淑衡相好后同居于此时，两人可是打得火热。

　　在与原配妻子生活时，戴笠就曾背着妻子在外面花天酒地。元配妻子叫毛秀丛，是一位缠过足的农村姑娘，与戴笠生下独子戴藏宜，在戴笠得志后遭嫌弃。毛秀丛发现戴笠乱搞女人还染上性病后，一气之下回了浙江江山老家，再也没有与戴笠讲过一句话，直至1939年去世。独身的戴笠更加肆无忌惮，四处猎艳。

　　1938年10月底武汉沦陷后，戴笠到重庆主持军统局工作，办公地点在罗家湾军统局本部。住地有曾家岩151号(现中山四路85号)、上清寺康庄3号两处。前者对外称为戴公馆，后者是从鲜英家租借的。到重庆后，戴笠在认识影后胡蝶之前，对中央政治大学外语系学生余淑衡宠爱有加。余淑衡是湖南人，大学毕业后，于1938年进入军统在重庆举办的外交训练班学习。因其长相出众，成绩优秀，鹤立鸡群，兼任班主任的戴笠一眼就看上了她。余淑衡毕业后，戴笠把她调到身边当秘书，以掩人耳目。戴笠与余淑衡相好后，同居于曾家岩151号，两人如胶似漆，难舍难分。

　　戴笠甚至取了一个化名叫“余龙”，他讨好地对余淑衡说：“我取这个名字，表示我很愿意做余家的乘龙快婿。”

　　原歌乐山“山洞新生路”4号，位于现“山洞平正村”5号附近，周边环境主要有林森题字“小陪都”、“陪都雨两江(根)情”雕塑。听得当地一位吴姓老太太说，新生路4号大概为从平正村路口右边算起20-100米范围之间的地方。因为城市的日新月异，当时的场景已完全被淹没。那时的杨虎公馆为一楼一底，石木结构，坚固耐用。因西南多雨，屋顶为坡面，覆以青瓦。山洞公路上达歌乐山，下通沙坪坝文化区。胡蝶借住此地时还经常去文化区参加文艺界的聚会。

　　戴笠与余淑衡的关系原本正火热，可惜后来余去美国留学，两人的风月之事无疾而终。恰在此时，戴笠听说影星胡蝶到了重庆，他曾看过不少胡蝶主演的影片，不禁想入非非。此时的胡蝶，虽已嫁为人妇，却仍然美貌绝伦。

　　戴笠先找来早年在上海结识的密友唐生明帮忙。唐的老婆徐来也曾为影业界的演员，还是胡蝶的好友。徐来愿意为戴笠牵线搭桥，却因她要跟随被调往上海做秘密工作的丈夫前行而将此事耽搁下来。之后，戴笠更是利用其职务特权派军统局特工四处打听，得知胡蝶借住在曾任上海警备司令的杨虎家，地点为歌乐山山洞新生路4号。杨虎的老婆林芷茗是胡蝶的童年伙伴，亲密无间。戴笠又转而请杨虎夫妇帮忙。正是在杨虎家，戴笠初次见到胡蝶，惊为天人。

　　他知道胡蝶生性傲慢，想要“泡上”她，需要等待好机会。戴笠懂得把握时机的重要性。

　　机会来了。原来在抗战爆发后，胡蝶夫妇曾迁居香港，不料1941年底香港也沦陷。日军当局企图拉拢中国知名人士，胡蝶还因此遭到威逼利诱。于是，她决心逃往内地。在走之前她委托友人杨慧敏将其细软运回内地，自己则与丈夫轻装前往。到重庆后不久，在杨慧敏的来信中，胡蝶得知所托物资在经过广东东江时遭到土匪抢劫，片缕无存。胡蝶心痛许多纪念品，闻讯伤心欲绝，一病数日……为寻回原物，胡蝶托了几个朋友帮忙。听说戴笠有办法找回珠宝，胡蝶便硬着头皮与其交往。戴笠一听此事，心下大喜，当即答应帮助破案。

　　戴笠马上派人前往湖南株洲，将杨慧敏逮捕押回重庆，监禁在石灰市稽查处看守所。对于胡蝶遗失的东西，他按胡蝶的描述，派人去国外购置，然后谎称追回了一部分财物。胡蝶见过世面，一看这些“追回”的珠宝、衣物虽不是原物，但款色更新，价值更贵，于是对戴笠说了许多感激话。戴笠因此赢得胡蝶好感，并经常去山洞杨虎家，时有酒局、饭局应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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