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有很多东西是无法估价的，譬如佛祖释迦摩尼仅存的唯一指骨舍利，美国拉什莫尔山东北峰的四总统雕像。这些有形的东西尚且难估，那么无形的皇位就更难估了。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封建社会，皇位是天下最抢手同时也是最昂贵的商品。譬如秦始皇为它付出了上百万人的性命，武则天为它耗费了3个子女和53年的人生，后唐末帝李从珂为它背上了50万缗(折合今天7000多万人民币)的白条……毫不夸张地说，即使今天全球的生产总值加起来也难以抵偿人类为争夺皇位而付出的代价。然而，南明有一位脑子严重进水的宰相却偏偏要把皇位明码标价，以15万两的超级促销价向别人兜售，堪称一大历史奇观。这位宰相就是秦淮名妓柳如是的老公钱谦益。

　　初涉宦海，生不逢时

　　钱谦益(1582—1664)，字受之，号牧斋、东涧老人等，江南常熟(今江苏常熟)人。如果将他的官场经历好有一比的话，那就是坐电梯—经常上上下下，而且是垂直运行，用三起三落都不足以形容。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这种遭遇完全归功于外因和内因两个方面。

　　就外因而言，他生活的年代太背。出生时撞上了明朝的懒鬼皇帝万历，壮年时碰到了天启、崇祯两个在内忧外患中煎熬的天子，晚年该享清福了，却赶上了改朝换代，他又偏偏长寿，在清朝的顺治、康熙两个皇帝手下郁闷了20年。就内因而言，他是极有天赋的文人，从生下来就带有满身的书生气，骨子里透着读书人的迂腐。然而他本人却秉持封侯拜相的远大理想，无时无刻不在想着位极人臣、光宗耀祖。通常文人有耐心搞学问，没耐心等明君，遇到投机的机会，就投身于党争政争，什么道德、骨气等等都抛之脑后了。有理想，没道德;有雄心，没手段—这就是钱谦益的为人。内因决定外因，外因反作用于内因，不地道的内因加上不人道的外因，共同导致了钱谦益不平坦的官道。

　　其实在人生的最初岁月里，钱谦益还是一路顺畅的。他出生于书香门第，家庭的熏染、自身的勤奋使他年纪轻轻就满腹经纶。在研究诗词的同时，他还研读兵书，常和人谈兵说剑。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钱谦益进京赶考，最终进士及第，被授予翰林院编修。踌躇满志的钱谦益进入翰林院后，心里憧憬着自己的大好前程，然而事实却远非他设想的那么简单。这个时候的明朝中央已经分化为东林党和宣昆齐楚浙诸党两大派系，双方趁着万历皇帝不管事的时机，不分对象地拉帮结伙，连太监、免职官员、江湖混混、地方土财主都参与其中，那叫一个热闹。东林党由以顾宪成、高攀龙、钱一本等为首的江南士大夫组成，开始只是聚集在宋代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进行政治性讲学活动，“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久而久之，东林书院产生了强大的社会影响力，“三吴士绅”、东南城市势力、某些地方实力派等一时云集门下，形成了影响晚明政局40多年的东林党。东林党与宣昆齐楚浙诸党为了找个掐架的由头，就挑中了万历皇帝接班人这一敏感问题，双方吵吵闹闹，口水几乎灌满了紫禁城的护城河，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国本之争”。钱谦益老家离顾宪成老家无锡不远，没当官时受到东林舆论的耳濡目染，早就树立了加入东林党的志向。如今已然官场中人，入“党”自然是水到渠成的。

　　东林党虽然人气高、人品高、能力高，但是手段不高，遇事只会摆事实、讲道理，靠嗓门争高下。宣昆齐楚浙诸党原本也和他们一个档次，但架不住人多，而且跟万历穿一条裤子。在万历和宦官集团的支持下，经过王元翰案、淮抚李三才之争、辛亥京察、荆熊相争、李朴上言等几次交锋，东林党元气大伤。身为东林党成员的钱谦益自然也受到牵连，就在他进入翰林院的第二年，父亲病死，他回乡丁忧。按照以往的惯例，丁忧期三年，期满即可复职。然而，宣昆齐楚浙诸党成员存心找麻烦，钱谦益在家苦等了十年，才结束丁忧，返回阔别已久的北京。这一年是万历四十八年，即万历皇帝驾崩的那一年，钱谦益离开时还想着见万历一面，没想到回来时他已经成了先帝。新即位的泰昌皇帝很喜欢东林党，对钱谦益也十分欣赏，不料一个月不到，这位爷也成了先帝。好在继任的天启皇帝开始对东林党还算客气，第二年(1621年)，钱谦益被任命为浙江乡试正考官，远赴江南负责监考。他原本想着兢兢业业办事，为国家选拔一批人才，在监考中严格把关。事后，他高高兴兴回京准备交差，然而东林党的死对头们却无中生有，捏造出所谓的“浙围舞弊案”，攻击他监考不严。一时口水如雨，钱谦益满肚子的学问却不能当雨衣穿，最后虽然查证他是被冤枉的，但还是被扣了三个月工资，心里那个窝囊呀。一气之下，他说自己有病，辞官回家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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