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年6月21日，天津爆发了当地民众与外国教会的严重冲突事件。该教案发生后经直隶总督曾国藩办理，最终以凑数的方式杀津民20人(后实杀16人)，流放25人，府县官革职充军，给洋人赔款并派代表去法国“谢罪”而结案。对这一办理结果，时人及后世几乎众口一词，认为这是曾国藩一人所为，骂他对列强卑躬屈膝，忍心害理，枉杀无辜，治罪官员，是典型的“元凶卖国贼”。实际上在该案办理中，慈禧太后一直具体掌控着案件处置的全过程及其每一个细节，是她“一心曲全，维护和局”的态度和决定，牢牢左右着在一线处境尴尬的曾国藩。甚至在这期间，由于曾国藩在具体操作上自作主张，还曾引起过慈禧对他的严重不满，他们的君臣际会也因这些不满而彻底打上了休止符。

　　一

　　1861年8月，咸丰去世。6岁的同治继位，同治的生母、26岁的慈禧被尊为皇太后，与老实厚道且空有其名的慈安一起垂帘听政，慈禧成了事实上的“太上皇”。

　　这时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烈火正炽，严重威胁着清朝政权。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带领自己的地主武装扑灭了起义烈火，给刚执政的慈禧帮了大忙。二人的政治蜜月也从此开始：慈禧赏曾国藩紫禁城内可以骑马;赏曾国藩赴乾清宫廷臣宴，可以坐于同治皇帝座前;官衔一加再加，还将其从江南两江总督任调来京畿重地直隶省任总督，坐镇首都南大门保定。

　　可是就在曾国藩好运正处顶峰之时，厄运也开始降临。他于1869年3月5日到直隶，之后该省不仅水旱灾不止，他的身体也很快垮了下来：右眼突然失明，左眼只留微光，肝病复发，呕吐不止，继而嗜睡症、眩晕症、疲劳症都同时向他袭来。到1870年5月，已经无法坚持工作，不得已于5月21日向慈禧请病假一月。6月21日假满，身体病症仍然不见好转。遂于6月22日要求续假一月。可是就在这时一件更大的倒霉事从天而降，就在6月21日，远在270里外的天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

　　这次教案，直接的起因是法国教会突然死亡三十多名中国儿童引起的谣言。事件的激化并酿成群体事件，则是因为法国领事丰大业几次擅自开枪所致。1870年6月21日上午，天津市民抓到一个拐卖孩子的罪犯，罪犯供出他的拐卖行为与教会一司事有关。天津地方政府让此罪犯与教会司事对质，对质结果证明此事不属实，司事离开时受到不明真相群众的谩骂。

　　这件事情本来并不大，法国领事丰大业却小题大做，要求抓人，还扬言不怕中国人，竟几次向通商大臣和知县开枪，引起民愤，被打致死。后事件扩大，发怒的民众冲进教堂打死神父2名、修女10名，又杀死法国领事2人、法国商人2名、俄国人3名，焚毁教堂6座。从而酿成了一件涉外大案。

　　就在教案发生的第二天，即6月22日，驻天津的通商大臣崇厚赶紧给慈禧上报了情况，要求快速派人来解决此案。慈禧看了崇厚的报告，一阵紧张，因为她知道这之前清王朝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已领教过西方列强的厉害。这次是在她执政期间，中国人又惹着了西方人。一边是强大的七国列强，另一边是反洋情绪积蓄已久的津民。是维持和局还是顺应民心，稍有闪失即会酿成不可收拾的巨变。

　　毕竟慈禧已有了九年执政经验，这些难题并没有难住她。她在众大臣面前，一边故意谦虚：“此事如何措置，我等不得主意。”一边又貌似公平地说：“和局固宜保全，民心尤不可失。”其实她心里早有主意了，那就是对洋人“息事宁人，维持和局，民心只是其次”。那么派谁去贯彻自己的意图接这个烫手的山芋呢?她想到了曾国藩，因为天津属于曾国藩的地盘。她立即取消了他的病假。

　　6月22日下午，慈禧给曾国藩发出上谕：“曾国藩病尚未痊，本日已再行赏假一月，惟此案关系紧要，曾国藩精神如可支持，着前赴天津，与崇厚会商办理。”决定中虽有“精神如可支持”的话，但显然慈禧的态度是明确的，就是这任务曾国藩必须承担下来。

　　6月23日上午，上谕火速送往保定。

　　二

　　到直隶一年多诸事都是不顺，现在自己地盘上的天津又发了如此大案。送走宣谕圣旨的人后，曾国藩已经意识到，他遇到了有生以来最大的难题：一是极难伺候的慈禧，二是强大的西方列强，三是“好斗”的天津市民。他一连几天思绪不宁，在日记中写道：“天津洋务，十分棘手，不胜焦灼”，“熟筹不得良策”，心情“未半刻恬愉”。

　　正在天津的崇厚又给慈禧写来报告，要求先对天津地方官员“严议革职”。慈禧看了崇厚的报告，6月25日谕曾国藩：“(道员)周家勋、(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着先行交部分别议处，仍着曾国藩于抵津后，确切查明，严参具奏。”意思是对府、县二人进行调查，等候处理。至于对“迷拐人口匪徒及为首滋事人犯，严拿惩办，秉公办理，毋稍偏徇”。

　　崇厚在津十年，一直以在洋人面前奴颜婢膝著称，津民对其评价极低。主办曾国藩尚未到达，是非曲直也未调查，崇厚即给慈禧提出建议。曾国藩看到这封上谕，心里很不是滋味儿。因为道员、知府、知县都是他的下级，崇厚却直接要求对他们处分，自然心中不快。

　　6月27日，曾国藩给慈禧回信，说正在思考分析案件的关键之处，一定“力求平允”，以“不与开衅”为宗旨。虽然正患病，但“不敢因病推诿，稍可支持，即当前往”。慈禧于6月29日回信，对曾国藩进行了一番鼓励，然后就是催促他抓紧赴津，“会同崇厚悉心商办”。

　　如此巨大风暴，自己深入到中心，曾国藩估计，此去他有可能会死在天津。极度的焦虑、忧愁、矛盾，使他的眼病、眩晕、嗜睡、疲劳之症更加严重，夜间严重失眠。7月1日、2日接连两天，他索性什么也不再想，集中精力赶紧给两个儿子写下了一份面面俱到的遗嘱。然后于7月4日从保定启程，8日到达天津。曾国藩认真揣摩了十几天来慈禧的意思，必须先压住中国人这一头，也做个姿态给列强看。他一进城，就把他在路上写好的《晓谕天津士民告示》贴满了大街小巷。因为该布告对天津市民案发那天的行动进行了严厉批评，怒训津民勿再挑起事端，导致天津百姓对曾国藩非常失望，引起天津市民强烈不满。对此列强也不买账。7月19日，法国人即送来照会，要挟必须先杀掉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直隶提督陈国瑞三名官员为丰大业抵命，然后再杀其他人犯，口气十分强硬。扬言如不答应，即宣布开战，先把天津炸平，后进攻北京。

　　刚一出手，就如此被动，因极度害怕，又苦于“旁皇无计”，曾国藩竟至抱头痛哭很久。

　　三

　　关于地方官在案发中的表现，曾国藩已做调查，知道道台、知府、知县和提督等一应官员并无严重过失，而且案发时他们一直在做工作。可是，一贯曲徇洋人的崇厚，却极力坚持按洋人要求，给刑部上报治府、县之罪。自曾国藩到后，崇厚几乎天天到曾处强调自己的这一意见，希望曾国藩按照他的意见办。

　　最终，曾国藩在如此关键的时候竟做了两个非常幼稚的决定：一是为了保护两位府县官员，他擅自让他们以治病为名先离开天津，躲躲风头。让张光藻去了顺德，刘杰去了密云;二是他按照崇厚的意见，拟出了对府、县治罪的奏状，上报慈禧。曾国藩绝不会想到，这两个决定，将毁掉他一生的清名。

　　7月20日，奏状刚刚发出，曾国藩立即后悔了。他不后悔他擅自将两人放走，他后悔他不仅保护不了自己的下属，还自己提出对下属“革职治罪”，将来其他下属怎样看自己?整整一天，他都“因奏请将府、县交刑部治罪，忍心害理，愧恨之至”。陷入极大的自责之中，一下病势加剧。

　　7月21日，在病中曾国藩又给慈禧写出了整个案情的初步调查报告：《查明天津大概情形折》。曾国藩的这份长达2100字的长篇报告，首先谈了民间说教民迷拐人口、教堂对中国儿童挖眼剜心、采生配药并不是事实，也无证据，全系谣传，等于替洋人说了开脱话。但是，他也同时谈了之所以津民这样谣传，也事出有因，教堂确实有很多“致疑点”。比如，大门终年紧闭，过于秘密;且教堂地下均有地窖，密不可测;有的中国人进教会看病后，久而不还;教会收留中国孤儿，甚至连有病将死者也收，只见其入，不见其出;加之今年四五月间外界有拐卖孩子事件，正是天主教堂死人过多之时。以上种种，极易导致人们产生怀疑，这等于替天津市民也说了帮忙的话。

　　慈禧立即将曾国藩的这个《查明天津大概情形折》让内阁印发各级官员。在发抄朝野时，慈禧有意删去了曾国藩为天津市民辩护的几个“致疑点”。只印发了曾国藩替洋人洗白的话，以及对“首犯”和官员的处理态度。

　　7月23日，慈禧发来500里加急。内容是：“奏请张光藻、刘杰着即行革职治罪，已均照所请，明降谕旨宣示矣。”慈禧很聪明，既然你曾国藩要求处分你的下级，那我就同意你的要求，还进行了公布。慈禧聪明还在于，她表示同意处分府、县的同时，还说这是“为消弭衅端委曲求全”，今后不能再这样，“此后如洋人仍有要挟恫吓之语，曾国藩务当力持正论，据理驳斥。总之，和局固宜，保全民心尤不可失，曾国藩总当体察人情向背，全局统筹，使民心允服，使中外相安”。这样做慈禧就在舆论面前摘清了自己，而曾国藩偏护洋人、治罪官员的帽子就戴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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