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2年至1939年，李德（1900～1974）作为中国工农红军的军事顾问，代表共产国际的权威力量，指挥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和长征最初的行程，遵义会议后被罢免了军事指挥权，最后颇为黯淡地从延安回到苏联。随着更多历史资料的出现，逐渐暴露出李德来华的真实身份是苏联红军总参谋部情报员，属于特工性质，被邀请担任军事顾问，却是一场将计就计的误会。

　　军事顾问的由来

　　1932年春，时年32岁的奥托?布劳恩从苏联的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两周后紧急受命，穿一身西服，带一张奥地利护照，化名斯托洛夫，乘坐快速火车穿越西伯利亚，经满洲里到哈尔滨，与设在此地的苏军秘密情报机关负责人赫尔曼?西伯勒尔会合后，迅速赶往大连，再转乘轮船来到上海。他此行目的，是为苏联红军总参谋部驻中国情报机构“佐尔格小组”承担送钱救人的任务。他就是后来担任中国工农红军的军事顾问李德，他的真实身份是一名特工。

　　李德到上海完成送钱救人的任务后，并没有马上留住在上海。他晚年在回忆录中说，“为了了解情况，我曾多次旅行，其中也到过上海，直至1932年秋，才最后移居到那里。”这个所谓“了解情况”的为时半年的“多次旅行”，正是他从事军事情报工作之表现，都被虚晃而过了。移居上海后，他先下榻外白渡桥北端的礼查饭店（今黄浦路17号），随后搬进一家美国人的公寓，获得一个正式的可以公开的社会背景。从此，正式开始了他扮演共产国际派驻中国军事顾问的角色。

　　他与当时担任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阿瑟?尤尔特（Ewert，又称艾佛尔托）一起，经常与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层接触。“通常是每周一次，我们一起到中央委员会秘密办事处去。办事处坐落在新住宅区内，当然是相当安全的。我们只能按照事先约定好的暗号，比方说，在一个窗台上放一盏台灯，或者在一间有亮光的房间里把窗帘打开半叶等等，才可以走进办事处。在中央委员会秘密办事处，尤尔特同志和我同中央委员会书记博古（秦邦宪）和洛甫（张闻天）所谈论的，都是一些紧急的政治问题和军事问题。”博古、洛甫都曾留学苏联，通晓俄语，他们之间可以直接交谈。

　　1932年底，迫于国民党统治压力，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指示，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随博古、洛甫、陈云最后转移到江西的中央苏区。博古、洛甫动身前，主动要求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尤尔特将李德派往苏区，担任军事顾问工作。李德本人也将计就计地同意了，他提出的唯一条件是请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出一个相应的指示。

　　1933年9月，李德获准以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的身份，在装扮成王牧师的中共地下党员董健吾陪同下，从上海经汕头，进入江西中央苏区，恰恰重蹈了以“个人代表负责制”和“明确领导责任”的覆辙，住在特别安排的“独立房子”，由伍修权担任其翻译，处处享受着“洋钦差”、“太上皇”的威严，每一句话都被当作圣旨。随着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共中央随工农红军被迫放弃中央苏区，进行战略大转移，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

　　离开中国后的下落

　　李德从延安回到莫斯科后，等待他的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监察委员会的审查。

　　1939年12月，负责组织审查的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监委会主席佛罗林，德国人。审查会还邀请了正在莫斯科的对情况比较了解的周恩来、任弼时、师哲、毛泽民、刘亚楼等同志参加会议。李德首先作检查，承认自己在华期间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巨大损失。

　　周恩来代表大家指出了李德的主要错误，如第五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和“短促突击”等战术原则，对“福建事变”的处理和长征转移的最初决策等。同时，他也表示自己当时执行了李德的方针决策，没有能够及时制止，对造成的错误同样负有责任。

　　毛泽民发言中指出，中央红军被迫撤离苏区长征后，南方各根据地相继全部丢失，党在白区的地下组织也全部遭到破坏，红军长征开始的30万人最后损失90%，全国党员30万人也损失90%。

　　李德坐在位子上非常紧张，脸发白，身子冒虚汗。

　　在征求过周恩来、任弼时等在场的中共领导人意见，并请示共产国际执委会同意后，共产国际监委会作出对李德的处理决定：

　　有错误，免予处分。其理由是：李德的错误在于不了解中国的情况，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李德无权对中国党的事务作出决定。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独立的党，对于李德的意见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李德的错误意见被采纳。这个责任应由中共中央负责，所以李德免予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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