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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鸿昌

1934年11月9日，曾经担任抗日同盟军北路总指挥，浴血奋战收复多伦的吉鸿昌将军，在天津国民饭店遇刺。这一消息迅速传遍了全市、全国乃至世界各地。但凶手是谁，不得而知。天津解放后，1951年，天津市人民法院才将真凶吕一民绳之以法。

被迫出洋

1930年春，冯、阎、蒋中原大战爆发。吉鸿昌被冯玉祥委任为第三路军总指挥，率部在豫东一带作战，重创蒋军。但在蒋介石收买、分化和瓦解之下，冯、阎反蒋联合战线不久就四分五裂了。西北军全线崩溃，所部分别为蒋收编，吉被任命为二十二路军总指挥兼三十军军长，防区在河南潢川、光山一带，担任“剿共”任务。但吉却向其部下和士兵们宣传“枪口不对内”、“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等进步思想，而且在三道河给苏区写信，表示决不与红军打仗，还随时准备弃暗投明。

同年5月，蒋介石电令吉鸿昌向安徽金家寨进剿红军，并派冷欣为特派员驻吉鸿昌总部监视，而吉拿定主意就是不打内战。于是，蒋介石撤销了他的军职，迫使他以考察军事为名出国。

加入中共

1932年2月28日，吉鸿昌回国返抵上海。他通过原西北军中的中共地下党员与上海党组织接头，不久返回天津，与华北政治保卫局取得联系。同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由此被蒋介石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决意暗杀吉鸿昌。

1934年，蒋介石一方面责成国民政府发出通缉吉鸿昌的紧急命令；一方面通过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派天津站长陈恭澍负责对吉鸿昌等人进行杀害。

陈恭澍受命后，深感此事重大。为了尽快完成这项任务，他与情报组组长王文经过反复磋商后，决定吸收几名“胆大心细”、善于搞特务活动的反革命分子，让他们具体执行刺杀活动。王文先来到北平，在西单商场门前，巧遇了多年未见的表兄吕一民。王文眼前一亮，这不正是最好的人选吗?吕一民将王文引至家中盛情款待。吕一民当即表示自己愿为蒋委员长效力。

到津不久，吕一民找到比他小8岁的本家堂叔伯侄子吕问友。在他的举荐下，陈恭澍吸收他作为情报助手。在英租界马克斯道(今保定道松寿里)弄到一所楼房作为据点，开展特务活动。至此，刺杀吉鸿昌小组成员已全部聚齐。陈恭澍负责指挥，吕一民、吕问友、杨华庭和王文执行侦察和具体刺杀实施。

吉鸿昌潜回天津，最初住在英租界的毗连处中心花园侧面红楼(今和平区花园路4号)，并以此为聚会点。吉鸿昌寓所三楼的灯光常常亮至深夜，透过窗帘缝隙，人影隐约可见。吕一民等见到这种情形，即与租界工部局相勾结，准备对吉采取行动。

45号房内，吉鸿昌正与任应岐、刘少南及李干三一边打牌一边谈着工作。陈恭澍获悉后非常高兴，亲自出马来到国民饭店后门，躲在汽车里指挥这次行动。首先由王文、二吕及杨华庭在45号对面也开了一个房间。然后，为弄清第一射击目标吉鸿昌的位置，由杨弄来一个小皮球，在二楼楼道里佯作拍球游戏，当饭店茶役走进45号送水时，将球扔了进去，借找球为名，闯进室内，侦察了吉鸿昌等坐的位置。

一切准备就绪，陈恭澍命二吕执行刺杀任务，王、杨把门接应。陈最后说：“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绝不能让吉鸿昌跑了！”

实施暗杀

正在这时，屋里的牌正好打满四圈，搬庄换门。刘少南换到了吉鸿昌的位置，他也脱掉了棉衣，只穿一件小白褂。突然，房门大开，二吕冲进屋内，对准杨华庭报告的位置开枪便射，刘少南中弹当即死亡。跳弹伤及吉的右肩，暴徒正欲再次开枪，吉急扑上去踢掉其手枪，二吕见势不妙，冲出门外，与李、杨一起由西餐部仓皇逃走。

1951年3月31日，刺杀吉鸿昌烈士的凶手吕一民被处决 。工部局巡捕闻听枪声，冲上楼来问道：“谁是吉鸿昌？”吉答：“我在此等候多时了！”巡捕说：“请你到工部局辛苦一趟吧！”吉说：“我被刺受伤，须到医院治疗。”巡捕打电话请示工部局许可后，将吉送进医院稍加治疗，后连同任应岐、李干三一同拘押于工部局。时为1934年11月9日。

真凶伏法

11月13日，孔祥熙、宋美龄由绥远经北平至津，为引渡吉对法租界施加压力，并以行贿手段买通了法工部局。14日，吉、任被引渡至天津公安局审讯，后又被押往国民党第51军军法处受审，并关押于曹家花园陆军监狱(今河北区月纬路64号)。李干三被释放。

此后，国民党中央军委北平分会头子何应钦唯恐夜长梦多，急电令天津当局把吉押解到北平。22日，吉鸿昌、任应岐及吉的连襟林少文等3人，被武装军警严密押往北平。

解放后，二吕一直匿居天津。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二吕匪终被我公安人员捕获，解送天津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审理。审讯中，二人对刺杀吉鸿昌将军的事实供认不讳。1951年3月31日，天津市人民法院判处吕一民、吕问友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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