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3月, 为阻止苏俄军队的东进, 英、法军队在摩尔曼斯克登陆, 实行武装干涉,日本也乘机出兵, 向中国的北满及与之毗邻的西伯利亚扩张。3年期间, 先后共有11个师团的日军入侵中国东北和苏联。在侵略苏俄的过程中, 日本的娼业主们得到特许, 带领妓女随军行动, 向日军提供性服务。尽管如此, 仍发生了大量的日军强奸事件, 导致军队性病流行。据统计, 约有10% — 20%的日军官兵患有性病, 总数达12000人, 因性病减员的人数远多于伤亡人数。这次性病大流行极大地震撼了野心勃勃正在走向战争之路的日本军方。
在这种背景下, 日本海军于1932年初在其海外最大基地上海, 开始试探性地推行军队的性服务措施。日本海军选择了一批在虹口的日本妓院作为指定性服务场所。1932年在上海开业的日海军性服务场所达17家, 共有艺妓279人、妓女163人。1936年底有记录的为10家, 它们是一心亭、东优园、大胜馆、筑紫、浮舟、曙、都亭、上海俱乐部、胜利亭和红梦。在这些妓院里, 有日本女子102人, 朝鲜女子29人。另外还有4家是海军指定的、官兵可以自由进出接受“慰安” 的“贷座敷”。军队管理者为士兵嫖妓提供专门处所和组织有卫生保障的娼源, 可以说是日本军方的首创。
首次征召妓女并组织“慰安妇团” 到战地为日军做专门服务的, 是侵华日军罪魁冈村宁次。1932年一· 二八事变爆发后, 日军上海派遣军到沪。当时在沪日军达4万人, 发生了多起强奸战地妇女的事件, 引起中国和各国舆论的严厉谴责。为了防止日军发生大规模的强奸事件而影响军纪及其战斗力, 同时也为了搪塞外界舆论对日军大发兽性的指责, 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在司令白川义则的首肯之下, 电请长崎县知事, 迅速征召妓女, 组织“慰安妇团” , 到上海日军占领区建立“慰安所”。4月,第一批慰安所在吴淞、宝山、庙行和真如等日本陆军作战区域建立, 5月停战后, 日军撤至虹口一带, 慰安所也集中到了虹口。
战争结束后的1949年2月, 冈村宁次在返回日本的轮船上接受记者采访时, 承认说: “我是无耻至极的慰安妇制度的缺席的始作俑者。昭和七年上海事变时, 发生了两三起官兵强奸驻地妇女的事件, 作为派遣军副参谋长的我, 在经过调查后, 我只有仿效海军早已实行的征召妓女慰军的做法, 向长崎县知事申请召来华进行性服务的慰安妇团。”
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之后, 日本华中方面军即开始考虑战争的长期化问题, 为了预防军队因性病流行而丧失战斗力, 司令官松井石根决定仿效冈村宁次, 导入慰安妇制度, 制定了从日本本土征召慰安妇并建立军队直辖管理慰安所的计划。于是, 松井石根在占领上海后, 命令方面军参谋长田攻筹建慰安所。在沪军方立即分别致电日本关西各县知事, 要求尽快募集慰安妇并运来上海。1938年1月2日, 第一批慰安妇共104人乘“海运丸” 到达上海吴淞码头。她们随即被送到其美路(今四平路) 上的上海市沙泾小学。当天, 日军军医麻生彻男接到司令部紧急命令: “为设立陆军娱乐所,即去其美路小学校, 对集结在那里的百余名妇女进行身体检查。”结果是24名日本妇女多患过性病, 她们中的绝大部分是妓女; 而80名朝鲜妇女基本是处女, 显然是被诱骗来的。
1月13日, 日本华中方面军东兵站司令部挂出了“杨家宅娱乐所” 的木牌。“杨家宅娱乐所” 是由该兵站司令部管理的。日军将农民的老屋全部毁平, 修建了12幢和式平房。每幢平房有10个房间。不管是日本还是朝鲜慰安妇, 都必须穿和服。为防止慰安妇逃跑, 四周设置了铁丝网, 并通上了电, 每天早晚还要点名。
1月12日下午, 东兵站司令部在慰安所的接待室贴出了规定, 内容如下:
本慰安所限陆军军人、军方聘用人员入场, 入场者应持有慰安所出入许可证;
.入场者必须登记并支付费用, 才能得到入场券及避孕套一只;
入场券的价格, 下士、士官、军聘人员为2日元, 军官为5日元;
入场券当日有效, 在未使用前可退票, 但如果已将票交给酌妇, 则一律不可退票;
购买入场券者进入指定的房间, 时间为30分钟;
入室的同时须将入场券交给酌妇;
室内禁止饮酒;
完毕之后即退出房间;
. 违反规定及军风纪紊乱者须退场;
. 不使用避孕套者禁止碰女人;
11. 入场时间, 兵士为上午10时至下午5时, 下士官及军方聘用人员为下午1时至下午9时。
“杨家宅娱乐所” 在日军实施慰安妇制度的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它不仅是战时日军正式设立的第一个慰安所, 并且以欺诈手法招募良家妇女, 开了日军强征、掳掠良家妇女为性工具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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