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寻

　　近两年以来，我几乎完全浸泡于宋史研究领域，对于在宋史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有重要影响的王安石变法，自然给予很大的关注，产生了许多疑问，这些疑问，有些是对于其变法本身的，也有一些是针对后世对其变法过程的描述与不同认识而产生的。为了解答这些问题，我一方面自己阅读历史文献，另一方面广泛地请教相关的专家学者，如今，应该说初步得到了些答案。问题是我提出的，答案也是我自己做出的，希望这篇自问自答的文章能给所有关心这一问题的朋友一点参考。

　　王安石变法的原因和目的

　　1、王安石变法的目的是“抑制兼并，裁撤冗员”吗？

　　这个说法实际是后来的史学家们强安到王安石变法头上去的，不是当时变法的真实目的。我们阅读任何一种建国以后并迄今为止的相关文献，只要一提及变法的原因就要说：当时土地兼并严重，冗官、冗兵繁多，国家积贫积弱，王安石变法就是针对这种社会状况而展开的。可是，当我们仔细了解王安石变法的具体内容和实际效果后，惊异地发现，在数十项变法法令中，几乎没有一条是抑制兼并、裁撤冗兵冗员的，从变法的后果上来看，冗员并没有减少，土地兼并有增无减，虽然军队冗兵减少了近四十万，但在对外关系上仍懦弱不堪。就是说，现代史学家们描述的王安石变法的原因与其实际做法驴唇不对马嘴。

　　这是怎么一回事？经过反复的研究以及向有关专家请教，我们发现，王安石变法的真正目的根本不是抑制兼并、裁撤冗员，使国家强大，既然没有这方面的目的，自然也就没有相应的变法措施和结果。

　　2、王安石变法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王安石变法的真正目的是为国家“求富”，即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关于这一点，两位宋史专家王曾瑜和杨子忠先生，都已讲得很明白了(请参考阅读本期《王安石变法纪事》和《宋史专家王曾瑜论王安石变法》两文)，此处不多赘言。

　　3、变法的真实目的为何被遮蔽？

　　有两种原因造成了对王安石变法真实目的的遮蔽。一是在当时的政治争论中，变法派为减轻反变法派对他们“敛财、害民”的攻击，而刻意编造出抑制兼并之类的理由；二是后来的某些研究者，出于肯定这场变法性质的需要，将当时变法派编造出的理由当做事实加以放大

　　正是由于这种遮蔽，使得今人在了解王安石变法的性质时极易陷入混乱不清的状态，人们无法理解，为何这场变革既没有与其所标榜的目标相适应的政策方案，又没有实现使国家强大崛起的战略目的！

　　但如果回到王安石变法的真实目的——求富上，一切疑问就会悄然冰释，变法派本来就没有抑制兼并、使国家强大的目的，他们的目的只是敛财、求富，而且也实现了这个目的。至于他们本来就没有的目的没有实现，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事实证明：这场变法取得了变法派自己预想要达到的一切，同时，也没有超出预想目的一步。

　　4、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变法目的？

　　这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造成的，看一下神宗皇帝面临的实际问题：

　　先看冗员，即官员队伍庞大，这是由于其前任皇帝自己无能，只好靠扩大官员队伍、并增加官员工资导致的。官员队伍一旦扩大到这个规模，想裁减就很困难了，一切改革都要靠官僚队伍来推动，如今你要削减官员数量，降低他们的工资，他们能答应吗？这一点，神宗皇帝是心知肚明的，况且前朝已有失败的例子放在那里，范仲淹等人在庆历年间发起的“庆历新政”不就是因为动了冗员这块“奶酪”而无疾而终的吗？所以，冗员不能裁，冗官不能减。

　　冗员不能裁，行政开支和军费支出不能减，国家财政又没钱。怎么办？只能想增加收入的办法了。

　　事实上，这也是许多王朝中期改革通常选择的路径：不动存量、调整增量；不触动现有的既得利益者，通过增加新的财政收入增长点，靠新增加的钱，解决社会政治问题。这种路径的好处是阻力小、易操作，不好处是往往适得其反，老问题没解决，又带来成堆的新问题，结果反而使得王朝进一步衰朽。

　　是不是所有王朝中期的变革只有这一条路径可走？是不是所有的变法都是这种结局？当然不是，之所以选择这样的变法路径，是宋神宗的个人能力所决定的，换一个人，未必是这种做法。

　　5、为什么选择王安石为变法主将？

　　为解决国家缺钱的问题，宋神宗广泛地与各路大臣谈话，谈下来，形成的观点有两派：一是认为国家缺钱原因是花的太多，少花点就不缺了。这一派以韩琦、富弼、司马光等元老重臣为代表，他们建议皇帝：抑制个人欲望，少修建宫室楼台，适当裁减冗员、冗兵，千万不要与外国打仗，国家开支就减少了，钱也就够花的了。那西夏国、辽国要是打过来怎么办呢？这派人的回答是：只要你内修德政、外睦邻邦，人家是不会打过来的，对这种不顾强邻日益挑衅、不负责任的建议，神宗皇帝当然不满意，也没法儿按这些人的说法办事。

　　另一派的意见就是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他们提出的办法就是想方设法地增加财政收入，不仅可以养住现在的官员与军队，还可以支持朝廷对敌国采取主动的军事措施。这种态度与神宗皇帝的需要一拍即合，所以，神宗皇帝才采取非常手段，越级提拔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持变法大业的。

　　王安石变法的内容与性质

　　针对朝廷面临“缺钱”的问题，司马光曾与王安石展开过辩论。司马光认为，朝廷缺钱是因为花钱太多，少花钱即可。如果继续保持这么大的开支，就势必通过向老百姓增加赋税的方式获得财富，简言之，必然搜刮民财，给老百姓增加负担。王安石回辩说，这些钱都是非花不可的，节约不下来。而且，增加朝廷收入，也可以不通过增加赋税的办法获得，并不会给民众添负担。司马光反唇相讥：天下财富就那么多，不从老百姓那里取，从何处取？王安石的变法还真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不增加赋税而增加国家收入，但司马光也没有完全说错，这些钱不是凭空掉下来的，仍然是从老百姓身上搜刮过来的，羊毛只能出在羊身上。

　　纵观王安石变法的各项措施，一言以蔽之，即以国家兴办垄断的商业、金融业企业等手段，为国家敛财。为进一步说明问题，我们需对其主要法令做出具体的分析。

　　1、均输法：变法前，各州县进贡给京城的货物需长途运输，运输到京城后有些货物因不符合市场需求反而需降价出售，让国家亏损。王安石推出“均输法”，规定主管此项事物的六路发运使可以按“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能就近采购的货物，就就近采购，以节省运费。而且可以按照各地市场不同的价钱，把在当地价格高的产品就地卖掉，变成钱后，再到价格低的地方买回这种产品。同时，还规定，如果地方进贡的是京城不需要的货物，可以折成钱，以现金的形式交纳。这事实上是把原来的运输机构变成了兼具商贸功能的国营企业，通过经营、销售各地的上贡货物赢利，为国家创收。

　　2、市易法：当时的京城和各大城市，原本就有大的批发商，经营商业批发业务，获利颇丰。王安石推行“市易法”，设立市易务，实际上就是由朝廷官办的商业企业经营主要的批发业务，据说，范围十分广泛，连干鲜果品都由市易务经营，这样，就等于把原来民间批发商人的利润转移到国家来了。

　　3、 青苗法：原本在民间，就存在有一些借贷机构和个人，在开春青黄不接的时候，靠收放贷款(利息高的就被称为高利贷)牟利。王安石推出青苗法，就是由官府来承担此项业务，在青黄不接时向农民放贷，秋收后再连本带利收回。实际上是将原来的民间放贷资本的收入，转为官营的放贷机构，变成政府收入。

　　4、 保马法：政府军队所需要的军马，原来是由政府的专门部门养的，但是投入大、浪费多。王安石推出“保马法”，将战马承包给普通百姓喂养，条件是政府可以适当免除养马百姓的赋税，并给予以少量的补贴，这样既减少了政府的支出，又有战马可用。

从上面四项法令来看，就是把原来民间资本经营的能赚钱的商业、贸易以及金融业转为官办的垄断企业，通过这些企业的利润为国家增加收入；同时，把国家经营得不好的养马业转为民办，减少国营企业的亏损，为国家减少支出。这一增一减，国家的收入就增长了，达到了富国的目的。

　　当然，王安石变法也没有完全做到不增加百姓的赋税，比如他推行的“募役法”(也称免役法)，实际上就是一种变相增加百姓赋税的办法。原来北宋官府里除了官员之外，还要一些从事杂务的衙役，这些人是由各家各户轮流派人充当的，存在着人员流动性强、业务不稳定、工作人员责任心不强等问题，王安石推行“募役法”，改由各家各户按一定比例交钱，由官府再拿这笔钱雇佣稳定的衙役，长期从事此项工作(当然也有一定的对特困户的减免措施)，这一法令实际上是使官府所需衙役(包括衙前重役、散从、马夫、典吏等)职业化了，变成了领国家官粮的“行政事业单位成员”。

而全体老百姓则需为这些人员多交纳一份“行政事业附加费”。如果说，前面四项法令还是通过官办企业的方式间接为国家敛财的话，那么“募役法”则是赤裸裸的以增加税赋的方式直接为国家敛财了。因为这项法令解决的不仅是官府工作人员的工作稳定性的问题，而是实实在在的增加了国家收入。这笔帐很简单：原来每十户百姓，每年有两人去官府服役，这一年只是有两户人家受影响；变法后，这十户百姓年年都出钱，由官府再分雇两个别的人去服役，这十户人家从每五年轮一次有负担变成了年年有负担。

而且，十户人家交上来的钱，也许是够雇佣五个人的，可官府只需要两个人，那多出来三个人的钱就变成国家增加的收入了。据统计，熙宁九年(1076年)，收的免役钱为1041万，实际雇佣衙役支出只有648万，节余392万就成为国家多增收的钱了。另外，从熙宁六年发出的青苗钱利息来看，剥削率也够高的了，当年发了1103万青苗钱，收回的利息是292万，利息率约为26%，按现在的标准，利率也不低了。(有资料说当时的高利贷利率为100%到200%，我怀疑这种说法的准确性。)由此看来，司马光批评王安石敛财，增加百姓负担，是有道理的。

　　王安石变法的实际效果

　　王安石变法的实际效果如下：

　　1. 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通过变法确实增加了国家收入。据杨子忠先生根据有关资料统计，宋神宗熙宁六年散发的青苗钱为一千一百零三万七千七百七十二(单位是“贯匹石两”)，回收一千三百九十六万五千四百五十九(贯匹石两)，利息钱为二百九十二万(贯匹石两)(《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0，卷332)；熙宁九年免役法的收支情况为：这年全国共收免役财赋一千零四十一万四千五百五十三(贯匹石两)，支用六百四十八万七千六百八十八(贯匹石两)，宽剩三百九十二万六千八百六十五(贯匹石两)；神宗逝世的元丰八年，国家财政总收入达八千二百四十九万六千三百(贯石)，比宋真宗天禧五年国家财政总收入的六千五百一十三万八千(贯石)多收入一千七百三十五万八千三百(贯石)。

　　2. 裁汰了军队冗员，节省了军费，但军队的战斗力并没有根本的提升。熙宁五年(1071年)军队改革，将全国禁军缩编为五十七万人，厢军缩编为二十三万人，军队总数由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的一百一十八万人，裁减到八十万人，相应的，军费也节省下一千三百多万贯。应该说裁兵幅度与军费节减幅度都很大。但军队的战斗力并没有得到根本提升。后来，神宗虽然主动出击西夏，但并没有获得胜利。

　　3. 变法剥夺了原来从事商业批发和金融信贷业务的商人的收益，使之转为国家收益。

　　4. 变法并没有减轻普通百姓的负担，反而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市易法、青苗法等只是把原来由商人集团获得的利润转归国家所有了，百姓的负担没有减轻。而募役法等又给百姓增加了新的摊派，所以说百姓的负担增加了。

　　至于变法派代表中小地主阶级、反对变法派代表了大地主阶级利益之类的说法，纯属现代人根据当时政治需要的杜撰，与变法本身毫无关联。

　　关于变法的争论与评价

　　王安石和司马光都是公认的有德君子，他们两个人对变法的不同看法，确实出自不同的政治理念，两人的核心分歧在于国家的职能上。司马光认为，国家的职能就是让老百姓安居乐业地过日子，因此朝廷不生事、少给百姓增加负担就是最好的国家。用现代的语言说，就是不作为、不生事的政府就是好政府。王安石认为，国家必须积极进取，国民均应为这种进取承担义务，所以，政府必须有所作为，简言之，有作为的政府才是好政府。

　　自现代的眼光看来，司马光的观点未免空阔迂腐：你不进取，不强大，人家西夏、辽国、蒙古就不进取、不强大？人家就不打你了？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是人们无法接受的。而要进取，就得让全体国民都承担义务，就得向全民敛财，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问题在于，敛了财之后，去干什么，又干得怎么样。在这一点上，我完全同意着名宋史专家王曾瑜先生的观点：以效果论对错。在王先生看来，王安石变法向全民敛财，这无对无错，问题在于敛了财之后干了什么。如果王安石变法之后，国家强大了，平辽灭夏，那么，敛财就是该敛的，人民的牺牲和付出也是值得的，可王安石的变法除了敛财之外，并没有使国家强大，人民白付出代价了，所以变法总体上应受到否定。

　　王安石变法为什么没有使国家强大

　　无论是宋神宗，还是王安石，都有使国家强大的动机，都希望国家先富后强，而且，富了之后，宋神宗还真发起了对西夏的主动进攻，但是遭到了失败。事实证明，富裕并不意味着强大，富裕与强大是两回事。而王安石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是错误的。他曾说到“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故臣以理财为方今之急。”他把国家不能出兵扫平辽夏归结为财用不足，这个出发点就是错误的。试问：宋太祖时兴兵平定天下，其财用有仁宗朝、神宗朝多吗？难道西夏、辽、金、蒙古人的崛起与强大是钱多了之后才做到的吗？事实上，历史上的一切强国几乎都是从一无所有中崛起强大的，而不是有了钱才强大的。恰恰相反，那些富裕了的国家往往耽于生活享乐、不思进取，被新兴的贫穷国家所灭亡。王荆公先富后强的理论要么是昧于历史事实的瞎说，要么就是为其眼下敛财编造美好远景的空话。总之，我们要记住一个基本的真理：当一个国家把军队不能打胜仗归结于缺钱这个原因上时，这个国家的军队，就永不会再打胜仗了。

　　什么样的军队才能打胜仗？不怕牺牲、敢于无条件付出生命的军队才能打胜仗。宋朝自仁宗以后就从来没再打过胜仗，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皇帝和大臣都舍不得牺牲，每一遇败仗，死上万把人，就哭天抢地，想着花钱买和平，长此以往，军队怎么还有作战的意志？宋神宗虽然发起五路伐夏，主动进攻，但他本人也没有牺牲的勇气，并没有御驾亲征、亲临前线，更没有犁庭扫穴，不灭敌国绝不收兵的勇气。在一个方面遭遇了失败就全线撤退，这怎么能打胜仗！事实证明，没有一位身先士卒、以死相搏的皇帝，就不会有一支英勇善战的军队。这，应该成为历史常识！

　　回顾宋朝军事史，其荒唐可笑令人震惊。当时宋朝的军队总人数在一百二十万左右，已经超过了西夏全国的总人口，在冷兵器时代，如果有坚强的作战意志，数量上的优势一定会形成战场上的优势。可这支庞大的宋军在皇帝的无能与文官集团的胆怯笼罩下，除了消耗军饷，就一无所能，在后来金兵大举进攻时，反而沦为散落在各地的兵匪。这个教训太深刻了！

　　司马光为何尽废新法

　　平心而论，对于王安石变法中的有些内容，司马光也是同意的，比如他就曾提出过由官府出钱雇人服杂役，这与王安石免役法的作法基本相同。可他一旦当政之后，为什么尽废新法、丝毫不留余地呢？难道不能讲一讲“辩证法”，按苏东坡的要求，保留一些新法的合理内容吗？

　　不能，这就是中国政治斗争的实际规则：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一错百错。他不能给对立面留下任何余地，因为一旦给对立面留下余地，很可能就是给自己留下被攻击的把柄，所以只能全盘否定。当然，聪明的政治家也许会名义上否定对手，而实际上仍采用对手的一些有合理性的政策，但司马光不是这样的人，他也没有那个时间去从容考虑这些问题。他执政时，已是耄耋老人，只短短地当政了一年左右时间，他只能以如此不讲道理的方式才能最大限度地消除新法的影响。

　　王安石变法的历史定位

　　明代学者王夫之曾言：“北宋灭亡，始于司马光，”此言过矣。北宋灭于徽、钦二帝手上，并不是司马光教唆宋徽宗那么荒唐的。从远因上讲，有宋一代之衰落，其实自仁宗朝就出现了，也算不到司马光头上去。

　　王夫之有些以偏概全的习惯，而且他的这种思维方式还很容易被人接受，比如，我本人在深入了解王安石变法之前，就曾持有一种假设：王安石这种王朝中期的变法，能否拯救已步入衰途的北宋王朝？现在看来，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个伪问题。

　　这一问题的潜在前提是，我们已经知道整个宋史的全貌，知道王安石变法是其“中期改革”，进而又提出，这次变法能否影响整个宋史发展过程的问题。其实，将振衰起亡的使命赋予王安石变法头上，或将北宋灭亡的原因归于司马光身上，其潜在的思路是将历史视作一个既定的完整发展链条，而司马光和王安石是这个链条上的关键环节。

　　但这只是事后的看法，是在历史已经成为历史之后的看法。可历史本身不是一个完整有序的链条，而是一系列互不相干的偶然性构成的，设使后来继任的皇帝不是轻佻浮薄、有轻微精神病症状的宋徽宗赵佶，而是雄才大略的宋太宗赵光义的话，那么宋史完全可能改写。

　　以这种历史观来观照历史，我们不得不承认，王安石变法对宋史以及对中国历史，并没有产生我们以前所想象的那么大的作用。他没搞强一个国家，也没搞垮这个国家，他让这个国家富了，也给官员腐败胡闹提供了物质条件，但也就仅此而已了。对这个王朝后来命运的影响，还不如仁宗朝积累下了的一百多万冗兵呢！司马光的影响就更小了，他留下了一部号称能让人明智的史学巨着《资治通鉴》，他有些书呆子气地坚持一种无为而治的政治理念，他只有一年左右的当政时间，虽然尽罢新法，但在他去世后，变法派又卷土重来，新法又恢复了一阵子。此后，变法派与反变法派的拉锯战仍持续了好一阵子。他本人对宋代政治史的影响可谓微乎其微，就其实际效果而言，还不如开封灭亡时的骗子道士郭京。说北宋之亡始于司马光，言过其实了。

　　说到底，王安石变法及司马光的反对在有宋一代政治史上起的作用微乎其微，既没有亡宋、也没有兴宋。

　　可是，对这么一个实际作用并不大的历史事件，为什么后世给与这么大的重视呢？

　　这也许是因为它涉及到了国家的使命与职能这一更为持久的问题。每当那些雄心勃勃、有强烈进取心的人物当政后，就要寻找历史根据，就要拿一切历史上锐意改革、积极进取的人物和事件做根据，于是，就提出了王安石变法，高度肯定并按自己当下的要求拔高变法的意义。而一旦那些只图安定、不思进取、维持现状的人当政，便会将“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理念抬出来，司马光便成为先知先觉的圣贤，王安石则作为反面对象出现。

　　说到底，历史没有变化，变化的永远是活人的现实需要，每一时代的人们都按照自己的需要重新解读历史，包括我们自己。而未来的历史，永远是充满不确定因素的偶然性，我们不会知道未来是个什么样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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