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是一场由民族主义激发而来的革命，而民族主义又极容易发展成种族的仇杀主义，这种倾向在武昌起义的一开始就表现得十分明显。参与起事的革命士兵吕中秋回忆说，最先发难的工程营在起事之前公议“禁令十条”，其中即有“勾结满人者斩”、“私藏满人者斩”两条。为证明革命的合法性，辛亥年对满人的杀戮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被有意隐去，但历史终究是历史，革命也具有多样性，它不可能像处女一样的清白。

　　起义爆发后，测绘学堂的革命学生试图杀死他们的旗籍同学松景，后被人所阻止，而阻止的原因竟然是怕血腥杀戮会吓走学生，令其不敢出去革命。据第三十标的革命士兵鲁祖轸回忆，当时他们所在标(标相当于团)的各棚都有一两名旗籍清兵，革命前已分配同志负责解决，起义时他和另一位革命士兵刘秉钧负责结果一名叫双璧的旗兵，但当他紧跟在双璧的后面，待机动手时，“我棚正目陈佐黄见我迟慢，即高举枪托猛击双璧头顶，原期结果性命，不料枪托稍偏左，双璧顺势滚下楼梯，一溜烟向第一营旗兵营跑去”。

　　武昌原本不是八旗驻防地，但随着清末新政的铺开，一些满人(主要是荆州八旗)因为各种原因而移居到这个省会城市。从1904年起，在湖广总督及荆州将军的安排下，荆州旗兵被轮派到湖北新军中受训(十名中有一名是旗兵)，这些旗兵主要集中在第八镇第三十步兵标(团)，其中第一营中的两个队(每营共四队，每队大概150人)和第二、三营的各一个队，大概一个营的兵力为旗兵构成，他们的统领也是满人。第三十一标也有一个队的旗兵，另外大概还有四分之一(大概250人)的旗兵分布在其他部队或军事学堂。尽管这些人在当晚的起义中没有抵抗(或来不及抵抗)，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被杀害了。武昌城里，四大满姓家族(扎、包、铁、布)均被杀害，八旗会馆也被完全摧毁。第二天的早上，当十八星旗飘扬在原总督衙门时，满人们的尸体也堆满了邻近的街道。

　　据武昌起义者的回忆，“革命党人只要是捉到旗兵，不是就地杀掉，就是送到革命军政府枪毙，很少幸存下来的。有的旗兵被捉后，至死不讲话。越是不讲话反而越是证明是旗兵。直到首义成功三天之后，军政府下了命令，捕杀才停止”;“首义后两天，还有不少的旗兵四处窜扰，间或也有少数人趁火打劫，同学萧杰臣、刘邦钦、傅人俊、王兆鸿等，联合部队在长街刘天保对面某住宅内，拿获枪械齐全的旗兵十余人，当即枪决。江学行、李春山等亦随蔡等出营，沿途消灭旗籍兵士甚多”。

　　毋庸讳言，革命总是伴随着血腥、杀戮与混乱的，即便是号称“和平的、代价很小”的辛亥革命，其在革命的进行过程中，同样存在着一些并不是那么值得颂扬的东西。武昌起义的领导者之一熊秉坤曾回忆说，12日的反满暴力达到了顶峰，那天的杀戮是如此的骇人听闻，以至于一百多名绅商联合起来，一致要求湖北军政府阻止其士兵进入民宅搜索满人，但军政府却以军事需要为借口而拒绝了，直到汉口的11名外国领事出面干涉后，军政府才于13日下令停止这种杀戮。尽管他们心里并不愿意，但出于外交上的考虑，列强在这场革命中保持中立是非常重要的。

　　一名路透社的记者于14日来到武昌，他“发现到处都是满人尸体”，他估计有八百人被杀。一名军政府的代表则在巡视武昌后估计有四五百名满人在起义后的前三天被杀，由于担心传染疾病，受害者的尸体都被掩埋了。革命者曹亚伯则声称，有四百名“满人士兵”被杀，另有三百名被关押在监狱，大约一百名在1912年春天被释放，但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其中有七名旗兵因为过早的释放而在回荆州的途中被杀害。美国历史学家周锡瑞认为，对武昌的满人来说，“那差不多就是屠杀”。

　　如果旗兵被杀是因为他们具有潜在危险的话，那么杀害妇孺似乎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在路康乐的《满与汉》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记载：“一个将要被杀害的满人妇女可怜的哀求：‘我们是无罪的，我们也憎恨我们的祖先，因为他们虐待汉人’，另一位老夫人哀求：‘杀死我们这些没用的妇女和孩子，你们能得到什么呢?为什么不释放我们以显示你们的宽宏大量呢?’士兵们虽然有所触动，但不敢回应，还是将她们杀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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