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邓小平的历史使命　　

　　一、邓就是毛钦定的继承人

　　邓在政治斗争最残酷的五六年间被流放，实际上是被毛保护了起来，让其远离朝堂，相比于朝堂中的每一个元勋，邓活得简直就是神仙。

　　邓从农场里的掏粪工一跃而起为党政军第一副把手，这两点在政治常识上就能证明邓是不是毛的接班人，而且叶大将军是标准的周勃、霍光翻版。

　　至于四人帮和江某人，不过是老毛全面镇压上层建筑的酷吏，林彪受命镇压的是军事派别，不把他们全打得服服帖帖，甭管谁接管大位，谁能镇得住他们，邓还是江？统统的扯淡！

　　二、毛与邓的政策

　　毛扫荡上层建筑基于三个理由，一也是经济基础在中苏决裂后受到严重打击，上层建筑必须变革，而且上层建筑之官僚集团必然像苏联上层建筑一样严重侵蚀重工建设的巨大资源，二是犹如很多人讲，像朱元璋一样杀功臣（实际上老毛从未亲自命令干掉任何一个元勋，实际上只是杀威棒猛砸一通），为继承人铺路，林彪猛干军方派别亦是，三是灭杀导致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N个数量级的传统中国上层建筑中的古典病毒，阳明心学对付不了这个古典病毒，外来的美俄模式一样对付不了这个古典病毒（民国多惨），必须要进行系统性的灭杀，它就是传统遗传下来的文人官僚集团。邓一上台就开始扫荡上层建筑，扫了整整八十年代，扫出了八九六四，毛在七十年代全面镇压上层建筑和军方系统，镇压到最后文革失控，邓扫荡的基本前提是为必然变革的经济基础做上层建筑的准备，扫荡十年将阻碍变革的力量逐出朝廷核心，90年后立即停止政治斗争，开始在美国人懈怠的十几年间，推动彻底的大工业化浪潮。

　　三、毛与邓的道路：国家资本主义运动

　　毛时代必须要完成三大任务，一必须从农业领域提取三大剩余尤其是资本剩余，进行最原始的资本积累，农业领域同样投入极大，水利工程耗费的民力放在古代早就官逼民反了，二必须在一团稀烂的古典农业国基础上迅速推进重工基础建设，这就是朝鲜战争血拼来的苏联超大规模武装中国，三必须在核武对抗的冷战年代，构建核武工业体制，奠定大国地位。

　　太祖时代的制度体系，也迫使没日没夜的干活，与历代人民沉重的压迫比起来，几乎是小巫见大巫。但是毛时代老百姓干活，绝大部分都与每一个老百姓的实际利益密切相关，太祖首先分地，普适性的普及到每一个人头上，即使地是所谓国有的，但你分到的那块地就是你的——老百姓不懂什么国有、集体、神马私有，他只知道他终于有地可种了，自己有恒产了，即使缴纳公粮也完全天经地义，交的再多、多到连口粮都不够，也是TMD的天经地义的，因为不管如何，那块地还是俺的——即使后来集体了、人民公社了，不分地了，自己的那块地变成了数字——大队、村集体的工分了，但那大队的地，村集体的地有每一个人的股份在里面，你种的好，工分就多，股份就多了，这块地你就占的更多了——如此，毛哥时代的老百姓，白区三大根据地山东安徽河南即使所谓饿死了那么多人，却根本没有任何反抗的迹象，连个体反抗的迹象都凤毛麟角。

　　这就不提修水库、修水沟、密植、除四害、消灭传染病、消灭巫术神棍、医生普适性下乡这些神马吧啦吧啦的了，就不提工农剪刀差了——工农剪刀差在毛哥时代，为老百姓送来了拖拉机、脱粒机神马的，这些铁疙瘩，可与老百姓们的利益密切相关的，因为这些铁疙瘩与他们的镰刀、铁秋比起来，简直就是火星来的神器啊，这些可是实实在在的技术进步——毛哥还想搞县级基层工业，给老百姓送来规模化的、普适性的工业化和技术进步，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没有一件玩虚的。

　　在62年后，人口大爆炸，婴儿存活率大幅度提高，人口寿命快速增长——对老百姓而言，地是自己的，自己占股份，干的越多、人品越好，股份就越大，活的更滋润，其二，对老百姓而言，生个三四个还能养得活，天然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越强，竞争力就更强，在六七十年的农村，如果你只是独种，你的父母在村里会非常的弱势。我们的父母辈，如果兄弟多，那么谁都不敢欺负，而且家族力量大，极有可能有一个变成大队长、村长，甚至还会出现一个念高中的，那是多么的威武啊！老百姓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老百姓们对给他们分地、还可以养得活好几个儿女、生活里几乎没有任何风险的毛哥，在他们脑袋简单的思维里，这简直就是大神下凡、火星人降临——最典型的就是西藏的老百姓们，干脆把毛哥当成菩萨下凡，与达赖、班禅完全等同。

　　这个毛哥，居然还让他们的绝大多数人都识了字，上小学居然是免费的，上中学居然也是几乎免费的，要是祖坟冒青烟上了大学，也居然不用掏太多的小钱钱。乖乖啊！

邓时代一样有三大任务，　　

　　1、邓时代依然是资本的原始积累，在家庭联产为基础的变革基础上，从农业领域提取资本、土地、劳动力三大剩余，这就是地方政府N次变着花样的圈地运动、农民工大规模的加入城市工业领域浪潮以及更加激烈的提取农村资本的浪潮（三提五统，俺小时候养猪都要交税！！），这就是温铁军提到的工业化运动以来资本或各类要素从农村地区向城市地区、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单向流动。

　　2、必须迅速推进现代大工业化运动，在邓扫荡的八十年代，一面扫荡了阻碍变革的政治力量，一面为工业化浪潮构建起制度基础，可谓是八十年代是改革，九十年代是开放。为什么开放？？因为工业化运动对资本和技术要素的巨大需求，必须要打开国门，从海外吸纳资本与技术两大要素，原本像苏联人一样关起门来搞重工业只能从农业领域提取剩余的道路，搞到最后苏联人不得不从美国人那里进口口粮，农业必然要出大问题（而且苏联庞大而僵化的官僚体系要耗费掉多少资源？），苏联模式必然是要崩溃的，导致斯大林死后苏联上层建筑就开始了内乱，引发N多严重问题，勃列日涅夫不得不对外与美激烈对抗转移矛盾。

　　3、这个时期，中国大工业生产式的全面工业化推进得相当彻底，包括轻工业、重化工业、现代知识经济、新能源经济等。

　　4、军事工业和核武工业建设进展也相当神速，从60年代不会造飞机、不会造船、不会造坦克走到今天，空军水平基本赶上莫斯科人，海军水平（中华神盾系）差不多突破了莫斯科的技术障碍，陆军已经是世界一流了。而核武工业，三位一体核威慑中，空基核武器尚有欠缺，不过陆基（公路机动和铁路机动）和海基核导弹已经很不错了，虽然从规模上看，比起美俄庞大的核武库还有距离，不过保持了足够的核威慑力，很有成就。

　　从建国伊始，一个与现代工商业文明几乎隔绝的古典农业国，急速演化到今日，跨过西方人四百年的现代工业文明进程，在吸纳当代最新工业技术成果也颇有成效，到今日几乎比肩华丽的超强美利坚工业文明程度，实在是够可以的了。

　　50年代，只有10年给你搞重工业，那只有苏式体制可选，那也只有吃下苏式病毒。苏式，是一个“权力命令式”的秩序。

　　00年代，只有10年给你搞现代工业体系，也只有美式资本秩序可选，也只能吞下资本病毒。美式，是一个“资本命令式”的秩序。

　　就像60年，苏式秩序，在基层几乎啃光了兔子身上的“人性”，疯了一样的压榨征粮指标；现在，资本秩序，在基层也快啃光了兔子身上的残存人性，疯了一样的追逐绝对的利润。资本这玩意，也快啃光了新时代的兔兔。是得好好狗斗一番了，否则就像不狗斗苏式体制，就会追随苏联猪圈。兔兔也会追随美爹体制，来一个资本式超级大危机喽。兔兔，你能承受得起一个资本式大危机么么么？？

　　美欧国家实际上应该对目前的中国感到更大程度的恐惧，经过三个阶段的国家资本主义运动，中国人几乎已经愈来愈稳定的、越来越驾轻就熟的方式，以国家资本的方式，实行快速的饼干式资本主义建设，包括目前正在迅速推进的国家金融寡头建设，尤其国有工业巨头与国有金融巨头的相互融合进程，以及金融寡头们正在迅速革新的生产利润的方式。在目前西方传统金融列强退步或止步不前的时候，恰恰是中国国家金融寡头急速起飞的时刻。日本人危机后从F1全线溃退，标志着一个传统帝国的没落。

　　实际上，中国工业领域产生极大的利润，被国家金融寡头攒在手中，急欲突破资本必须创造利润的本质界限。目前来看，这一庞大的国家金融资本在国家的有效控制下，在对外方面，显得很谨慎也很有方略，但是伴随着中国工业巨头的大规模海外收购无不闪现着国有金融寡头们的身影。但在国内，可以说，目前正处于国家金融巨头全力整合国家工业寡头的后期阶段，尤其是最后金融寡头形成后创造利润的方式。

　　后邓小平时代开始的金融寡头运动，现在算是刚刚开始吧！

　　毛泽东与邓小平，殊途同归，一以贯之

　　社会主义目的非常好，但在前苏联与中国的实践中，出现了很多政策实施问题，国家无所不管，带来的管理成本非常高昂，大官僚病泛滥、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等等问题。

　　太祖的晚年，为什么要发动文革彻底颠覆TG？就是因为TG独占了天下后，延安的TG都开始鸡犬升天，成了大大小小的官僚。在统一了天下后，就立即蜕化回自己最熟悉的老本行——当官！蜕变为职业官僚集团的迹象越发显性化！60年大饥荒，就是这种职业官僚毒性发作的最根本表现。60年河南隐瞒不报的县长、不知下情的省长、不明真相的国务院、N个月后知晓了真相的TG中央山头拿此用来互相攻伐。这一现象，与明朝末年的黄河发大水、大干旱事件在职业官僚集团和山头党争的现象，有什么根本区别吗？没有区别，依然在党同伐异、派系内官官相护、向社会最薄弱群体转嫁税负、完全的一模一样。

　　为什么TG占天下没两天，就立即急速冲杀到明朝末年才恶化的现象？无它，TG的自身属性强化了“古典职业官僚”这一毒性，毒性大发！！新中国为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空前的力度的管理社会的全方面，几乎无所不管，但官僚的素质却没有相应的提升，还残留吸收了旧政府中大量的官僚人员，鱼龙混杂，在面对内外严峻局势下爆发了。

　　在体制内发动小四清的改革失败后，太祖发动了体制外的“文革”，文革中太祖山寨创新了明朝内廷机构——中央文革，这个内廷脱离中常委管辖，直接听命于太祖本人，高于中央政治局，从而管辖国务院、中央军委、TG各大机构，开始掀翻官僚的大宴，割除变质的文化毒瘤。

　　邓早讲过，TG能否成功，必须靠政治改革这条路。邓完全深谙太祖晚年的思想，在太祖升天、蜕化为职业官僚集团的TG翻身后，对其予以警告和提醒！TG，要想独领风骚于地球村，TG的职业官僚属性必须要被拔除！

　　太祖从来都不是什么左派，也从来都不是什么右派，当年中美和解时，阿尔巴利亚大骂老毛右倾分子，太祖回敬说俺就右倾了，你丫能把俺怎的？？为什么太祖在最好的时机（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选择中美和解？为什么太祖不惜暂时放弃历时数十年经营、扔掉七八百亿美金构建的第三世界阵营，也要跟美帝玩媾和？

　　没有什么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工业体系是一个“资本极度紧缺”的工业体系。没有资本积累，你怎么实现工业现代化？希特勒的工业体系再造，有华尔街的强大资本支持；斯大林的工业体系帝国，可以不惜直接杀掉数千万人为代价，又赶上西方百年难遇的经济危机，人才与资本滚滚而来；日本工业体系的资本，是依靠英美资本的扶持加上战争的掠夺；TG时代，这些道路皆走不通，只能去制造形势逼人“送”来，50年代，太祖一边倒向苏联，利用朝鲜战争的出色表现，以及斯大林死后苏联内部不稳定，需要中国支持的政治局面，逼苏联送来了一系列重工业援助，中国花费40亿美金引进了“156项工程”；中国的工业体系初步建立，但离世界列强的工业水平还有相当的距离，当苏联的政局稳定后，开始向中国搜要出海口，控制中国的海岸线，将中国绑定在苏联的战车上。既然苏联已经榨不出什么油水了，依赖苏联反而可能成为苏联的卫星国，于是太祖悍然与苏决裂，将眼光投向美国，因此，中国开始在人权方面对美国发动攻势，争取有色人种的平等地位，期间美国国内黑人运动爆发，军事方面，60年代太祖大力援助越南与美国打代理人战争，在70年代使得美国背上深重的包袱，美国经济危机频繁爆发，美元地位岌岌可危，与苏联争霸处于下风，随即掀起的中美和解之序幕，就是为了逼美国“送”来美国工业体系下的工程、工厂、设备、技术、大学、研究所以及相互的国家贸易，太祖要得不是正常发展，而是跨越式发展，使得没有资本积累的中国，快速实现工业现代化！

　　中美和解以后，政治方面，中国要到了美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的政治条件，得到彻底封死了美国政府层面分裂中国台湾的任何幻想这样重要的国际政治保障，西方不再敌视中国，中国亦开始不再敌视西方，中国与西方确立了交流融合的基础。经济方面，中国在金本位破裂前从国际社会按照35美金每盎司的价格买入了600吨黄金，是蒋介石带走黄金的好几倍，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黄金价格暴涨，中国成功收回了支持越战的成本，新中国公有化外国资产得到了认可，例如湖广铁路债券案就被美国否决，西方也开始向中国开放工业设备与技术，中国以“四三方案”为中心，大力引进西方的设备、技术，先后投资50多亿美元，引进了26个大项目，其中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3套石油化工、10个烷基苯工厂；还有武钢一米七轧机，3个大电站、43套综合采煤机、1套彩色显象管成套生产技术以及透明压缩机、燃气轮机、工业气轮机工厂等。当时引进的这些项目都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大大促进了我国基础工业，尤其是石油化工、化肥、化纤、冶金工业的发展，直接为80年代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创造了条件。例如，武钢一米七轧机工程投产后，1984年就实现利税6.85亿元，比投产前增长1.66倍，所生产的大量钢板填补了国内品种的一些空白，减少了进口所需要的大量外汇。在“四三方案”的带动下，重要的引进项目还有：从美国引进彩色显象管成套生产技术项目、利用外汇贷款购买新旧船舶组建远洋船队项目、购买英国三叉戟飞机项目等。

　　在大规模引进国外技术和设备的同时，70年代我国对外贸易和出口创汇也获得迅速发展。1973年、1974年、1975年全国出口总额先后达到58.2亿美元、69.49亿美元、72.64亿美元，分别是1970年的2.58倍、3.07倍、3.21倍。1975年我国对外贸易总额达到147.51亿美元，是1970年的3.22倍。这样的增长速度即使在改革开放以来也是没有达到的。中国当时每年出口的5000万吨石油解决了美国的石油危机，开放的中国市场也解决了美国的经济危机，和解与改革开放都是互惠的，如果没有了这样对等互惠的基础，中国与美国的和解与开放就如战败后的耻辱条约。

　　以太祖的政治能力与政治眼光，不可能不对接班人慎重考虑，尤其经历了两废太子的政治动荡，自然需要一个稳定的领导人，在军政两界均有根基，身体健康，可以担负大任的人，邓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在彪哥的913事件后，被太祖公开称赞过的，仅有一个邓了，没有其他人了。华一个光杆司令，根基与威望严重不足，他凭什么坐在那个位置上，放在古代，他会死的很难看。邓的大位之路，实乃经过精心设计的大位之路。

　　邓是太祖晚年培养接班人，文革中长期远离是非中心，是在保护邓，不然一旦卷入政治斗争漩涡，太祖都保不住邓，就像太祖保不住彭大将军一样。流放时期的邓与刘的待遇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可见邓在太祖心中的分量。从1973年3月10日邓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十大当选为中央委员，到12月22日太祖决定让邓进入政委、军委；1974年4月，太祖派邓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在会上系统阐述了太祖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论断，与美国基辛格会谈。太祖在长沙接见前后觐见的周相和王洪文后，派遣王海容、唐闻生赴京宣布邓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75年1月邓正式成为党政军第一副手，主持国务院工作，行宰相之权，为接班做准备，接班人就需要做事立威，此时中美和解，外部无大功可立，内部立威，就需要整顿社会秩序、首要就是整军。邓只能跟叶大将军，去搞只会得罪人、不会有收益的“第二次整军”——彪哥爆炸后的“第一次整军”，周相和叶大将军都没能整成，邓怎么可能整得成？？

　　“整军”得罪的人太多，反对势力太大，内廷不支持邓，内廷的那几个人，实际上都是当年打倒邓的当事人，这个仇是结定了，宿怨是否能够解开，也许邓心胸宽阔不做计怀，但是内廷那些菜鸟恐怕是怎么都无法淡定的。加之内廷中一些人也想接班，但他们不明白，离开了太祖的威望，内廷那帮人完全不是外廷大佬的对手。

　　外廷也不希望再出现一个像太祖一样强势的领导人，邓连开三次会议猛批江皇后，迫使江皇后唯一一次写了检讨，这，就是286绝对权威的最大见证！鲜明的表征了正宗三权太子的绝对权威——那个年代，谁敢批判江皇后？邓表现出的即将干掉江皇后的绝对权威的霸气，也将会将这一绝对权威，使用到接管行政权力系统军管会的大大们头上，拿走他们的权利。整军又触动了山头们的利益，都反对邓，有一次太祖，周相，还有火速提拔上来的太子，和几大军区司令员们在太祖的住处讨论事情。太子是太祖一手提拔上来准备接班的，现在太祖看见那么多的军队高干，就想让太子和将领们搞好关系，就让太子点名。太子没觉得有什么不妥，拿过花名册就开始唱名。头一个就是许和尚。可是太子连叫了几声许和尚的大名。许和尚脸色铁青，就是不吭声。太子连叫了几个人名，没有人应答，只好讪讪地停下了。太祖也不吭声，脸色铁青。气氛很尴尬。周相一看，不能再这么继续下去啊。于是就从太子手中接过了花名册，自己唱起名来。刚才还梗着脖子不应答的将领们，一个接一个高声应答了周相的点名。

太祖看到了内廷、外廷都反对邓，强行交班将会引发政治动荡，这样下去邓非常危险，为了保护邓，让邓重新去种田，但依然实时将时局动态通过报纸等形式告知邓，以利邓东山再起。太祖不能将权利直接交给邓，需要两蒋交班时的一个过渡人物，于是指定了没有什么根基与本事的华哥，太祖去世后，大佬们与太祖名义上指定的接班人华哥不和，他们发现华哥是一个迂腐不堪、却又是对太祖忠心耿耿、死不悔改的强硬派！虽然华哥外强中干，但大佬们能弄掉江姐，不能弄掉华哥啊。弄掉江姐还可以有清君侧的名义，直接弄掉华哥岂不是逆天了么？不能直接废帝，于是邓又成了他们唯一的选择，因为邓是太祖晚年亲自指定的三权太子啊，那可是坐在太祖左边当着所有军方高级将领宣布为三权太子的啊，请出原太子重登大位，他们就是从龙功臣，邓借他们的势力重登大宝，就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最后搞得邓接班人地位名不正言不顺。

　　太祖这么聪明的人，难道不知道他得罪了那么多人，死后将会如何的浊浪滔天、背负一身的骂名吗？？恐怕他是实在太清楚了。所以太祖去世后，一股清算的风潮就刮起了，太祖比前苏联清算斯大林的局面更危险，因为太祖得罪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基本上一个社会各个阶层，基本上都得罪光了。一个平常的政治家，起码还有某个小集团，某个小阶层会得他的好，而不断的称颂他，例如胡乱帮、紫阳真人等等，太多了。然，太祖得罪了多少人？官僚集团本身，基本上都被他镇压了，血洗了。主导中国几千年的文人知识分子，被批斗、关牛棚、饿肚子，翻过身来的文人们岂能不恨？太祖的下场完全可能比斯大林更惨，更会有人借批倒太祖成为赫鲁晓夫第二！这时邓出来定调，太祖七分功三分过，功劳是主要的，太祖像依然要挂，而且要永远挂下去。于是太祖还依然躺在帝国的象征之庙堂里，是的，他躺的地方就是帝国的庙堂。他的肖像依然挂在不仅仅是本朝，而且是一千年帝国历程象征的门楼上，他的目光也许会一直伴随着本朝所有的历史。

　　当时重登大宝的邓地位并不稳定，用毛派许大将军反击越南，才整合了军权，推动百万大裁军，削藩兼甩包袱。又推动了了老干部退休制，大佬们圆润的给我养老去吧！但邓时代期间三次废帝，可见这段时间政治内斗之激烈。而当时的中国很多老旧、低效率的军事经济体系的确需要改革，从西方引进的军事经济项目需要消化，必然会冲击原有的军事经济体系下的人员，底下既得利益者的阻力也很大。改革开放以后，国人开始认识到中国与西方的巨大差距，加上文人被放出牢笼，左右之争激烈，舆论混乱，邓也在借力打力，平衡各方势力，推动改革，进一步引进西方的工业技术与设备，78年邓找余秋里、谷牧、康世恩谈话，提出：同国外做生意搞大一点，搞他500亿，利用资本主义危机，形势不可错过，胆子大一点，步子大一点。听了林乎加的汇报后又说：不要老是议论，看准了就干，明天就开始，搞几百个项目，从煤矿、有色、石油、电站、电子、军工、交通运输一直到饲料加工厂，明年就开工。中央正式开始计划以78亿美金引进西方工业设备与技术。仅仅在1978年，引进项目就已经签约58亿美元，相当于1950年到1977年28年中国引进累计完成金额65亿美元的89.2％。

　　“78计划”执行时中国面对的国际国内环境，与前两次引进高潮有了很大变化，使中国的引进思想出现了一个认识飞跃。当时的国际环境是十分有利的，美国刚刚从越南战争中抽身，无力再干预其他地区事务；苏联也因为要插手阿富汗而无暇他顾，冷战局势处于低潮。在经济方面，西方国家刚刚从经济萧条中走出，空闲资金较多，急需扩大海外市场。中国在信用不足的情况下得到了大量援助性质的信贷支持。1978年出访的中国代表团所到之处，西方官员和商人都表现了愿意同中国发展经济合作的强烈意向。在和法国总统德斯坦会谈时，法国驻华大使对谷牧说，听说你们要搞120个大项目，我们法国很愿意有所贡献，给我们10个行不行？在西德，巴符州州长说可以贷款50亿美元给中国，马上可以签字；北威州表示100亿美元也问题不大。

　　当时的中国依然有很多实力派，邓不能一个人说了算，某些方面需要和实力派妥协，甚至借用了内部原本被打倒的文人势力，与外部扶持的代理人势力，冲击改革反对派与既得利益者，改革过程中，中国卸掉了很多包袱，管理成本大减，经济快速发展。但在此过程中，不该放弃的也放弃了很多，有些地方急于求成，腐败大规模出现，文人势力与代理人势力发展很快，苏联刚出现崩溃迹象，西方就想将中国顺手解决了，于是发生了89事件，紫阳真人像戈尔巴乔夫一样跑去同学生们谈话，根本没用，邓果断出兵镇压与再次废帝，防止中国成为第二个前苏联。

　　90年代苏联崩溃，社会主义大旗倒下，引发连锁反应，世界没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了，中国很多人迷茫，中国应该怎么办？苏联崩溃后，美国也必然会将目标对准中国，这时中国需要独立面对美国的压力，内部问题也非常多，通货膨胀压力巨大，房地产炮末化严重，国企亏空严重，外部甚至预言中国将自行崩溃，并不是无的放矢，在90年代，仅仅是粮食系统就最多亏空2400亿元！是90年代的2400亿！！！1993年那一年财政收入才4349亿元。国有粮食系统的亏损额已经相当于1993年财政收入的55%，就是1999年，也相当于当年财政收入的21%。这才粮食系统一个行业的问题啊，还有其他行业呢。所有的亏损额加起来估计是个天文数字。更要命的是，国企人浮于事，权责不明，还在持续不断地制造亏损啊。难怪章家敦的《中国即将崩溃》在西方深有市场，因为那时的中国真的是到崩溃的边缘！

　　面对危局，这时中国政治上选择不接社会主义大旗，舆论对外妥协，防止成为欧美的众矢之的，经济上收缩银根，打击炒房，成功消弭通胀泡沫实现经济软着陆，其时，中央财政严重不足，94年，施行分税制，重新分配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收入，大大提升中央的宏观调控力度。继续以改革的名义继续甩包袱，大量国有企业倒闭，被卖掉，期间大量腐败发生，国企被贱卖层出不穷，这些中央不可能不知道，但中央知道还要继续，可见形势急迫，顾不了那么多了，不被压垮就是胜利，活下来就是胜利。面对内外的巨大压力，中国不仅没有倒下，反而稳住阵脚，从原苏联引进大量技术与人才（据说挖来了10万工程师），大大加快了中国的发展。人民币盯住美元大幅贬值，刺激制造业出口，同时引进欧美的市场与技术，黄金存于美联储，与欧美的利益绑定，使得欧美对中国不能直接下手，在西方的各种挑衅与攻击下忍辱负重，逐渐形成现在拼内功的时代。邓在背后指导稳定了中国局势，第三代接班人与第四代接班人邓花了心思发掘培养，也是为了中国可以稳定发展。

　　太多挺毛的人都在怀念毛泽东的道路，如果毛泽东的道路如果持续下去，那将是完全超越亚欧大陆的伟大国家上升通道。但是毛泽东去世了，毛泽东的道路就不存在了，也不可能存在了，毛泽东的道路只能属于他自己，别人根本没本事学得来，如果生搬硬套，只能造成山头的混战，给“伺机绞碎中国”的美帝以可乘之机。于是，不管是选择毛的跨越式发展道路，还是周的正常发展道路，都必须“一以贯之”

　　历史决定的反复，既然反复了就必须不能再一直反复下去，只要反复下去，只要在到底走毛的跨越式发展道路还是周的正常发展道路徘徊下去，只能制造更多的山头、制造山头的恶战。所以，在美帝“山头牌绞碎机”的大棒下，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内只能反复一次，第二次决不能再有。

　　邓搞出一个“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其实，就是“反对一边倒”与“一以贯之”两大国策的具体表现。1980年不能、也不敢“一边倒向美元”，其根本原因就是“内部山头没有一边倒的共识”。只能在“一边倒向美元”与“坚持独立的一以贯之”之间选择中间道路，两个都坚持。一是“反对一边倒”，长达20年，一直到2001年。二是坚持“独立的一以贯之”，这个“一以贯之”必须、而且只能一直坚持下去。

　　对付美帝山头战术的根本要略，其实就是“一以贯之”，就是一个正确的路线、一个正确的道路，就是各个山头为这个“一以贯之”的道路共同走下去，才能互保各自的安全和利益，防止山头恶战，给外敌以可趁之机。

　　同时对不遵循、反对“一以贯之”、“不遵循共识”的山头进行全力镇压。中国政治稳定，中国的复兴才有坚实的基础。

　　很多人看到的是毛与邓路线对立，看到的是手段的对立，但是看不到目的上毛和邓的高度统一性。

　　毛泽东精心策划邓小平复出四大步骤

　　从1973年3月10日邓小平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经过中共十大当选为中央委员，到12月22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邓小平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再到1975年1月，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十届二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邓小平再次跃升为中央党、政、军的主要负责人。

　　这一切，完全是来源于毛泽东的亲自决策，得力于周恩来的鼎力支持。

　　在新中国的中央领导人中，能被毛泽东同时如此集中地授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的主要领导职务，除了邓小平以外，还没有第二个人。

　　刘少奇被确立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时，最高职务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在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人民解放军中没有兼任任何职务（虽然新中国建立前，刘少奇也曾兼任过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

　　林彪被确立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时最高职务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

　　综观邓小平从复出到走上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岗位的全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到，每一步都离不开毛泽东的精心筹划。

　　第一步是让邓小平恢复工作，熟悉情况，建立威信。

　　毛泽东亲自提议让邓小平恢复工作，又在邓小平的信上作了十分重要的批示，充分肯定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时站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一边“是挨整的”，“没有历史问题”，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新中国成立后在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斗争中“没有屈服于苏修”。使邓小平能够顺利走出“文化大革命”初期笼罩在他头上的“党内第二号走资派”的阴影，参加国务院的领导工作，在中共十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第二步是让邓小平出席联合国大会，在国际舞台上“公开亮相”。

　　1974年4月召开的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是一次不同寻常的会议，与会的均为各国重要政治活动家和政府首脑。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作为十亿中国人民的代表与会，在会上全面阐述中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必然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必将大大提高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威信和重大影响。江青集团正是看到了这一点，竭力阻止派邓小平赴联合国出席这次会议。但江青没有想到，派邓小平前往联合国的决策来自毛泽东。于是，她只好收敛起反对的锋芒。实践证明，正如毛泽东所期望的那样。邓小平的联合国之行取得了空前的成功，绝大多数国家和国际舆论对于邓小平在大会上阐述的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普遍给予高度评价。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第三世界国家认为中国站在他们一边，更是给予热烈的赞扬。就是被划为第二世界的发达国家，也不反对“三个世界”的划法。只有被划为第一世界的苏联霸权主义对“三个世界”的划分进行了猛烈的攻击。许多新闻媒介在评论邓小平的联合国之行时指出，邓小平不仅代表着新中国的形象，而且无疑也是周恩来总理的一位“最好的代理人”。

　　第三步是提议由邓小平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让邓小平进入中央领导核心和军队领导核心。

为此，毛泽东亲自在1973年12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军委扩大会议上推荐邓小平，为邓小平大造舆论。例如，称赞邓小平“办事比较果断”，“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等等。以毛泽东当时在全党、全军、全国的最高权威，对邓小平作出如此高的赞誉，意图是十分明显的：在自己和周恩来总理都身患重病的情况下，尽量打破常规，扫清一切可能出现的障碍，尽快把邓小平推上中央党、政、军的主要领导岗位，使中国共产党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后继有人。

　　第四步是完成组织手续，使邓小平正式承担起中央党、政、军的主要领导工作。

　　毛泽东作为一个经历了长期革命战争、长期政治斗争的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在作出重大决策之前，往往要反复思考，反复推敲，甚至离开北京，避开繁忙的国事，静下心来考虑问题。一旦经过深思熟虑，下定决心，便坚决进行到底，任何人也休想阻挡，直至达到预期的目的。对于选择邓小平承担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工作，毛泽东在武汉、长沙考虑了5个多月。尔后，通过1975年1月的中共中央1号文件、中共十届二中全会、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迅速完成了组织手续和法律程序。

　　从上述历史发展过程，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在毛泽东的晚年，特别是1973年以后，毛泽东虽然在全局上仍然在继续“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并使这种错误在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占据着主导的地位。但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在一些具体工作中，他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以此来着手纠正他自己意识到的那一部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例如，解放了一大批老干部；无论是以后的“批林批孔运动”还是“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他都一再强调，坚决不允许“文化大革命”初期那种“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重演，坚决把“运动”置于各级党委领导之下；多次严厉地批评江青集团，等等。这反映出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已经“大乱”了9年之后，迫切希望达到他所说的“天下大治”，使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重新走上正常的轨道。在自己重病在身、周恩来也重病在身的情况下，毛泽东希望有一个人能够大刀阔斧，雷厉风行，把自己的想法变成现实，能够把自己领导中国人民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继承下来，推向前进，能够足以托付治国安邦的重任。

　　毛泽东选择了邓小平，他把治国安邦的重任，把中国的前途和希望寄托在邓小平身上，又一次把邓小平推到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潮头上，又一次把邓小平推到了党政军主要领导工作的第一线上。

　　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胜利闭幕以后，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新的国务院领导集体开始工作。1975年1月底，周恩来抱病在医院里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研究新的国务院领导集体的分工问题。2月1日，他嘱咐国务院办公室主任吴庆彤，请邓小平将国务院各位副总理的分工列出，说：有些话小平同志不好讲，由我来讲。

　　2月1日下午，周恩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四届人大闭幕后的第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审定国务院12位副总理的分工，邓小平等副总理出席会议。会议确定邓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会议还确定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3名常务副总理“负责处理国务院日常事务”。

　　会上，周恩来对大家说：“我身体不行了，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又说，“医院是不想放我出来的，但我还是想争取每个星期来和大家见一面。”

　　1975年2月2日，周恩来给毛泽东报送了《关于国务院各副总理分工问题的请示报告》。《请示报告》中明确提出：由邓小平副总理“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毛泽东批准了这个报告。

　　从此，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支持下，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实际上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毛泽东的南方决策得到圆满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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