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著名而又充满神秘色彩的《田中奏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的最高机密。但就是这个被层层把守、深锁皇宫，且多国情报人员觊觎的、谜一样的“奏折”，竟然披露于中国南京出版的《时事月报》上。这则新闻无异于向全世界放出了一颗定时炸弹。1927年4月，日本扩张主义者、军国主义的代表人物田中义一出任日本内阁首相。刚刚走马上任，他就开始了征服中国的计划。6月底，由他主持召开了一个以积极侵华政策为主题的所谓的“东方会议”。会议进行了十一天，此会内容绝对保密。最后由田中义一发布了一个《对华政策纲领》。

由于当时日本的扩张主义政策能直接影响到世界战争的形势，因此，“东方会议”把整个世界都给震惊了。苏联、美国都在揣测，日本到底想要干什么?为了弄清楚“会议”内容，欧洲、亚洲和美洲等许多国家的情报部门都积极行动起来喽。可就在这个时候，又一个足以炸了翻锅的消息传了出来，说是田中义一在“东方会议”后，写了一份秘密奏章呈给日本天皇，即《田中奏折》。在这种情况下，美、英、苏、中等国便将焦点转向了该如何获取“奏折”上边来。不夸张地说，那时，仅美、英、苏等国派到日本东京打探“奏折”消息的探子就达到了两千多人。但耗时一年多也一无所获。出人意料的是，一向被欧、美国家看不上眼儿的中国，居然在1929年的12月放出了一枚足能让世人目瞪口呆的炸弹，在中国的《时事月报》上，刊登了一篇题为《惊心动魄之日本满蒙积极政策??田中义一上日皇之奏章》，公开披露了《田中奏折》的主要内容。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是谁有如此大的胆量和惊人的智慧，把这份绝密材料搞到手的呢?原来，在日本东京呢，有一位名叫蔡智堪的华人富商，他从日本的早稻田大学毕业以后，就于日本、南洋一带做生意。因为他从来就不差钱儿，所以呢，经常和日政界的高官来往。首先要说明的一点，他是个非常爱国的商人，从早年的时候，就参加过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投身革命运动，做了很多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事情。而且，他还与张学良的外交秘书王家桢先生是好朋友。以前许多来自日本高层的情报，都是他通过王家桢无偿地提供给张学良将军。

1928年6月，王家桢给蔡智堪寄来了一封藏匿在特制的糕点里的密信，他请蔡想办法把《田中奏折》搞到手。这可是日本的最高机密材料呀，哪有那么容易得手啊。怎么办呢?经过慎重考虑，他打算利用日本政党之间的矛盾来玉成此事。那个时候，日本政界有两大党派，一个是政友会，主要控制在以田中为代表的军国主义者手中，另一个是民政党，一些元老派是支持、同情民政党的。两派斗争是非常激烈的。元老派很是反感田中的那一套做法，因而总想从中搞些破坏活动，他们认为，如果有其他道上的人插手，把田中的机密泄露出去，当然再好不过了。

蔡智堪摸清了日本政界内部的情况之后，就按计划行动了。他通过自己的朋友，日本前内务大臣床次竹二郎的引见，认识了元老派的代表人物牧野伸显，并答应他一定把绝密材料公布于众。于是，一个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的惊险行动开始了。6月的一个深夜，蔡智堪化装成补册工人，潜入戒备森严的皇宫，由牧野伸显的小舅子山下勇领路，直奔皇室书库。然后，他用透明的绘图纸蒙着田中的奏章上，用铅笔描出，花了两个晚上，终于把长达六七十页的《田中奏折》抄录了下来，及时地交到了王家桢的手中。王家桢接到文稿后，立即组织翻译并呈报张学良，这才得以公诸于世。后来，日本政府调查这件事，蔡智堪因此被捕入狱。他的私宅也被强占，同时还没收了他价值可观的个人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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