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为何把引渡回国的溥仪“藏”起来

　　这是沈阳东邻的抚顺城。

　　继原伪满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日军五十九师团中将师团长藤田茂等969名日本战犯，于1950年7月21日到达抚顺并被收入战犯管理所关押之后，原伪满皇帝爱新觉罗-溥仪、伪满国务院总理大臣张景惠等60余名伪满战犯，也于1950年8月4日押抵抚顺。

　　日本和伪满战犯到达后，由当地部队武装押送，先后进入位于市区诨河北岸宁远街一处设有了望楼的高墙大院之内，这就是东北战犯管理所。

　　1936年，日本关东军最早在此兴建监狱，设有走廊相通的监舍7栋，以及绞人场和停尸房各一处。起初仅关押日本和朝鲜犯人，继而监禁中国的反满抗日爱国志士，称为“抚顺监狱”。国民党时期改称“抚顺模范监狱”，用于关押和镇压进步人士。新中国成立后，东北行政委员会司法部把这里作为该部直属监狱。

　　把溥仪等重要战犯放在与外界隔绝的抚顺，让他们安心学习，固然为了改造他们，但人们长期忽略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当时就有的另一层考虑：保护他们。如果说五年前的保护政策，是鉴于伪满垮台的历史条件，为了保存溥仪及其家族的生命；那么这时的保护政策，则是根据国际国内新的政治形势而提出的。当时，朝鲜战争已经爆发，美军的飞机和大炮正向鸭绿江逼近，而在国内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一场急风暴雨似地镇压反革命运动已经孕育成熟。当此严重时刻，溥仪一类人物岂可不有所回避？1961年6月10日周恩来会见溥仪和溥杰时，当面谈到“有一段时间把你们藏在抚顺”，这一个“藏”字说得何等准确又何等形象！

“藏在抚顺”，这也是周恩来亲自作出的决定。当年，中央司法部史良部长(1900-1985年，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民盟中央主席)布置工作时曾谈到周恩来决定的依据：关内各地基本上是新解放区，东南沿海各岛和西藏等地还没有解放，新解放区内的土匪还没有肃清；而且，不但蒋介石时刻在妄想反攻大陆，美帝国主义又在朝鲜半岛蠢蠢欲动。鉴于东北地区基本上是老解放区，又靠近苏联，一旦有事可以随时转移。所以中央决定，在临近东北人民政府所在地沈阳东部仅几十华里的抚顺，利用东北司法部直属第三监狱(抚顺城监狱)的基础，成立东北战犯管理所。[参见曲初：《周总理、史良部长重视改造日伪战犯工作》，载《震撼世界的奇迹》第21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

　　如果说是毛泽东提出了改造战犯的战略思想，那末，周恩来就是实施改造战犯的奠基人。所址及组建方案确定以后，周恩来又亲自决定了战犯管理所的领导体制。该所筹建初期，周恩来委托中央司法部负责。不久，史良部长提出建议，认为教育改造日、伪战犯是一项特殊的、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应由中央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主管，司法部协助、配合。史良还提出，由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牵头，东北公安部部长汪金祥、司法部部长高崇民(1891-1971年，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和民盟中央副主席等职)、卫生部部长王斌等参加，组成东北战犯管理领导小组，周恩来采纳了这项建议。继尔，东北战犯管理领导小组从东北公安部、司法部、卫生部和东北公安三师抽调力量，为战犯管理所配备了所长、副所长、管教科长、总务科长以及医务、看守、警卫和后勤人员等。战犯管理所的业务领导归东北公安部政治保卫处，其经费开支和物资供给则由东北人民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负责[参见张实：《对抚顺战犯管理所前期工作回顾》，载《震撼世界的奇迹》第39—40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至此，溥仪等战犯有了“藏”身之地。

关于管理所的管教工作，周恩来在1950年7月，即引渡的头一批战犯刚刚押抵抚顺的时候，就明确指示；对在押战犯要外紧内松，做到不跑一个、不死一个；要管严教好，做到不打不骂，不侮辱人格。周总理强调说，战犯也是人，既然是人，就要尊重他们的人格。对日本战犯，总理还特别指示，一定要尊重日本民族的生活习惯。总之，对战犯应从思想上进行教育和改造。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战犯管理所对溥仪尤为注意，因为他的思想负担最重，听到监号铁门一响就神经紧张。然而，有些人偏偏把他看得很神秘，都想一睹“圣容”。有些来战犯管理所视察的领导人出于关心和好奇，也一定要看看溥仪。对此，管教人员总是想出巧妙方式，比如把溥仪单独调出来，让他在别人也看得着的地方跟他谈话，或让他随便做点儿什么事情，既让领导人士满意，又使溥仪本人不易觉察。

　　刚来到抚顺的溥仪内心活动很复杂：一方面，将被处死的恐怖的阴影并未完全消散，“一连几夜心惊肉跳，草木皆兵”，换岗的声音，同伴的梦话，都让他想入非非，既害怕政府惩治，又担心怀有历史仇恨的东北籍看守员擅自下手报仇[参见溥仪：《我的改造——在全国政协座谈会上的发言提纲》，未刊]；另一方面，他又不愿放下皇帝的架子，被同伴视为“独特生活丑习”，实例太多：

　　他继续保持着深居简出的帝王习俗，不愿与“微臣贱民”接触。平日，他除了跟他最亲近的学生毓?谈几句话，很少和别人交谈。就是跟他的岳父荣源、弟弟溥杰、妹夫万嘉熙也保持一定的距离。

　　溥仪过惯了“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剥削阶级生活，懒得出奇。我们睡觉以前，总是要用洗过脸的水洗洗脚，而溥仪十几天甚至几十天懒得洗一次脚。大家都说他脚臭，他才同意让毓?替他洗洗脚。

我们每天起床后，都由两个值日的倒便桶。溥仪害怕粪便洒到自己身上，总是把便桶拎得高高的。由于便桶失去平衡，粪便经常洒到别人身上。所以有些人宁愿一个人倒粪便，也不愿意跟他一块抬便桶。在生活会上大家批评他损人利己。

　　[以上三段引文出自肖玉琛口述、周笑秋整理：《一个伪满少将的回忆》第118—119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洗澡的时候，他每次都要抢先第一个下池子里，如有另外一人下池子里洗，他就出池子穿衣服。池子里若先有人洗，他就干脆不下池子，有时宁愿用洗脸盆接点温水擦擦身子了事。当我说他还没放下“皇帝”架子时，他还不服气地说：“我从来没有用过别人洗过的水，所以，我宁肯不洗，也从不用别人洗过的水来洗……”

　　溥仪每天出入房门时，总是等别人在前把门打开，他才跟着进出屋。当他自己出入门时，又总是用手帕和纸垫着门拉手，然后才开门进出屋。他所以要这般地不嫌麻烦，就是因为他与众不同，高人一等。一次，溥仪检查思想时曾说：“我从来没自己开过门，现在别人用手开门，我就不愿再用手碰门。因为大伙都用手摸门拉手，那就太脏了，所以，我要用纸和手帕垫着开门……”。

　　对于这样一位前皇帝究竟应该怎样改造？溥仪的一举一动连同监战犯都看不惯，别说出身赤贫、身经战火的看守人员了。就在这时，管理所内发生了日本战犯绝食事件。

据曲初回忆[参见曲初：《周总理、史良部长重视改造日、伪战犯工作》，载《震撼世界的奇迹》第23—24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刚来到管理所的日本战犯，头戴战斗帽，身穿将校服，还有佩戴司令官肩章的，一个个趾高气扬，盛气凌人，令管教人员很反感。更让人气愤的是，当高粱米饭和白菜豆腐汤摆在他们面前时，原级别较高的日本战犯竟敢拒绝进食。连我们的警卫战士也同样吃这种大锅饭呀，难道他们杀人有功，还得特殊照顾吗？等到下顿开饭时，那些人照旧摆着碗筷一口不动。这件事触动了当时担任副所长的曲初同志，他回忆说：

　　于是，我心里犯了嘀咕，这群家伙老是不吃饭，一旦出了问题我要负责任。我便拿起电话请示东北公安部。不知东北公安部怎么把这些情况反映给了周总理。时间不长，东北公安部传来了周总理的明确答复，要求我们对在押的日、伪战犯在生活标准上要按国际惯例处理，并明确规定：要依据战犯原来的级别，参照我军的供给制标准，按将官、校官和校官以下三个级别，分成小、中、大灶三种待遇，全部供给细粮。周总理还要求，对在押的战犯既要看紧管严，外紧内松，做到不跑一个，不死一个，又要做到不打不骂，不侮辱人格，尊重他们的民族风俗习惯，注重从思想上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

　　遵照周恩来的指示，管理所明确规定了日、伪战犯的生活标准：日本将军以上，伪满皇帝、大臣、省长以上吃小灶；日本校官以上，伪满县团以上吃中灶；其余为大灶。此外还有两项照顾：照顾日本民族以大米为主食的生活习惯，大、中灶粗粮部分也都供应大米；照顾溥仪，除按小灶标准供应外，还随时为他做些适合口味的饭菜。饮食之外，在服装、监舍、医疗和文化生活等方面，也为他们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参见张实：《对抚顺战犯管理所前期工作回顾》，载《震撼世界的奇迹》第43—44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

　　又据黄国城回忆[见上书第211页]，对战犯每人每天的供给标准如下：大灶主食细粮1斤，粗粮5两，豆油2钱，菜金4200元(东北币，下同)，相当于当时中等人家的生活水平；中灶主食全部细粮1斤半，豆油5钱，菜金10400元；小灶主食全部细粮1斤半，豆油7钱，菜金15400元；要求必须按标准花掉，不许节余。

　　起初，管理所的一般干部、战士对此很不理解：为什么还让那些大战犯吃那么好？为什么对一个汉奸皇帝还要特别照顾？“这是周总理的指示”，一些思想不通的人仅凭这句话，不再说什么，却仍不甚理解。不久又发生一件事，那是溥仪到抚顺20多天以后，管理所考虑有利于他的改造，把溥仪与其家族成员分开关押了。然而，溥仪生活不能自理，摆脱不了别人的伺候，遂以生活不习惯为由多次要求仍与家人同住。管理所领导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和溥仪的具体情况，同意了溥仪的要求，允许他和家人同住，洗衣服、补袜子等事亦允许别人代劳，这又是明显的照顾。过了一段时间再把他们分开，鼓励溥仪自己洗衬衣、补袜子、钉扣子、系鞋带，每有微小进步，都给予及时表扬，可见照顾的目的还在于教育和改造。

遵照周恩来的指示，管理所干部贯彻有关国际公约和革命人道主义精神，尊重战犯人格，对其不侮辱、不虐待，尽量不给他们带来刺激和干扰。如规定只许外围警卫带枪，内部看守人员不带枪，采用“外紧内松”的管理方法。连刊有国内镇压反革命消息的报纸也暂时扣下不发，以免引起惊恐。对待溥仪尤为注意，因为他的思想负担最重，每听到监号铁门响，神经就非常紧张。人们偏偏又把他看作神秘人物，都想找机会“一睹圣容”，为此管理所还规定禁止外界参观。不过，有些领导同志出于关心和好奇，提出一定要看看溥仪的模样。遇到难以拒绝的场合，管理人员总是想出巧妙的方式，既让领导同志满意，又使溥仪本人不易察觉。[参见张实：《对抚顺战犯管理所前期工作回顾》，载《震撼世界的奇迹》第44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

　　从1950年2、3月间确定所址，到同年7、8月间引渡战犯，时间虽然才过去半年，国内外政治形势又发生了变化；朝鲜战争已经爆发，至9月中旬，美国纠集了15个国家的军队，打着联合国的旗号，在朝鲜仁川登陆。半个月后战火烧到鸭绿江边，这不仅严重地威胁着我国的安全和经济建设，还直接威胁着临近中朝边界的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安全，而在国内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一场镇压反革命运动也已开始。

正是这个时候，深为国人憎恨的溥仪等日、伪战犯，岂可暴露人前而不有所回避？所以，周恩来从1961年会见溥仪和溥杰时，当面谈到“有一段时间把你们藏在抚顺”，这一个“藏”字，恰切而又形象地道出了保护的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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