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日本挑起，发生在1894－1895年间的甲午战争，是近代中日两国国运的大博弈。战争中，中国海陆军将士总计阵亡约二万四千六百余人。这些为国捐躯的士兵，本应有一方享祭之所，然而晚清以降，中国命运多舛，生者尚且如蝼蚁，况死者乎。曾经为了保卫国家献出生命的战士们，他们姓名籍贯如何？最终安息何处？在时间冲刷中却成了一个又一个的谜团。更因为败军不言勇的世俗传统，这些付出了生命却无法看到任何胜利希望的将士，很多时候被当做失败和耻辱的标志，鲜有人谈及。

　　相比起战场上阵亡的将士，甲午战争中还有为数颇多的中国军人成为日军的阶下囚。这些人的命运，尤其是其中在日本羁押期间去世的人们的命运，则更是成了谜中之谜。

　　随着甲午战事的演进，中国军队的大量人员被俘事件主要发生在丰岛海战、平壤会战以及旅顺和辽东海城、牛庄之战等重要的战役中。

　　1894年7月25日，北洋海军“济远”、“广乙”号军舰在朝鲜南阳湾丰岛海域遭日本海军偷袭，爆发了甲午海上战场第一战——丰岛海战。“济远”逃跑、“广乙”重伤退出战场后，运送中国陆军官兵的商船“高升”号被日舰野蛮击沉，运输舰“操江”无力抵抗，成了日军的战利品。“操江”舰管带王永发及72名海军官兵是那场战争中最早一批被俘虏的中国军人。

　　对待敌方俘虏，当时日军首先采取的是运回本土看押的方式。为了在日本国民面前炫耀战功，“操江”舰的中国俘虏一度几乎成了日军的宣传品。运输战俘的军舰抵达佐世保时，“船近码头即放汽钟、摇铃、吹号筒，使该处居民尽来观看”，尔后日军又强迫中国俘虏在街头游行示众，“使之游行各街，游毕放收入监，以示凌辱”。

　　1894年9月15日，中日两国陆军在朝鲜北部重镇平壤爆发激烈的大兵团会战。因为粮弹不继，驻守平壤的中国军队于当天午夜冒雨弃城北撤，中途遭到日军伏击，伤亡惨重。突围途中大批中国官兵或因迷路，或被包围，或是受伤，成为日军的俘虏。根据日本军史记载，被俘清军中，47人因为试图逃跑被日军斩杀，25人因为伤势过重死去，3名在羁押期间因病死去，其余608人经由海运送去日本。一名被俘的中国军官曾记录下了当时的情景，真实再现了战俘的悲惨境遇：

　　“……两手背缚，发用绳联。十八日申刻，始发给饭团一握，舌为匕箸，膝作杯盘，俯首就餐。忽尘埃上坠，泥沙兼半，口难下咽。渴极频呼，仅给臭水一滴。如是者二十余日，忽称送往伊国。足无整履，身少完衣，由中和至黄州，奔波百余里之遥，不容喘息。九月初八日在江口上船，如入陷阱。坐卧不出寸步，便溺均在一舱，秽气熏蒸，时欲呕吐。十六日至日本广岛下船，狂奔十余里，立毙数人，始登火车。十七日到大阪府，住南御堂厂舍。鸟正飞而入笼，蛙欲怒而在井。一日三餐，入口者无非霉烂萝卜。数月间遍身尽是腌脏衣服。似僧而有发，如道而无冠。月暗风凄，频洒思家之泪。”

　　平壤之战失败后，甲午战争战火越过鸭绿江烧进中国内地。在接连进行的辽东战场诸战役以及威海卫保卫战中，又有大批中国军人被俘后押至日本，总计陆续被运送到日本看押的有千余人。

　　作为最先到达日本的中国战俘，“操江”舰的七十余名官兵被送到日本九州岛最西端的长崎，拘禁在佐世保军港附设的监狱中，按照军官和士兵区分关押，每间囚室安置11-12人。

　　平壤之战爆发后，数百名中国战俘到达日本，仅仅依靠佐世保海军监狱已经无法容纳，日本政府于是向一些寺庙和民间机构租赁场地当作“俘虏厂舍”，统一用于关押中国战俘，佛音缭绕的清修之地成了秘密的战俘营。除了别名南御堂的大阪难波别院、东京浅草的本愿寺等关押人数较多的寺庙之外，在广岛、松山、名古屋、佐仓、丰桥等地也都有寺庙被用于看押中国战俘，另外滋贺大津的本愿寺还被专门用作关押患有传染病的中国战俘。尔后从东北战场、山东战场上被俘的中国官兵，最先也被送至这些场所关押。

　　甲午战争是近代日本经历的第一场大规模对外战争，清军战俘也是其第一次面对处理大批外国战俘事务的问题，其主要办法参照了欧洲国家的先例。中国战俘在日本主要是处于羁押地位，没有被投入苦役活动，不过日方经常性押送战俘外出进行侮辱性的游行示众。羁押期间，日方不断提审中国战俘，以图获取有关中国国内政治以及各支军队的情报。另外日方还以被俘的中国官兵作为人种范例，经常性进行各类医学测量活动。1894年出版的日本战时刊物《日清战争实记》上，就曾以“日清两国兵体格的比较”为题，刊载过这类测量结果。在对待俘虏的日常生活供应上，日本军方和民政部门一度互相推诿，都不愿投入过多资金，使得战俘的饮食、服装供应极为低劣。

　　除了这些在日本的清军战俘外，1895年初，中国东北战场上接连发生了海城、牛庄等战役，也有很多中国官兵被俘。此时日方已经失去了最初得到战俘时急于炫耀战功的心情，反而视战俘为累赘，这些后期的清军战俘则被就地关押在辽宁海城，各项生活条件比之在日本的难友更为恶劣。

　　1895年春，随着《马关条约》的签订，甲午战争以中国的失败告终。大战终止时，两国议及战俘交换问题，经过多次谈判，最终在当年的夏季完成交接。

　　8月18日，关押在日本的清军战俘最先被放回。当天早晨6点30分，满载中国战俘的日本商船“丰桥丸”抵达天津大沽口外。中国交接委员、大沽炮台守将罗荣光派遣炮舰“镇海”号前往迎接，将放回的战俘976人从“丰桥丸”接驳送回天津。

　　1895年8月26日，关押在海城的清军俘虏568人在城外的甘泉堡被移交给中方代表——辽阳州知州徐庆璋，被中国俘虏的11名日军士兵则被交还给日方。

　　按照俘虏不祥的传统观念，饱经折磨重归故土的战俘中，士兵一律就地解散，军官则革除所有官职后遣散。被放回的“操江”舰管带王永发曾经上书为病死在日本的部下请求抚恤，结果招致清廷的责骂。在平壤因伤被俘的军官谭清远等，不仅被革职，还被追究被俘的罪责。这些曾为国家付出了鲜血的“不祥之人”很快便从档案中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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