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yle="TEXT-INDENT: 2em"> style="TEXT-INDENT: 2em">20世纪30年代，作家柔石曾写过一篇题为《为奴隶的母亲》的小说，其中情节已为人们所熟知了，秀才、地主妻子不能生育，租来穷苦人家的妻子"春宝娘"作为临时妻子，租期到为秀才生了儿子为止。作者以凄婉的笔调，从"春宝娘"的角度，写尽了人间的悲伤。 style="TEXT-INDENT: 2em">历史上，典妻并非是罕见的事情。清代，浙江宁波、绍兴、台州等地，就流行典妻这种风俗。其间的情况也较为复杂，有把妻子典与他人，取得约定的一笔款项，期满后还要拿出钱财来赎回的，有的期限长达五年、十年。有的女子在外生育儿女，以至于后来难以分辨哪是她原来的本夫了。也有如柔石所写的，短期出典，为人生育，到期领回的。 style="TEXT-INDENT: 2em">无独有偶，清代甘肃也有租妻之俗，有记载说清代雍、乾时期，就流行这种风俗了。其中有长期典租的，也有临时典租的。有的人家因贫无力娶妻而又希望有后代，于是向人租妻，租妻时立契约，写明期限，或二年、三年或以生育儿子为期。到期后，原夫家立即"促回，不能一日留也"。（清）赵翼：《?曝杂记》卷4，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76-77页。短期典租的，则多半是临时性的，如外来的生意人、旅游、过路者，出资以后，就可以与租来的妻子同居了。在约定的期限内，多半是居住于原夫家中，客至，原夫要回避。一旦到了约定期限，原夫和女方就不会同意再与客人同居，即使是典租期间与客人感情很好的女性，也不会同意继续同居；如愿出资续租则又另当别论。这种情况与江苏等地的"赶店"之俗颇有相似之处，不同的是，赶店多是一次性交易，是交通要道地方，以家中妇女招待过往客商的办法，而甘肃等地的典妻则有一个相对较长的时期并订有契约。 style="TEXT-INDENT: 2em">甘肃等地还有一种兄弟合娶的"共妻"现象。当地婚俗，兄死弟妻其嫂，弟死兄娶弟媳，为常见现象，与少数民族中的"转房"制相似，其婚姻中惟同祖者不得婚，没有其他禁忌。如果弟弟不同意娶嫂子，嫂子还可以吞房灭伦之罪在宗族中控告他。另一种情况是，在家庭贫困的情况下，兄弟数人共娶一个妻子。兄弟们平等,都是这一女子的丈夫，轮流与女子共宿，如果白天与其共宿，则把一条裙子挂在门口，其他兄弟就知道回避了。所生的子女，大的作为长兄的后代，以后所生，依次归各兄弟。 style="TEXT-INDENT: 2em">甘、陕等地，还有一种"招夫养夫"风俗。多数情况下，由于女子的丈夫出现伤残，失去了劳动能力，其妻另外招一男子与其同居，所招男子要负责养家，包括赡养女子的丈夫及其子女。女子与新招男子所生子女，则有两种不同情况，有的地方，所生子女仍属女子原夫所有，有的地方也有归女子生父的。 style="TEXT-INDENT: 2em">至于有些地方，一女先后嫁于多家，然后逃跑回家的，当时就称为"放鸽"，实际上是一种以婚骗财的伎俩，与婚姻习俗本身已经没有多少关系了。放鸽子，上海称为"放鹁鸽"，也有放成黄鹤，一去不返的故事。俞樾《右台仙馆笔记》卷1载：上海北乡有黄姓，娶妻李氏颇有姿色，黄贫无以为生，与李氏合谋"放鹁鸽"，把李卖给了曹氏。第三日，黄到曹家，想携李氏逃走。结果李氏不仅不走，还声称要在曹家人面前揭穿他的阴谋。黄不得已，仓皇逃走。 style="TEXT-INDENT: 2em">这里所说的婚俗，都是典型的汉族地区发生的情况。有研究者认为，发生此类情况，多属清代移民较多的地区。由于新移民区条件艰苦，传统的约束较少，才发生了此种婚俗的变异。如东北地区的"拉帮套"，与上述招夫养夫情况基本一样，就是产生于移民社会中的。但是，浙江的宁、绍、台地区，陕西的汉中地区，及甘南地区有些地方，并非清代移民很多的地方，产生特殊婚俗当与移民问题关系不大。比如典妻，多数情况下还是为了要生育后代，它表明在所有中国传统社会的各项婚姻原则中，生育是一条最重要的原则，为了达成生育之目的，其他原则，如女子从一而终的原则等，都要让位于生育这一原则。例如，广东嘉应州有一种婚俗，叫做"等郎嫂"，指的是当地尚无儿子的人家，也娶个童养媳来养着，等待儿子的降生，有时甚至要等上十年八年家里才生了儿子，故有"等郎嫂"的称呼（清）刘声木：《苌楚斋随笔》卷10，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06页。。此类婚俗也与当地人口的性别比例严重失调有关。 style="TEXT-INDENT: 2em">对于汉族历史上的此类婚俗变异，还需要进一步加以研究。
style="TEXT-INDENT: 2em"> style="TEXT-INDENT: 2em">娶同胞姐妹为妻 style="TEXT-INDENT: 2em">娶同胞姐妹为妻的事，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虽无禁令，但也并不多见。清入关以前，满族对此类事了无禁忌，如著名的孝庄太后，就与她的姐姐同为皇太极的妻子。满族计算宗族世系，纯以男性方面计算，女方的血缘关系及辈分并不看重，所以当年努尔哈赤甚至与人互为翁婿，就是互相娶了对方的女儿，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好。清廷入关后，一般不再有此类事。我们这里所说的娶同胞姐妹，都是汉族中发生的事情。 style="TEXT-INDENT: 2em">嘉、道间湖北巡抚钱宝琛，初娶昆山陈世和的三女儿为妻，再娶陈氏第六女，又再娶陈氏第八女，前后三任妻子为同胞姐妹，都在几年中去世，为世间少见。清末，参加过《清史稿》纂修的朱彭寿，也是三娶同胞姐妹，元配为金氏次女，17年后妻亡故。续娶金氏四女，一年后又卒。后又娶金家第五女，结果不到一年又去世。朱彭寿因此感伤不已，说是有缘吧，都不能长久；说是无缘吧，又相继娶于一家。（清）朱彭寿：《安乐康平室随笔》卷2，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87-188页。 style="TEXT-INDENT: 2em">这里所说的都不是同时娶一家姐妹的，而是妻子去世后续娶其妹的。记载中也偶有同娶同胞姐妹的。 style="TEXT-INDENT: 2em">广东香山有个郑家村，传说其始祖郑某，年七十而无子，只有一个女儿也已出嫁，他也把一生所积田产的契据都交给了女婿，依女婿家养老。已经几年了，一天，他与亲家翁一同散步，外孙来喊吃饭，他以为是喊他，就答应了一声，结果外孙说不是喊他而是喊爷爷。郑听了心中很不是滋味，下决心另寻出路。他找了个由头把田契从女儿那里骗到了手上，然后出走，夜宿于佃户家。晚上与佃户闲聊，反复说羡慕佃户家人口多，并不时拿眼睛看佃户的两个女儿。这佃户的两个女儿都已过了15岁，也还有几分姿色。佃户也明白了这老翁的意思，觉得这老人巨富而无子，也可以攀这门亲事。当晚，佃户就把两个女儿同时嫁给了他。一年后，两女各生一男孩。郑活到了90多岁，还看到了两个儿子结婚。后来子嗣繁衍，自成村落，被当地人称之为郑家村。 style="TEXT-INDENT: 2em">另一个娶同胞姐妹的事，却是一桩特殊故事。有个叫刘以平的士绅，聘定了关姓女子，不想还没迎娶女子就病了。可能因为病得很重，女家就以其妹代姐成婚。迎娶之日，刘观察到这女子并无病容，于是仔细查问，媒人无法，只得以实相告。刘以平怅然，心想，我所聘的是个病女，弃之不义，而且恐怕会加重病情而致死亡。但是她的妹妹已经到了我家，也没有退还的道理，只好叫这个妹妹嫁给我的弟弟了。于是，亲自迎娶了病女，当时女子果然痛哭求死，而迎亲后，其病渐愈。于是刘氏兄弟同一天完婚，娶了同胞姐妹。 style="TEXT-INDENT: 2em">不过，娶同胞姐妹的事，也有被当事人拒绝的。清人俞樾《右台仙馆笔记》卷4载：江苏高邮县某村农家有姐妹二人，姐姐去世，姐夫想娶妹妹为继室，父母都已经同意了，而这个妹妹就是不愿意。父母再三命令，就是不愿意。母亲悄悄地问她，她回答说：闺房之内，夫妇间的事是世上最丑的事，好在没有外人知道。如果我嫁给姐夫，那么姐姐的事情我就都知道了，这是加重姐姐的耻辱。父母也无法强迫她，事情只好不了了之。同样的事，明代也有，甚至写进了正史。《明史·列女传》载：有个叫虞凤娘的女子，姐姐病死，姐夫听说凤娘贤惠，想要娶她为继室。凤娘听说后，哭着对父亲说：兄弟没有同妻的事，姊妹怎么能同嫁一人呢？父亲不听，凤娘也不多说，找了个机会自缢而死。看来，汉族传统文化中，对于姐妹同嫁一人，即使不是同时嫁，也还是有些忌讳的。清人修《明史》，将虞凤娘写进了烈女传，也代表了某种观念。但俞樾对此另有一种看法，认为：二男同娶一女之事，无论是否兄弟，都是不可以的；但姐妹共嫁一人，古来有之，上古圣君尧把两个女儿都嫁给了舜，《春秋公羊传》也记载了姐姐出嫁携妹妹同往的事，应该说姐妹同嫁一人并不违背礼法。 style="TEXT-INDENT: 2em">民国以后，倒是有孪生兄弟娶孪生姐妹的事，不仅没有忌讳，还传为美谈。上海招商局有个林姓职员，养了一对孪生儿子，访得某家有孪生姐妹二人，年龄相仿，同时聘为儿媳，婚礼办得很是热闹，一时传为佳话。无为州医生李某，也为孪生儿子聘得某家孪生姐妹。人称为绝无仅有之事，一见再见。
style="TEXT-INDENT: 2em">婚姻重财 style="TEXT-INDENT: 2em">清代是一个婚姻重财的时代，如同我们前面提到的，有一定身份和经济实力的男性，一婚再婚，纳妾、买婢，都是十分容易的事情。比如上面的故事中，一个70多岁的老翁，因为巨富，同时娶了佃户的两个女儿，并不是很困难的事。 style="TEXT-INDENT: 2em">婚姻重财在清代成为一种社会风俗，清人龚炜在《巢林笔谈》中说，本来婚姻是"继祖宗之嗣，合二姓之好"，婚礼的原则是讲究门楣对称，男女以贤德为最重要，财富只是其次的东西。但江苏等地的风气，男方只看重嫁妆丰厚，女方只管索要聘财，至于男女双方的人品，往往就不管了。甚至有双方写定草帖，讲好条件，然后缔结婚姻，结婚的礼书竟成了商品交换的契约，"礼书竟同文券"，实在是秽亵太甚了。道光十九年，在当地当总督的裕谦发布了整顿风俗的"训俗条约"，专门提到了当地婚姻重财的恶习：婚姻双方"但以夸多斗靡为事"，男方务求女方妆奁丰厚，"金珠彩币必求充篚盈箱"。女方重彩礼，"花轿珠灯必欲填街塞巷"。"于是有索开门钱者，有索盘头费者，种种陋习，不可枚举。"有时男女双方为了面子，甚至约好了制造有大量彩礼与嫁妆的假象，"掩人耳目"。更有强抢硬娶、悔亲改适等案件发生。导致男女婚嫁不得其时，旷男怨女，成为一种社会问题。（清）余治：《得一录》卷15之四。 style="TEXT-INDENT: 2em">清人袁枚《随园诗话》中有这么一个故事。乾隆间浙江仁和县一户姓高人家的女儿，与邻居何某日久生情，但她的父母却把她另许了别家。到了快要迎娶的日子了，女孩找了个理由叫何某外出，自己在家中自缢而死。何某归来，痛不欲生，就用这女孩上吊的绳子自缢而亡。高、何两家都认为子女不肖，不肯收殓入土。县令唐某是个风雅之士，捐资安葬了两人。有人为这两个痴情的年轻人写诗，但袁枚觉得很难下笔，两人痴情可悯，但不服从父母之命却是越礼。袁枚的女弟子为之赋诗曰： style="TEXT-INDENT: 2em">由来情种是情痴，匪石坚心两不移。 style="TEXT-INDENT: 2em">倘使化鱼应比目，就令成树也连枝。 style="TEXT-INDENT: 2em">红绡已结千秋恨，青史难教后代知。 style="TEXT-INDENT: 2em">赖有神君解怜惜，为营鸳冢播风诗。 style="TEXT-INDENT: 2em">袁枚认为，后四句八面玲珑，很是得体，既保全了死者的名声，也赞扬了县令为之营葬的义举。可是又有谁知道，那时的这种婚姻制度拆散甚至戕害了多少多情的儿女呢？ style="TEXT-INDENT: 2em">上述是一桩有情人不能成眷属的故事，也还有因未婚夫家贫而被逼改嫁他人的例子。清人陆以?《冷庐杂识》中有这么一则故事：乾隆时嘉定有个叫秦大成的书生，奉母至孝，续娶某家的女孩，成婚之日，女子哭泣不止，秦就问她到底是怎么回事。女子以实相告，说自己已经许配了一家人，只是父母嫌男方家贫，逼迫她改嫁，这才被逼嫁到了秦家来了。秦是个好心的书生，闻听此事，对这女孩十分同情，急忙把女子的未婚夫找来，令其即日成婚，并赠送了一笔嫁妆给这女子。后来，由于秦大成的行孝和好心，他最后考中了进士。书中说秦大成"德行格天，有此美报"。故事中因嫌男方家贫而悔婚改嫁，正是婚姻重财的风俗之下的历史悲剧。 style="TEXT-INDENT: 2em">也有因悔婚而致死人命的事件。《巢林笔谈》的作者龚炜的家乡江苏昆山，曾有一女子，家里已经接受了男方的聘礼，但女子觉得对方是"人奴"，是给别人家当下人的，属于贱民之列，誓死不嫁。临嫁之期，剃发出家当了尼姑。结果，男方失了聘财，无力另娶，男方的父亲一气之下病死了。（清）龚炜：《巢林笔谈》卷4，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09页。当然，如果两家财力相当，即使是出现误娶，也不会成为大的问题。嘉定城有两户人家，同一晚上都举办婚礼，迎亲的轿夫等人喝醉了，路遇时因为争道发生纠纷，把迎亲的轿子停在路旁，争斗中把灯也弄灭了，仓促之中把轿子也抬错了。结果是甲家的新娘嫁到了乙家，乙家的新娘被送到了甲家。第二天两家人互相探信时才发现出了大错，告到县里。县官认为婚都已经结了，只能将错就错，各自认账，把出错的轿夫打了棍子了事。好在事后几家对比婚娶各家的聘财与嫁妆也差不多，就未再纠缠下去。这个故事颇能说明问题，婚姻只重家世钱财，也是案子能如此了结的原因之一。（清）龚炜：《巢林笔谈》卷3，第56页。龚炜认为，大量的贫寒人士难以成婚，主要原因就是人们过于重视财产。他说，太仓县有个叫张海山的人，为他的儿子聘苏氏之女，以白银二两、《大学衍义》一部为聘礼，是一个很好的做法，"贫士法此，便不难于婚娶"。（清）龚炜：《巢林笔谈续编》卷上，第184页。但这种情况也只是个别事例，龚的说法也只表明了在婚姻重财背景下贫困士人的良好愿望罢了。
style="TEXT-INDENT: 2em"> style="TEXT-INDENT: 2em"> style="TEXT-INDENT: 2em">因无力婚娶而出现的强行抢亲的情况在各地也时有发生。一些地方，贫困娶不起妻子的人甚至联合起来，强抢刚死了丈夫的寡妇为妻，据说这寡妇如有儿子，则一般不会强抢，以免激起众怒。也有寡妇被贪图彩礼的夫家人强逼出嫁的情况，但这类事在当时都是不合礼法规范的，极易引发纠纷，造成社会问题。当然也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两家都不富裕，为了避免高额的婚娶费用而实施假抢亲的事情。《清稗类钞》中有个假"抢亲"的故事：绍兴人张阿福寓居杭州，从小就聘定了王氏之女，但张很穷，到了30岁了，也没钱娶王氏之女成亲，女子也有27岁了。王氏的母亲屡次叫媒人催促他快些迎娶，媒人说，张阿福太穷，怎么办？王氏说，他穷我也穷，没办法就只有抢亲了。阿福听说后大喜，双方约好日子，阿福找了一帮人把女子抢了回家，王氏假装女儿被抢，慢慢地叫了一帮邻居去找，等赶到张阿福家时，婚礼都已经举办了。媒人还装模作样地劝解道，事已至此，也不好再说什么啦，叫他们明天来谢罪就是了。王氏也假装悻悻而归。此类抢亲实是在婚姻重财风俗下出现的啼笑皆非的故事。 style="TEXT-INDENT: 2em">有清一代，婚姻重财为普遍现象，不独江苏、浙江等地，其他地区亦所在多有，尤以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为甚。如广东"订婚，先议聘金，曰礼事，如礼饼若干斤、回门烧猪若干头是也"。而婚礼所用"仪仗之鲜明，灯彩之富丽，诚各省所不及也"。潮州人嫁女，以葛布办装，以家资的贫富来定布的多少。其中极精细的，称为"女儿布"，用来送给夫家。 style="TEXT-INDENT: 2em">嘉、道间，有一位地方大员甚至把嫁女做成了一种生意。此公作为地方上的高官，喜欢与富人交往，而后把族中亲戚的女儿当作自己的亲生女儿，与富室联姻，大索聘金，动辄巨万。而富人则以与高官攀亲为荣，到处炫耀。 style="TEXT-INDENT: 2em">当然，事情也有另一面，洪洞县人韩承宠，娶了山西巨富亢氏之女，得嫁妆至数万两银元之多。后来韩还当了济南同知。 style="TEXT-INDENT: 2em">在婚姻重财的风气之下，发生了无数光怪陆离的故事。究其根源，是很早以来，中国农业社会的女性就在社会生活中居于从属的地位。中国婚姻制度中，婚姻是两个家庭、两个宗族之间的事，有时甚至是两个邦国之间的事。男性婚姻的当事人对自己的婚姻本来也没有多大权力，更不用说女性了。 style="TEXT-INDENT: 2em">其间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女性在婚姻中具有商品的性质，成为被买卖的对象。婚姻的最高原则是生育后代以继宗嗣，女性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买来的生育工具。明清时代，礼教对女性的束缚不断加强，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婚姻重财的倾向更为严重了。清代婚姻重财的主要方面是女性成为一种商品，女方家庭索要高额聘礼，婚姻中女性被买卖的情况更为严重了。另一方面是在商品经济发展的背景下，男性家庭着重女方嫁妆的情况也有很大发展。婚姻双方成为买卖双方，女方往往希望男方饶于家资，首重一次性取得多年抚养女孩的报酬，然后才考虑女儿出嫁后的生活保障，至于婚姻当事人双方有没有感情，一般不在考虑之列；男方在付出高额聘礼代价时，也会考虑回报，如女方的家世对自己家族有没有帮助，女方的嫁妆会不会给自家带来一定的补偿乃至收益等。同样地，男方一般也不考虑婚姻当事人之间的情感问题。这在今天的人们也许难以理解，但在当时，却是理所当然、顺理成章之事。 style="TEXT-INDENT: 2em"> style="TEXT-INDENT: 2em">清人李光庭《乡言解颐》卷3讲了这么一个笑话，颇有意味。说有一对夫妻，以卖烧饼为生，一天观看门口送嫁妆的人群路过。丈夫说："这一副嫁妆肯定值五百两。"妻子不同意，说："最多值三百两。"两人争执不下，当街打了起来。妻子打不赢，改口说，给他加上五十两。丈夫仍然不依，妻子又说，"就算他值四百两好了。"旁边有人劝解说，只顾打闹，看烧饼都焦了。丈夫的回答很有意思："焦了一炉烧饼不算什么，埋没了人家一百两银子，情理难容。"这个故事于嬉笑之中，把当时人婚姻重财的情况表露无遗。
style="TEXT-INDENT: 2em"> style="TEXT-INDENT: 2em">贞节观念 style="TEXT-INDENT: 2em">清人俞樾《右台仙馆笔记》卷3讲到直隶永平府婚俗，女子出嫁之日，其家往往要派人到夫家打探消息，如果次日一早，夫家鼓乐喧天，宾客杂至，则大喜；否则"女家为之丧气"。何以如此？原来，当地风俗，新婚之夜，要查看新娘是不是处女，如果是，婚礼一切照常进行；否则，夫家动静杳然，新娘是不是为夫家所接受，女家不敢争，悉听夫家处置。一次，有王姓人家嫁女于李姓，李家以新娘相貌不好，很不满意。新婚次日，借口女子不是处女，不举乐，叫媒人把女子送回了娘家。这女子从小失去了母亲，与哥嫂同住，嫂子知道这女子肯定不曾与男子有过肌肤之亲，悄悄问明女子新婚之夜的情况，原来新郎并未与之同房。嫂子说，如此，怎么证明我们家小姑不贞呢。于是把此事告到了县里，县官派人验证，这女孩果然还是处女。于是判令李家鼓乐齐奏，把女子迎回家中，保全了这桩婚事。 style="TEXT-INDENT: 2em">纪晓岚讲了这么一件事：无锡地区有个焦氏女子，已聘于人，有人看上了她，想要娶她为妾，于是到聘她的夫婿家散布流言，说她不贞，在外面有相好的了。婿家于是提出毁婚，焦氏之父就告到了官府。无奈散布流言的人布了局，不仅有证人，而且有承认与女子相好的"奸夫"。焦氏见事急，请邻家老妪把她带到婿家，面见了未过门的婆婆。焦氏说，与其见官，在官媒面前出丑，不如就在您面前出丑吧，女子贞与不贞可以请您亲自来验证。于是关门脱衣，请婆婆亲验。果然，这女子还是处女，案子不审即明。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卷13，天津古籍书店1980年影印本，第1页。 style="TEXT-INDENT: 2em">这个故事今人看来或许有些奇怪，实际上它却是清代极普通的风俗，不独永平府与无锡，全国汉族地区普遍存在。那时人们倡导女子贞洁，要求女子婚前一定是处女，否则就是天大的丑闻，男方家族不仅可以不接受新娘，还可以索还聘礼，要求女方家族赔偿结婚花销及所有损失。 style="TEXT-INDENT: 2em">为什么中国人有如此严格的处女要求，并形成这样的社会风俗呢？这一切源于中国农业社会中对女子的贞洁的要求。此种观念发端于上古时期，在父系家长制的社会中，家长及其他男性家庭成员，为了保证家庭权力和财富能在自己的后代中继承，就必须确保其妻、妾所生养的孩子是自己的纯正血统。而为保证"种"的纯洁性，就必须杜绝妻、妾们的婚外性关系，要求女性在性生活上的"专一"守贞。于是，对女性提出了"从一而终"的贞节要求，并制定了一系列的隔离男女、封闭女性的隔离制度。这里实际上包含了这样的内容：女子婚前须与直系亲属以外的男性隔绝，婚后只能与丈夫一人有性关系，如果丈夫不幸亡故，则女子须守贞终生。这种贞洁观念是社会要求女子单方面实行性禁锢的一种道德观，是伴随着一夫一妻制的确立而渐次产生的。从中国封建社会贞操观念发展的过程来看，先秦是贞操观念的萌发时期，秦汉是贞操观念的倡导时期，三国两晋南北朝和隋唐是贞操观念的松弛时期，宋元明清是贞操观念日趋强化的时期。这种观念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要保证男子对女子占有权的惟一性，无论婚前婚后还是死后。 style="TEXT-INDENT: 2em">在此种社会观念之下，中国从汉代起就有了处女检查的事，人们很早就发明了对处女的检验方法。如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养生方》中就有了关于"守宫砂"的记载："取守宫置新瓮中，而置丹瓮中，令守宫食之。须死，即治，□轧画女子臂若身。即与男子戏，即不明。"此种方法，就是用丹砂喂养蜥蜴，然后把它捣烂，这就成为一种红色颜料，把它点在女子手臂上，终年不褪。如果她与男性有了亲密接触，这红色就会褪掉，所以蜥蜴又名守宫。这样，只要看女子手臂上有无"守宫砂"，就可以断定她是否是处女了。晋代张华所作的《博物志》中的记载，与上述《养生方》几乎完全一样。当然，如以现代科学的眼光来看，这种做法是很值得怀疑的。 style="TEXT-INDENT: 2em">宋代理学倡明，对女子贞洁的要求达到了新的高度，人们对处女的崇尚也逐渐达到了高峰。那时，道教理论也有很大发展与传播，道教中的"房事"理论认为，男女性事，重要的在于采阴补阳，尤其重视男子在与处女的交合中，达到强身健体的目的。这对人们的处女嗜好也有很大的推动作用。陈东原先生在《中国妇女生活史》中说："到了宋代，我发现对于妇女的贞节，另有一个要求，便所谓’男性之处女的嗜好’了。古代的贞节观念，很是宽泛，渐收渐紧，到了宋代，贞节观念遂看中在一点--性欲问题--生殖器问题的上面。从此以后，女性的摧残，遂到了不可知的高深程度！"明清时代，处女要求已成时俗，不仅民间有多种检查处女的方法，官方也有专门负责此事的人员，这种检查的目的主要察视是否是处女。如在永平所发生的这个案子，县官就派人验证王家所嫁之女是否是处女，这个验证结果就成为了案件判决的最重要依据。官方负责这项工作的，有官媒、媒婆之类的人员，上面讲到无锡县的故事，就曾提到案子到官，要经过官媒来检验是否是处女，在民间则大多委托男方的女性亲属或媒婆去办理。据说明清时民间最常用的方法是，令被检查的女子坐于装有草木灰的便桶，设法让她发笑，然后看桶中的灰是否有被气吹动的迹象，如有，则女子已经不是处女了。 style="TEXT-INDENT: 2em">清代，处女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不独小康人家娶妻，富室纳妾、买婢也一般要求对方是处女，对处女的检查也是最基本的要求。当然人们认为，最靠得住的办法还是新婚时看女子是否有落红。实际上，不只是俞樾所说的永平地区，全国各地此类习俗极为普遍。新婚之夜检查新娘是否是处女就成了婚礼中不可少的仪式，贺客们都极关心男方在翌日清晨出示新娘"落红"的标志。若新娘果为处女，男方还要向女方送去上书"闺门有训，淑女可钦"的喜帖，而女家也以此夸耀邻里；若新娘已非完璧，则常会发生被男方所休的悲剧，而女家亦颜面尽失。为了保全颜面，有女之人家就要从小防范，尽力使女子不离闺门一步。
style="TEXT-INDENT: 2em"> style="TEXT-INDENT: 2em">在广东一些地方，新婚之夜，新娘为新郎脱靴，新郎就交给新娘一幅白帕，用来保留新娘的"落红"。如果新娘当夜有落红，则合族大喜。三天后回门时，就要送烧猪到娘家，富贵人家甚至送烧猪达数十头之多。所以女家在嫁女之日，多惴惴不安，惟恐烧猪不至。如烧猪不来，家人对坐愁叹，引为大辱。烧猪一到，则举家欢庆，大张旗鼓迎接烧猪，认为是家里教养有方，不辱门户。把烧猪分送亲友，加上红色馒头若干，就是人们所称的"麻蛋"。更有甚者，一些地方，新娘接到婆家后，先不举办任何庆典，直接送入洞房，即与新郎同寝。一家人和亲友都在新房外等候。不见到新娘的"喜帕"，人们概不道贺。如新娘不贞，不仅不是喜事，而且还是大辱。少顷，新郎从房中出来，手上捧着一个红盘子，上盖红布，里面装的就是保留有新娘落红的"喜帕"了。这时，新娘家里已备了一顶大轿在门外等候，新郎捧着喜帕直接登轿，去新娘家中报喜。如果新娘不贞，则二话不说，直接迫令其上轿回家，接下来就是双方打官司、索还聘礼之类的纠纷了。在这里，新婚夫妇的交拜成礼，都要等有了"喜帕"之后，可见处女问题是个至关重要的大事。 style="TEXT-INDENT: 2em">嫁娶之间，还有一个重要环节，就是所谓的"闹洞房"了。闹房之俗至今各地多有保留，许多地方仍保留有闹房时整治新娘、新郎乃至公婆的情况。清代，比较文雅的闹房如醴陵，"是夜，众宾集房中，歌诗赞烛，曰闹房"。很多地方，则多方戏谑，无所不至。江苏淮安闹房，把来宾分为儿童和成年两组，结婚之家请能言之人专门接待，儿童闹房者主要是唱"闹房歌"，歌词中涉及男女之事，"多不堪入耳之语"。成年组主要是针对新娘，"淫词戏语信口而出"，"任意调笑"，一般男家都会听之任之，无可奈何，有的地方甚至有越闹得欢越受男家欢迎的情况。福建石澳地区，男方请六名美少年前往迎亲，称之为"替新郎"，女方则请数名女伴，叫做"新阿姨"。新婚之夜，替新郎与新阿姨们聚齐欢饮，"谐谑嘲笑，罔有顾忌"。 style="TEXT-INDENT: 2em">值得注意的是，清代各地的闹房习俗中，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人们的话题与行为，都与性有关，闹房的动作、歌词都有很多性的意味。最典型的如湖南衡州闹房，除了命令新郎新娘做一些类似男女交欢的动作之外，还有一个内容就是"打传堂卦"。主要是请出村中最能滑稽的人扮演堂官，这堂官把脸用墨汁涂黑，扮成丑角，礼服用荷叶，朝珠用算盘珠代替，大帽子顶上用红萝卜和大蒜做成顶戴花翎，旁边还站立着一班差役。一声令下，把新郎新娘和公公婆婆四人带上堂来跪下，堂官下令公婆二人当众教新人以房术，就是要讲明男女结婚要怎样性交。公婆二人讲完，还要叫两位新人复述一遍，如不听从，甚至可以用鞭子动刑。当地有时还在结婚之日请一两位容貌出众的"伴娘"、"喜娘"之类，吸引人们的注意，任来客随意调笑，甚至发生苟合，无所不至。 style="TEXT-INDENT: 2em">此类闹房习俗，有一个基本特点，就是性的戏谑，在今天的人们看来，当然是极不文明、不雅观的。但其间有个内容却是应该说明的，那就是，这种闹房实际上也含有性教育的内容。中国古代，男性由于接触社会，性教育往往于自然而然之中完成，而对于女性就不那么容易了。在"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的原则下，很多女孩子到了要结婚的年龄，对性的问题仍然所知甚少，甚至一无所知。这种情况下，临近结婚的日子，在新娘这边，其母亲就要对她进行性问题的说明了；在新郎这边，由其父来承担这项任务。但在那个年代，即使是父母，有些话也是不好启齿的。于是就有了两种方式，一种是用"压箱底"的图画或雕刻、实物来对性事作说明，近年在江浙等地发现了不少此类实物，还有的人家藏有所谓的"春宫画"，也是起这个作用的。清人李渔写的情色小说《肉蒲团》中，铁扉道人的女儿"玉香"，"生得如花似玉，无人可比"，"又且读了一肚子书，凡诗词歌赋皆做得出"。但这女孩儿从未出过家门，对外面的事物一概只有书本知识，"他家的闺门严谨，又不走去烧香，又不出来看会，长了16岁不曾出头露面"。这样的女孩儿如何进行性教育呢？书中的主人公未央生娶了她后，就找些春宫画之类的东西来给她看，实际上也是一种性启发。另一种方式就是通过"闹房"来解决了。旧时男女结婚之前往往连面也没见过，通过这种无所顾忌的"闹房"，使两个新人在入洞房之前，先多少有些熟悉。同时，也可以通过这一闹，来进行性的说明与教育了。如上面衡州的闹房，命令公婆二人当众教新人房术，并叫新人复述其所讲内容，虽属戏谑之甚，却也于喧闹中加入了性教育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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