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夜，日军进攻沈阳北大营，发动事变。当晚，国土沦丧，生灵涂炭，事后东北守将张学良亦成了众矢之的。

有传闻说，九一八当晚，张学良与影星胡蝶跳舞，断送沈阳，张氏遂被人骂为“风流将军”。九一八事变当晚，张学良究竟在哪里，在干什么?

传闻：九一八事变当晚张学良与影星胡蝶跳舞

九一八事变后，诗人马君武抨击张学良与影星胡蝶共舞，断送沈阳。

“九一八”一个多月后，天津《庸报》刊发《张学良的“九一八”之夜》一文披露说：“民国二十年九月十八日夜，日本关东军发动大规模进攻，一路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东北三省之同胞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而东北军之最高统帅张学良将军彼时却正与红粉佳人胡蝶共舞于北平六国饭店……”11月20日，马君武根据此文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两首诗《哀沈阳》：“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正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人沈阳。”“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

诗一见报后被传诵四方，立即引起国人哗然。马君武的诗讽刺张学良不爱江山爱美人，把沈阳给断送了。此诗写得活灵活现，绘声绘色，似乎坐实了张学良与影星胡蝶共舞的传闻。

张学良秘书回忆：马君武写这两首诗或出于对张学良的怨恨。

马君武为何写这两首诗?或许是对蒋介石、张学良推行“不抵抗政策”的强烈不满。不过，根据张学良当年的秘书惠德安的回忆，马君武写这两首诗，还有他和张学良个人之间的恩怨因素，并非完全出自爱国的公心。惠德安说：

马君武听传说张学良曾给天津张伯苓办的南开大学，捐助不少办学金。马几次求见张，请他拿出一笔款助学，由于东北情况紧张，又加张的身体不好，没能邀见他，他很不满意。……据当时财政部冀晋察绥特派员荆有岩同志说，张见马以后，张曾询问荆能否设法给“民大”弄点钱?荆说他那特派员公署，每月支付班禅北平办事处、蒙藏委员会驻平机构、外交部办事处以及其他一些额外开支，数目就很可观。现在东北出了问题，以后的军饷能否发出去，都成疑问。马校长在这时候，要那么多钱，岂不是给我们出难题?张听了以后，久久未作表示。几个月后，马君武从上海寄给张一封信，作最后的要求。张回信的大意是，现今的军事费用，已穷于筹措，风起云涌的东北义勇军，且无力接济，对于“民大”，实已爱莫能

惠德安以当事人的身份说的这个事情或许偏帮张学良一方，但是不能排除马君武借机发泄对张学良的怨气的可能。如果是这样，马君武的《哀沈阳》诗就包含有公私兼顾的含义。

胡蝶：从未没见过张学良，“九一八”当夜根本没在北平，还能和张跳舞?

胡蝶是30年代影坛上红极一时的电影名星，在马君武诗发表第二天，即在上海《申报》上刊登声明：“蝶于上月为摄演影剧曾赴北平，抵平之日，适逢国难，明星同人乃开会集议公决，抵制日货，并规定罚规，禁止男女演员私自出外游戏及酬酢，所有私人宴会一概予以谢绝。留平五十余日，未尝一涉舞场。”她愤然强调：“蝶亦国民一份子也，虽尚未能以颈血溅仇人，岂能于国难当前之时，与负守土责者相与跳舞耶!”

30多年后，胡蝶在台湾说：“我已蒙了三十多年的冤枉了，因为从来我就没见过张学良。在九一八前，我跟着到北平拍外景，但火车到了天津，就遇沈阳退兵，客车就不通了。我根本没到北平，还能和张跳舞吗?”她苦笑着说：“当时马君武那首诗，对我的事业是很有帮助的，使我因而红了起来。现在我已老了，我要澄清事实，以免将来的历史，永远错误下去。”

胡蝶晚年在夏威夷写回忆录又说：“我是在事变之后到达北平的，在北平期间因为三部影片同时开拍，生活极其紧张。同时，张石川为防大家散漫，影响拍摄进度，订下了严格的生活纪律，所以空闲时间不多，即或有些大的应酬，都是集体行动的。”

真相：张正出席慈善义演，接急电后开会部署“不抵抗”

张学良副官何世礼：九一八当晚张学良在看戏，接到“事变”消息后就立刻离席

国难当头，行欢乐之事，胡蝶或许碍于骂名有意说谎，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的。张学良与胡蝶到底有没有共舞，不妨从侧面考证，那就是，“九一八”当晚，张学良到底在哪里，在干什么?

据李敖披露，早年任张学良副官何世礼写了《为历史作见证：“九一八”之夜张学良在何处?》一文：“九一八”事变之夜，东北军政要举行义演为水灾筹募，张学良也出席，中途突然接到电报，张学良阅后，匆匆而去，未再露面。何氏全文说：

“迨九月十八日，在平之东北军政要，为筹募辽北大水灾救灾基金，当晚举行平剧盛大义演，地点在开明大戏院，所有在平著启伶工，如梅兰芳等等，莫不参加演出，极一时之盛，各国住平使节，及当地绅商名流，亦踊跃观赏，座无虚席，因先父有所捐助遂亦偕同先母与本人夫妇，应邀趋陪末座，当演戏至精采阶段时，忽见张副总司令报告，谓沈阳有长途电话，请其亲往接听，张先生尚轻松地嘱该员代为接听，讵不旋踵，该员迅速返报，谓沈阳出事，务请张副总司令亲自接听，张先生始行离席，此后即未见张先生再行返座，先父母当时亦甚诧异，不意翌日北平各报之头条新闻，均报导日寇已于‘九一八’一夜之间，攻占了沈阳等地，震惊了全世界，也预点燃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火种。事隔虽已半世纪，但由于印象深刻，所以至今尚历历如在目前。”

民国高层盛成也证实张学良在看戏，并称亲自将军情告急的急件送到张学良手里。

民国高层盛成在其回忆录也证实变当晚张学良在看戏，并把东北军情告急的急件送到张学良手里。《盛成回忆录》其中有一节“‘九一八’当晚遇见张学良”有如下记载：

“这天，褚民谊唱的是《空城计》，演诸葛亮的是他的秘书。张学良也去了戏院，包厢就在我们旁边。正看戏时，东北来了急电。因为张学良下令任何人不准进他(的)包厢，结果送电报的人找到了我们这儿。张继让我问一问情形，来人告诉我是东北来的紧急电报。我慢慢敲了敲张的门，门没有开。戏散后，我对张学良说：‘汉卿，有一个紧急电报给你。'张一看很着急，拿着电报就走了。”

盛成回忆的细节、人物、地点与何世礼的有高度契合。不同之处在于，盛成记述张学良在戏结束后拿到急电，何的回忆却是戏中，但可以确定张学良当晚是在看戏。

张学良听到急报后立刻召开会议，下达“不抵抗”命令，电请南京出面要求国联公裁。

那么张学良离席后，又做了什么?1990年8月，张学良在台北接受日本NHK采访时曾说：我那时在北京，在医院养病。当时病刚好。那天我请英国大使去看梅兰芳唱戏。我听到这个报告。立刻回到家里下命令。……”至于命令内容，张学良在他的自传体着作《杂忆随感漫录》中讲得很具体：约在十点卅分许，来人报告沈阳有长途电话，荣参谋长请我说话，有紧急事项，我立刻辞蓝公使归返。荣对我说：有日本铁道守备队约一中队，向我北大营营团射击，日本附属地的日本驻军亦集结活动。我嘱切戒我军勿乱动，速与日本顾问妹尾、柴山向日方高级将领交涉制止，由交涉者即向日本林总领事处接洽交涉……天晓之后，除报告政府请示外，我派员向日本北平使馆矢野代办交涉，彼答以不知其详。

据当时随同张学良在北平办公的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行营秘书处机要室主任洪钫追忆，九一八当晚张学良接到臧式毅、荣臻等人电话报告，凌晨一时即召集东北军在平高级将领召开紧急会议。张学良在会上表示：“这次日本军队寻衅，又在柳河沟制造炸坏路轨事件，诬称我方军队所为。我们避免冲突，不予抵抗，如此正可证明我军对他们的进攻，都未予以还击，更无由我方炸坏柳河沟路轨之理，以免兵连祸结，波及全国。”

洪钫的记忆是否准确?

当时驻守沈阳北大营的东北军陆军团长王铁汉在《王铁汉访问录》一文中说：“十九日上午一时四十分，日军步兵二百余，并有跟进的部队，逐次向本国接近，炮兵也开始射击本国营房。此刻适逢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军事厅长荣臻电话，询问情况，并严令“不抵抗”我答称：敌人入侵吾国土，攻吾兵营，斯可以让，则国格、人格全无维持。而且现在官兵愤慨，都愿与北大营共存亡……”洪记述张学良在凌晨一时下达“不抵抗”命令，王铁汉记载在一时四十分钟接到上级“不抵抗”命令，可见洪的记述十分可信。

此后，又据顾维钧回忆，十九日 6点左右，张又急召顾维钧、汤尔和、章士钊等人继续会商，会上决定采用顾维钧提出的主张——“立刻电告南京，要求国民政府向国际联盟行政院提出抗议，请求行政院召开紧急会议处理这一局势。”可见，张学良在当时的应急措施是一方面命令东北军不要抵抗，“以免兵连祸结，波及全国”，一方面电请南京出面要求国联公裁。

可以确定，九一八当晚张学良正在慈善义演上看戏，接到“事变”消息后立刻召开会议部署，当晚下达了“不抵抗”命令，力求避免冲突，波及全国。

哪次军阀战争加速了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

1929年的“蒋桂战争”与继而更扩大的“中原大战”，又将“北伐甫成，军阀甫定”后的脆弱统一局面撕裂。这场战争后患深远，尤其是令虎视耽眈的东倭加速泡制两年后侵华战争的序幕———“九一八事变”。

在人类历史的集体记忆中，某些段章，某些关键会凸显着或光耀壮丽、或幽暗险峻的时代特征;而在那些独特时刻，某些独特人物曾坚毅地扛负起缔造历史、扭转时局的重担。譬如缔造民国的孙中山、英伦遭袭时的邱吉尔、诺曼底登陆时的艾森豪威尔等，在历史的湍流与风暴中，以坚强卓绝的意志力与领导力，引导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惊险航程。

历史创造英雄，英雄复创造历史。历史与英雄之间有着互生共存、相辅相成的紧密因缘。历史中巨大的英雄曾被当代或后世的仰慕者膜拜、溢美、颂赞或夸大。但是某些英雄，却由于因缘际会、权力纷争或恩怨逆误等因素而被漠视、冷遇或误解，这无疑是历史长流中的不幸盲点。在中华民国的近代政治史中，白崇禧将军就是一位曾奋身努力缔造历史却有时被历史冷遇的英雄人物。如今刚问世的白先勇的文图并茂的两册巨著《白崇禧将军身影集》(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或许可能令今人与后人对白将军不平凡的一生重新认识，再度评估。

白崇禧将军出生在十九世纪末期广西乡村的一个回民家庭。他的启蒙教育——桂林陆军小学——奠定了他而后与民国休戚与共的戎马生涯的基点。在腐朽的满清帝国倾倒前夕，南中国的两广正是革命志士风起云涌投身革命之源地。当武昌起义第一声枪响，时年十八岁的白崇禧参加了“广西学生军敢死队”，迈出了广西，从此也就奋身投入了缔造民国、建立共和的伟大又艰辛的历史工程中。正如《白崇禧将军身影集》上册题目“父亲与民国”显示，白崇禧将军大半生的军政生涯是一本中华民国起伏升落的浓缩历史：参军革命，进军北伐，讨灭军阀，抗战御寇，勇歼日倭，最后又在国共内战中征赴战场。

这位机智坚毅的百战将军与军事战略家享有“小诸葛”的美誉，他领军指挥和参与的战役如北伐期间的“龙潭战役”，痛歼军阀，抗战期间的“徐州会战”、“武汉保卫战”、“桂南会战”、三次“长沙会战”等，而“徐州会战”中的“台儿庄大捷”更是八年抗日战争史中最鼓舞人心士气的英勇捷战。历史上的诸葛亮曾蒙刘备的倚重与信赖，但是现实中的“小诸葛”与他的顶头上司蒋介石却有着分合即离、恩怨情仇的历史纠结。这种微妙的爱恨“情意结”(complex)开始于1929年的“蒋桂战争”，这是一场白先勇在书中称为“最不该发生的战争”。

由李宗仁与白崇禧领导的桂系广西军在北伐中战功硕然，声誉高扬，势力范围也急速扩张。这种名大招忌、“功高震主”的架势导致蒋介石草率的“削藩”举措。事先白崇禧曾向蒋建言“裁兵不难裁将难”，处置不当，必爆引祸端。回顾历史，汉朝的“七国之乱”与明朝的“靖难之役”都是因“削藩”而起。在1928年底致国民政府的电文中，白表达了反对裁军并志愿领军屯疆、保卫边防的意愿。但是这个建议不被采纳。曾在北伐中流血流汗的地方军在一旦功成之后被中央弃如敝屣，难免有“鸟尽弓藏”之怨。由此导致的1929年的“蒋桂战争”与继而更扩大的“中原大战”，又将“北伐甫成，军阀甫定”后的脆弱统一局面撕裂。这场战争后患深远，尤其是令虎视耽眈的东倭加速泡制两年后侵华战争的序幕———“九一八事变”。

“蒋桂战争”显然是民国政治史中一个颇具争议性的主题，史家们对它的起因、功过与处理也看法不一。史学家唐德刚教授在《段祺瑞政权》一书中对“桂系”在民国早期政治中的积极贡献大力赞扬，认为他们“能忍让，识大体”，对桂系将广西建设成为一个“模范省”与后来抗战中浴血奋战的功劳都称赞有加。但是他对“蒋桂战争”(唐称之为“武汉事变”)的起因却全然诿过于桂系青年军人的“张牙舞爪”，“不会韬光养晦”，“引得全国侧目”而引发中央“削藩”。唐教授对白崇禧向蒋介石的“慎谨裁军，屯兵戊边”的建议电文只字未提，但他认为由“武汉事变”所引发的“三年内战”，与“西安事变”一样，“都是中国国运的转捩点”。

由“蒋桂战争”而引起“蒋桂分裂”与“广西分治”，自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的全民抗战前夕，在白崇禧的策划与主导下，广西被建造成一个以“三民主义”为最高指标的“三自”(自卫、自治、自给)“三寓”(寓兵于团、寓将于学、寓征于募)的“模范省”。六七年里广西在经济、农业、工业、交通、救贫与国民教育上的大步发展都为全国的表率。正由于它“全民皆兵”的民团建设，当“七七抗战”号角声响，广西能迅速地、有备而来地投身全民抗敌的历史洪流。由此也展开以后数十年的“蒋白合作”，但是这合作并非平坦无碍，而是时有磕碰曲折。

蒋白之间的微妙互动可谓是中国政治史上“主属关系”的奇特纠结。无可置疑地，蒋介石对白崇禧军事才略的倚重与信赖可谓“伯乐识才”。北伐期间他任命白担任总参谋长，抗战期间，白又被任命为蒋委员长的最高军事幕僚长、副总参谋长，置身于最高权力决策中心，参与各种顶峰“抗日”等决策会议。胜利后白被委任为国府的第一任国防部长、委员长特派员等位极权重的职位。在该书的许多照片中，集体的或个别的，严肃的或休闲的，公共场合的或私下独访的，蒋白的肢体距离总是近在咫尺，左右不离，前后相随，“焦孟不弃”，套用句90后的说法：“亲如铁哥儿们”。

但是蒋对白的献策谋略并非全“言听计从”，或“纳谏如流”，而事过境迁后的史实证明，每当蒋白的策略相左而蒋一意孤行时，损失的不只是两人之间的互信，更严重的是生灵涂炭、江山残缺。譬如北伐后白崇禧的“谨慎削藩”建议未被采纳，后果是短暂的内战与局势分裂，但是遗患深远。

蒋介石另一次军事策略的失误却不只导致山河残缺，更使江山倾溃。胜利后国府的第一次总统大选时，由于白崇禧成功辅助李宗仁选上副总统之位，蒋白关系又趋僵冷。白被剥去国防部长职位而被任命为“华中剿匪总司令”，“剿总”设在汉口。蒋却另外在徐州又设一“剿总”，由刘峙任总司令。将华中战区一分为二本为兵家大忌(指挥不统一，命令与部署不能及时有效传达)，又全然不采纳白崇禧的“守江必守淮”的千古战略名律，蒋介石错误的固执导致国军“六十万大军齐折损”，也导致蒋白之间裂痕的深化。当局势明显恶化后，蒋才“亡羊补牢”地指命白崇禧“统一指挥”华中战区。白拒绝任命，因为这“迟来的荣誉”只是令白在“大势己去”的残局中去做替罪羊。

精明一世的蒋介石为何会设计出如此错误的华中战略?想分化白的“剿总”权力作为惩诫白为李助选副总统的“冒颜犯上”?抑或从弗洛伊德心理学分析，在当时全国风雨飘摇、江山危岌之际，蒋的致命错误实在是他“自毁自绝”的潜意识作祟?“徐蚌会战”的确是国共最后一次“生死交关”之战，失败的结果不只是丢失“半壁江山”。“百战将军”也被流言抹黑为“按兵不动”“做壁上观”。但是历史对蒋介石在这次战役中的失误却是冷酷无情的，在一些超越国共立场的史家如哈佛专家费正清(JohnFairbank)、陶平(S。Topping)及刘馥博士等的评估中，蒋之作为实“不智之举”，并且“领导无方”，“如果白能够得到充分的授权统一指挥黄淮地区，后来导致中央军主力瓦解的‘徐蚌会战’的结果可能完全改观”。

“徐蚌会战”惨败后，由国际(美、苏)调停议和可能是唯一一个喘息的机会。白的策略是“以和备战，以拖待变”，蒋当时有“引退”之意，由李宗仁代理总统，但是他又犹豫不决。鉴于局势急迫，白连发两电致蒋请将“谋和诚意转告友邦”。这两封名为“亥敬”与“亥全”的电文是蒋白纠结关系中最后的沉重一击，被蒋及其支持者视为“临危逼宫”。

在1949年天崩地裂的大风暴中，白崇禧选择赴台，这是为了“向历史交代”。蒋白两人历经四十年的亦亲亦疏、亦友亦敌、亦合亦离的关系到国民党退守台湾后可谓“平淡期”。1949年底白崇禧赴台时他只是五十六岁的壮年人，在以后的十七年直至他去世时，虽然贵为一级上将，但是他被蒋介石“冷冻”，不被任用，可是监控跟踪的情治特务却形影不离。

白崇禧生命最后的十数年是在台湾平淡度过，虽然没有“运筹帷幄决战疆场”的威武飞扬，或“高层决策国际会商”的神采风光。但是从人性角度而论，这段岁月是极精彩的篇章。因为在这十数年里，他“退而不休”，从事各种民间交流、公益活动与宗教活动。他交往的友人有棋友、钓友、猎友、学者、艺人、年迈老妇、稚龄童子，上自达官贵人，下至凡夫走卒，他都真挚以待，坦诚相处。他受蒋命赴台处理“二二八”事件时，他宽大包容的怀柔政策也使他有缘结交了不少本省友人。将军仙逝时，“二二八”难友及亲属的吊唁挽联表达了他们真诚的感铭。而在这段期间，他也享受了当年戎马倥偬岁月里无暇享受的子女绕膝的家庭亲情。在这本传记的下册，我们看到了一个真正的人、实在的人，显赫后的坦然，威武下的平凡。一个地道的“真人”。

诗人雪莱在论及“历史”时曾说“历史是‘时间’书写在人类记忆中一首循环的诗篇”。“历史”的“循环性”说明“历史”的残酷、荒谬与决绝;但是也正由于它的“循环”性，我们在白崇禧的起伏与升落的一生中，也看到了中华民族多少英雄人物在多少伟大与卑微的年代里的多少壮举、多少沧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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