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有一句话：“凡商贸繁华处必有晋商，有晋商居处，必有会馆。”明清时期，晋商四海称雄，富甲一方，其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晋商所到之处，修建了一处处会馆，辉煌之时，晋商曾建立了覆盖全国的约400处山西会馆，其中有三处就在天津。“称津地为幽燕沙漠之区，僻处荒凉，人烟绝少。自国朝定鼎以来，海宇永定升平，居民渐臻繁茂，而远方来贸易者，云集其间，至今称极盛焉。”从初建山西会馆的碑记上可以看出，当时贸易繁荣的天津，吸引着来自各地的商贾。

　　山西商人是一支在天津近代城市经济发展中有着重大影响的力量，因他们势力很大，山西会馆也是当时天津众多会馆中规模最大、服务功能最全的。雄踞中国商界几百年的山西商帮，对于旧时天津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无论是山西会馆还是山西商人，都在天津的城市记忆中，留下了很多故事。

　　山西会馆在天津有三处之多，先是山西烟业商人在天津河东杂粮店街建立了第一处以山西烟商为主的会馆，而后山西十三帮商人建起第二处山西会馆，另有学者表示，在杨柳青镇，山西商人还建了第三处山西会馆

　　张焘在《津门杂记》中说：“山西会馆有二。在河东杂粮店街者，为西客烟行聚议之所。一在锅店街，凡山西盐当杂货等商，馆内各有公所，栋宇巍焕，局面堂皇。内赐关圣帝君，无僧道住持，该馆存项甚巨，皆本省人捐纳。”天津社科院专家胡光明对此解释说：“实际的情况是山西烟业商人冯承凝、贾汉英等发起, 于乾隆廿六年，在天津河东杂粮店街建立了第一处以山西烟商为主的会馆。此后，以山西十三帮商人为代表，最晚于嘉庆十二年，在估衣街中间建立了保存至今的天津第二处山西会馆。”

　　两处山西会馆由两类山西商人所建。清代，在天津经营烟草的商人以山西人为主。随着烟草的深入传播，吸烟的人不断增加，近代天津名人戴愚庵在《沽水旧闻》中云：“庚子先，天津吸纸烟者，稀于威凤祥麟，而抽旱烟者，则触目皆是。”随着吸烟者的增多，天津烟草业逐渐形成，为了保护大家的利益，实现公平竞争，山西烟草商人成立了山西会馆和天津烟业同业公会。

　　至于创建第二处山西会馆的十三帮商人，则是盐、布、铁、铜、锡、茶、皮货、颜料、烟、帐、当、银号、杂货等各业的在津经营者。盐业是天津的主要经济资源，山西商人以经营盐业为主，盐商居山西商人十三帮之首。天津博物馆的近代史研究学者刘莉萍称：“由于商业的发展，山西商人创建了专营汇兑业务的钱庄，解决了货款长途运送的不安全和运送费用等问题，从而方便了客商的贸易活动，钱庄也因此获利众多。其后山西商人竞相效仿，汇兑业在天津发展起来。天津首先出现的专营汇兑业务的钱庄，可以说是现在金融业的雏形，从而反映出它在天津近代城市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从两处山西会馆的创办可以看出，山西商人在天津的经营，对早期天津的烟草、钱庄等行业的发展有着关键的作用。

　　事实上，除了这两处山西会馆外，天津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宋美云和刘莉萍等学者都表示，在杨柳青镇，山西商人还建了第三处山西会馆。

　　山西商人吃苦耐劳、重诺守信、精打细算，长年奔波于外而忠于职守，因此以忠义传为世间楷模的关羽，成为山西商人的保护神，据曾在锅店街山西会馆生活了18年的赵友人回忆，山西会馆位于天津市原锅店街的西头，连接估衣街，呈长方形

　　据山西省的历史研究者讲述，所有山西会馆的共同特征有二：一是都拜关公，有关帝庙或关公殿;二是都有戏楼。山西会馆是明清商人会馆的典型代表，其内在的商业议会、资本运作体制等对今天的商会等的运作具有相当的借鉴意义。宋美云记述：天津山西会馆的建立和发展，主要表现在严格的管理制度上。会馆最初实行的是值年制，以资本雄厚的商人为总值年。值年首人秉公办事，他们轮流换班，均须协力举善，勿得徇情，又设有司事、馆役等管理会馆事务。会馆的管理与运行机制一般都可从不断完善的会馆规约中反映出来，规范个体行为、进行内部整合是会馆的主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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