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2月间，八路军中发生了一件特大事件，一一五师参谋长周昆到八路军总部去开会，返回途中，不辞而别。这样高级别的干部离队，在中共和八路军中， 尚属首次。当时师司令部工作人员把此消息报告师长林彪，本来就沉默寡言的林师长，更是面无表情，一言不发。但这件事对他来说毕竟是个很大的打击，他常常一 个人独自去散步，思考这个周昆为什么会出逃呢？

　　周昆又为何要出走呢？

　　周昆，1902年出生于湖南平江。1927年参加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参加秋收起义后首批上井岗山的老干部，曾任红四军第三十一团 连长、第二纵队第五支队副支队长、支队长。参加了井冈山和赣南、闽西的游击战争。1930年后任红十二军第一纵队纵队长、第三十四师师长，红四军第十一师 师长、军长，红一军团第十师、第三师师长，闽赣军区第二十一师师长，红军大学代理校长，红八军团军团长兼第二十一师师长，第二十三师师长，红一方面军参谋 长。并参加了长征。到达陕北后，任红军学校校长，红军大学校务部部长，中央教导师（庆阳步兵学校）师长，抗大第二分校教育长。1937年参加过秋收起义的 部分干部在延安与毛泽东合影，其中有赖传珠、张宗逊、孙开楚、赖毅、谭冠叁、杨立叁、陈伯钧、龙开富、周昆、谭希林、罗荣桓、谭政、刘型、杨梅生、胡友才 等人。照片上毛泽东题字为："一九二七年秋收暴动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至今尚存之人约数十人，此为一部分"。红军改编八路军时，他被任命为第一一 五师参谋长。并且是中央军委23个委员之一。

　　在一一五师初过黄河的几仗中，周参谋长曾任也是战功卓着。太原沦陷后，一一五师奉中央的命令开赴吕梁山建立晋西根据地。可就在这时，谁知这位师参谋长周昆 竟然会携款而逃呢？可是对于他的出走之因，史书上很难找到答案，那么他是怎么出走的？离开部队又到了那里？是什么原因使他选择人生路上这一步错棋呢？

　　对于周昆出走，目前有三种说法

　　其一，1938年2月间，115师周昆参谋长到八路军总部去开会，领取了6万元军费，这是国民党政府发给115师的最后（最后二字不妥，国民党政府拨给八 路军的军费应该领至1940年底）一笔经费。会后，周昆将一个挎包交给警卫员，说："这是重要文件，你马上回去交给师作战科王科长。"警卫员回来把包交给 一一五师作战科科长王秉璋，他打开一看，不是什么文件，而是3万元纸币。内有一封短信，周昆在信上说"共领取了6万块钱，我带走了3万块，另3万块交警卫 员带回，望查收。"周昆携3万元钱潜逃回了湖南老家--平江，此后再未离开过。解放后组织上对他进行过调查，结果证实他没有参加过任何反革命组织，也没有 任何其他反革命行为。从这一点出发判断，他当年潜逃的动机是非政治性的。（来处于王秉璋的回忆录）

　　其二，此说传来比较简单，周昆在参加国民政府在武汉召开的参谋长联席会议时，孔祥熙开给他一张3万元支票，他是带着这3万元支票跑掉的。

　　其三，115师周昆参谋长到八路军总部去开会，领取了10万元军费，周昆自己取了3万元，将剩余的7万元让警卫员带回师部，这一说与上基本相同，只是数字的差异。

　　这三种说法究竟那一种更合理呢？笔者分析应该是其一。其理由是，第一，国民党给八路军的军费是每月50万元，这是周恩来与顾祝同在西安谈判是定的，但由于 延安的中央机关与陕甘宁边区政府都不在此列，八路军总部要将这50万元军费，分一部分来供养延安，所以一一五师不可能分的太多，因为一一五师出师的人数最 多，而且是作战的主力，但此时新设立了晋察冀军区，且344旅此时与一二九师在一起，由八路军总部直接指挥。一个月给一一五师6万元的军费应该是合理的。 第二，当时师部没有参谋处长，王秉璋任师作战科长，周昆让警卫员将此款转给王也是合理的。第三，为何否定孔祥熙给的支票一说？此前周确定在武汉参加过全国 参谋长联席会议，但孔祥熙不可能给他3万元的支票，因为中央即使额外奖赏给一一五师3万元（假设），也会通过八路军总部转达，而肯定不会直接给了一一五师 的，这是一个制度。

　　那么周昆离开部队到那里去了？亦有四种说法

　　其一，周昆携3万元钱潜逃回了湖南老家--平江找了一个村子住下来做买卖，此后再未离开过。解放后组织上对他进行过调查，结果证实他没有参加过任何反革命组织，也没有任何其他反革命行为。

　　其二，传说周昆离开八路军之后去了瑞士，并成为杰出的慈善家。中国改革开放后，大慈善家周昆将军出于对国家的忠诚，曾经化名回到大陆，当时他已经是七十多岁的老人。没人认得他，他也不认得别人。周昆又积极的为人民做出了贡献。

　　其三，周和一个资本家小姐挟款逃到了境外，结果在花光了公款后，被小姐抛弃，后回国，被人打死。

　　其四，文革中他曾受罪，被红卫兵天天揪斗，死在红卫兵的手里了。其实这四种说法都是没有任何依据的。第一，他如果回到平江老家，象他这样有名望的人，当地 不会没有人认识他，那么国民党的中统、军统也会找到他，并利用此大肆宣传，再说他能活到解放后，土改、肃反、三反五反、反右、四清、文革......许多 的政治运动，一定会被当地人挖出来批斗的，不会成为一个谜。

　　第二，作为一个军人，拿了军响去做慈善家，也不很合理，再说如果有人知道他在中国改革开放后， 曾经化名回到大陆，积极为人民做贡献，难道件事还能隐瞒了记者吗？第三，说他带资本家小姐挟款逃到境外，花光公款后被小姐抛弃，后回国被人打死。这也会被 爆光，一定不会没有任何痕迹留给媒体。其四之说就理会谎谬了......那么他究竟去了那里？真的无人知晓了。

　　是什么原因使他选择人生路上这一步错棋呢？第一种是见财起意；这种情况应该是不可能的，如果是见财起意，6万元钱都在他的手上，他完全可以全部带走，没有 必要让警卫员送回去一半，自己只拐一半，有人说取3万留3万是保全自己的生命。一个师一个月的军费全部没有了的话，八路军能不四处追杀吗？所以留3万是保 全之策，这是周的聪明之处。

　　但凡要携款逃之，定是要冒风险的，他不会确信留下那3 万元，八路军就不去查找他的下落。第二种是贪生怕死；周昆在红军时期作战非常勇敢，特别是在强渡湘江中其21师遭受了极大的损失，他都挺过来了。抗日战争 时期的条件要比红军时期好的多，何况此时官至八路军的师参谋长，一般情况是不上最前线的，战死的可能已经很小了。他怎么会有贪生怕死的念头？

　　第三种是对革命失去信心；但仔细分析，也有许多疑点，因为他既没有投靠了国民党部队，又没有投靠日本方面。以往一些人多是去别的队伍是寻找靠山，而他却没有。

　　我分析周昆出走的原因是这样的。就在出事前不久，周昆曾到武汉参加全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在会议的间隙，他看到国民党友军的参谋长们饮酒作乐， 嫖妓宿娼，挥金如土，生活极其糜烂。当时，周昆的心里并不是也想去追求那种生活，他曾经为了革命出生**，一心想为共产主义的思想而奋斗，可在这样明显的 对比下，他感到心理上极不平衡，同在国民政府军队中为官，做人的差距怎就这么大呀？你们就能那样去挥霍，而作为八路军的参谋长，却每月只能领到3元钱的生 活津贴。共产党、八路军，整天叫着要抗日，要为广大民众过上好的生活。可是现在看来，我们所说的这些话有点自欺欺人。想想看，离自己的生活状况都无法改 变，难道还能改变广大民众的生活境况吗？我们一直在革命，难道革命说是只为自己吃苦吗？

　　散会后，他返回山西的抗日根据地，去洪洞县马牧村八路军总部汇报会议情况。在总部他直言不讳地把自己的想法提了出来。当时，朱、彭、左等首长，立即指出他 这种想法很危险，我们虽然改编为八路军，但我们还是红军的思想，红军的精神，我们之所以艰苦，是为了抗日，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了中国广大民众的 生活得以改善，如果要与国民党军队的干部去攀比，那我们就会失去民众对我们的支持和拥护。

　　可是，周昆认为那些话并不能改变他的观点，我们离自己的生活都不能改善，还一直谈要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使中国广大民众的生活得以改善，这是不现实 的。可是今天他已经把这样的思想暴露出来了，上级会不会以为他的思想蜕变了？想想以往党内的政治斗争，他感到前途渺茫了，也许为几句话，会将他半世的功劳 冲淡。与其......不如一走了之。

　　于是，他便在半路上，将刚刚领到的军费，取出3万元包好并写了几句话，将给警卫员，让他尽快交回师部，而自称自己还有事，等办完就会归队，就这样他带着3万元现钞，永远地离开了八路军，离开了革命队伍。

　　那么离开队伍之后，他究竟去了那里？史书已经无有任何记载。笔者分析：移民异地，隐姓埋名，忧郁而终。这就是他日后再无任何消息的原因所在。如果他投敌、做生意发了家、与资本家小姐出国、出国做慈善事业、文革受冲击等等，他都会再度扬名天下的

　　揭秘：毛泽东批示“永不启用”的开国元勋竟是他

　　今天的大多数读者，对戴季英这个名字已经相当陌生了。其实，在我党历史上，戴季英曾经是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一个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人，一个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一个名副其实的开国元勋。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此人在建国后被打入另册，从此淡出了政治生涯。

　　领导黄麻起义，开创鄂豫边

　　1907年2月，戴季英出生于湖北黄安县松树岗镇一个地主家庭。成年后先后就读于武汉启黄中学、武汉省立第一中学，较早地接触了马克思主义。1927年2月，戴季英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洪流。

　　1927年6月，年仅20岁的戴季英回到家乡发动农民运动，担任中共黄安县委书记一职。当年11月初中共鄂东特委决定举行黄麻起义，戴季英当选黄麻农民起 义总指挥部成员。11月13日晚10点钟，戴季英和吴光浩、李先念、吴焕先、王树声、陈再道等人带领黄(安)麻(城)两县的3万余起义农民揭竿而起，14 日凌晨突破黄安城池，歼灭了县警备队，缴枪100余支，活捉了县长贺守忠。

　　1928年春，黄麻起义农民军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7军，吴光浩任军长，戴季英任军党委委员，率部开始创建鄂豫边革命根据地的艰苦卓绝的斗争。1929年12月，戴季英当选为中共鄂豫边特委候补委员。

　　1932年4月，戴季英任红四方面军25军政委，率部在皖西参加了第四次反“围剿”作战。第四次反“围剿”失利后，主力被迫西征，戴季英所在的红25军留在鄂豫皖坚持斗争。此时，戴季英已成为坚持鄂豫皖根据地斗争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1933年3月4日傍晚，戴季英、吴焕先带领红25军秘密急行30公里，将进占河南省光山县郭家河村的敌一○五旅团团包围，全歼国民党军两个团。

　　1933年4月中旬，红25军在潘家河村再次与国民党军作战，击退“清剿”区指挥官卫立煌所部4个师的兵力，歼敌1个多团。

　　1933年5月13日，吴焕先和戴季英指挥红25军，在金寨四道河歼敌宋天才第七十五师数百人;26日攻占霍丘叶家集和立煌县顺街等据点;31日，红25军在立煌县大、小门坎山与敌第七十五师二二四旅遭遇，激战至28日，毙伤敌数百人.

　　1933年7月，蒋介石调集国民党重兵十余万人对鄂豫皖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红25军遭受重创，全军只剩3000余人。1934年11月，红25军主力被迫出发北上长征。

　　鄂豫陕战功显赫，长征牵敌20万

　　1934年12月10日，红25军进入陕西洛南县境，即在该县庾家河召开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会议，决定在鄂豫陕边区建立根据地，并将中共鄂豫皖省委改为中 共鄂豫陕省委。红25军抓紧有利时机，广泛发动群众，很快在鄂陕边区建立了第一块根据地，初步奠定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基础。期间，戴季英历任中共鄂豫陕 特委书记、中共鄂豫陕省委委员，全程参加了建立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1935年1月，国民党军以11个团的兵力对鄂豫陕边区发动第一次“围剿”。红25军在吴焕先、戴季英等率领下，以大回旋的行动南下郧西，北返洛南，东入卢氏，西转蓝田，扫除民团武装和反动政权。很快打开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局面。

　　1935年3月10日，吴焕先、戴季英指挥红25军在陕西洋县华阳镇石塔寺附近设伏，截击敌警备第2旅两个团，经激战击溃敌5个营，毙伤敌200余人，敌 旅长张飞生受伤，俘敌团长以下400余人。4月9日，又一举击溃敌警备第3旅，粉碎了敌人对鄂豫陕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

　　4月中旬，蒋介石调集30多个团的兵力，发动对鄂豫陕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吴焕先、戴季英决定采取“诱敌深入，先拖后打”的作战方针，率部每天行军百 余里，日夜与敌周旋。6月，红25军北上商洛，奔袭古镇荆紫关。7月，红二十五军又在山阳县袁家沟口伏击敌警备第1旅，毙敌300余人，俘敌旅长唐嗣桐以 下140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40挺、长短枪1600余支。敌人第二次“围剿”宣告失败。

　　此时，红25军从缴获敌人的报纸上得悉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已在川西会师，并可能北上。当时，蒋介石正在调集大军向川陕甘边地区集结，企图将 我主力红军围歼。红25军是向川西方向转移，还是继续坚持孤军北上？一天晚上，中共鄂豫陕省委在长安县沣峪口召开紧急会议。吴焕先、戴季英等决定：郑位三 等同志留下带领部分武装，继续坚持鄂豫陕根据地斗争;红25军主力立即西征甘肃，以牵制陕甘边界之敌，策应党中央和红一、红四方面军北上。

　　1935年7月16日，红25军主力离开鄂豫陕苏区，踏上了继续长征的道路。

　　8月初，红25军攻占甘肃两地县城，随后翻越麦积山，攻占胡宗南部的后方基地天水县城。国民党急调部队回援。这时，红25军又大胆向敌纵深挺进，从天水新 阳镇强渡渭河，攻克秦安县城，威逼静宁，切断了横贯陕甘两省的交通大动脉西兰公路。蒋介石从成都行营接连发出数道电令，调兵遣将，堵截、追击红25军。这 样，红25军吸引和调动国民党兵力达20万人，有力地策应了主力红军在川西的行动。

　　1935年8月21日，红25军军部机关直属队在泾川县王村遭敌三十五师突然袭击，战斗中，吴焕先不幸牺牲。之后，部队在戴季英、徐海东的带领下继续长征。9月15日，红25军到达陕北，与刘志丹领导的红26军胜利会师。

　　大别山中原突围建奇功

　　抗战暴发后，戴季英被中央派往大别山，担任新四军第四支队副司令员(司令员高敬亭)。1939年6月，高敬亭被叶挺错误处决后，戴季英升任司令员。其后的 2年中，戴季英带领第四支队与日寇作战大小数百次。戴季英敢闯险境，善打硬仗，临危不惧，英勇不屈，无数次重创日军。

　　解放战争中，戴季英历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委员、中原军区副政委、中原军区第一纵队政委。他与第一纵队司令员王树声，率部与兄弟部队一起，紧紧扼守中原战略要地，牵制住国民党相当多兵力，为我军在东北、华北和华东的战略展开赢得了宝贵时间。

　　1946年7月，蒋介石调集30万大军将我中原军区6万余人形成包围之势。震惊中外的中原突围战役开始。突围过程中，戴季英、李先念、郑位三、王树声等率 中原军区部队集战略转移、战略牵制重任于一身，以机动灵活、英勇果敢的行动“四面开花”，彻底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制造第二个“皖南事变”的企图，以较小 的伤亡予敌以重大杀伤，赢得了解放战争首战的重大胜利。

中原突围胜利后，戴季英担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二副书记、中原人民政府财经委员会主任等职。

　　“肃反”狠辣，毛泽东下令“刀下留人”

　　在20余年艰苦的对敌作战中，戴季英表现表现得英勇无畏，沉着冷静，指挥若定、百折不挠，颇具大将风范，为我党的解放事业立下不朽功勋。但同时，戴季英又 是一个“肃反”运动的急先锋，在鄂豫皖和陕北根据地大搞“肃反”，错杀了数以千计的红军指战员，给我党的革命事业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

　　张国焘主政鄂豫皖根据地时，在红四方面军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肃反运动。受其影响，身为红25军政委的戴季英成了肃反的积极执行者和决策人。1933年5月， 红25军围攻七里坪，以弱对强，粮弹奇缺，战斗十分艰苦，牺牲了不少战士。而在我指战员艰苦作战的同时，戴季英却在红25军搞起了肃反。戴季英在省委会议 上说：“现在部队里到处都是改组派、AB团、第三党，内部反革命猖狂，我们要一面围城，一面肃反。”

　　这就是着名的“七里坪火线肃反。”

　　戴季英命令根据地保卫局将红74师主力220团的政委、参谋长等49名党团干部当反革命捆绑关押起来，并对这些人严刑拷打。在没有口供的情况下，戴季英说 这些同志“真正的反革命是没有说实话的。不吐口供，更证明他是死心塌地的反革命。”最后，这49名红军官兵全部被处决。

　　在戴季英的“革命”热情下，“肃反”运动瘟疫似地蔓延开来。

　　红25军副军长兼73师师长廖荣坤被处决，73师政治部主任程启波被活埋，黄麻起义的领导人戴克敏、戴继伦、曹学楷也相继被枪毙。指战员中凡是对“七里坪之围”流露出某些怀疑和不满情绪，都被扣上“右倾思想”的帽子，轻者罚以苦工，重则逮捕处决。

　　这样的肃反扩大化最终搞得红25军军心涣散，七里坪一役下来，红25军损兵折将，部队从当初的13000人减员至6000人，实力大损，被迫撤围。

　　1935年9月，红25军在陕北与刘志丹领导的红26军会师后，又将肃反的政策与手段带到了陕北根据地。戴季英鼓动中共陕甘晋省委书记朱理治等人在陕北根据地又成立了保卫局，戴自任局长。

　　在戴季英眼中，陕北根据地所有的党、军队和地方干部都成了反革命。10月1日，戴季英指示保卫局秘密逮捕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张文华。同时，大批陕甘边特委、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的领导干部先后被诱捕。

　　10月6日，陕北根据地创始人刘志丹、高岗先后被捕。接着，红26军及中共陕甘边特委、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的主要领导人习仲勋、张秀山、杨森、黄罗斌、刘景范、马文瑞等60余人几乎悉数遭到清洗。

　　被捕人员一律遭到政治上的污蔑和肉体上的酷刑，刘志丹等也不例外。审讯期间，戴季英屡次亲自动手用皮鞭狠抽刘志丹、高岗，刘志丹的妻子同桂荣和年仅5岁的儿子刘力贞也被株连入狱。

　　“肃反”几乎断送西北苏区。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了陕甘根据地。当了解到根据地的严峻形势后，毛泽东立即下令“刀下留人”，并派人接管了戴季英的政治保卫局，才总算救出刘志丹等人。

　　抗战暴发后的1937年11月，中央派戴季英到大别山新四军第四支队做副司令员。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原来在鄂豫皖根据地时就是戴季英的部下，对戴季英在鄂 豫皖大搞“肃反”的作风深恶痛绝。他告诫部下，不要听戴季英的，凡事多和自己商量。因此，戴季英和高敬亭较上了劲。他多次向中央和新四军总部打小报告，捏 造事实，对高敬亭诬告陷害，挑拨离间高与新四军军长叶挺等人的关系。

　　1939年5月，四支队主力第七团团长杨克志、副团长曹玉福侵吞金银叛逃，公开带人带枪投靠了桂系军队。这只是一次意外事件。但因为杨克志和曹玉福是高敬 亭一手提拨起来的，戴季英就向新四军军长叶挺打报告说，杨、曹叛逃是高敬亭指使的。在戴季英的煽动下，高敬亭被叶挺抓了起来。戴季英亲自对高进行了吊打， 罗织罪名。最终，高敬亭这位战功赫赫的共产党高级将领被错误处决。

　　要官丢了前途

　　新中国成立后，戴季英担任河南省委常委，开封市委书记。但戴季英对组织上给自己安排的职务丝毫不满意。他认为，自己20年代就是共产党的省级干部了，又参 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又在河南奋斗了多年，解放战争时期就是河南区的省委书记了，现如今的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应该是属于自己的。认为当时河南省 委省政府的主要领导张玺、吴芝圃、刘杰、刘建勋等人，无论在资历、威望、党龄、贡献等各方面都与自己相去甚远。

　　于是，戴季英不听省委的招呼，多次公开发表于省委意见相左的言论，在干部会议上说省委领导是左派。倚老卖老，自我标榜。1951年底，戴季英还给中央和毛主席写信，对河南省委领导进行了攻击，要求让自己做中央委员，河南省委书记。

　　毛泽东主席看了戴季英的要官信后，大为震怒，怒不可遏的大骂“戴季英已经不可救药了。”毛泽东当即给中央办公厅批示：“共产党不需要戴季英这样的高级干部。这样的人，应该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永不启用。”

　　1952年2月12日，戴季英被开除党籍，回家反省。不久即被判入狱15年。从此，戴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永远地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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