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育英的子女妻子现况

林彪的堂兄，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家，是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1922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赴莫斯科留学,1925年5月回国参与中共上海地委工作。在争取张国焘率左路军北上的过程中，张浩利用自己共产国际代表的特殊身份，为党和红军立下了大功。对张浩争取张国焘北上所起的重要作用，除有党史记载和有关老同志的记述外，张国焘在自己的回忆录《我的回忆》中也说，他对张浩“极为看重”。抗战爆发后，张浩担任了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政治委员。1942年3月6日，张浩在延安中央医院逝世，享年45岁。在公祭仪式上，中央领导号召大家学习林育英对党忠诚、英勇不屈、吃苦耐劳、密切联系群众、作风正派的好品德、好精神。仪式结束，万余人参加出殡。毛泽东、朱德、任弼时、杨尚昆、徐特立等中央领导人亲自将棺材抬到桃花岭上安葬。这是毛泽东一生中惟一一次执绋抬棺。

林育英的子女妻子现况：

林育南有两次婚姻。第一个夫人，叫汪秀芝，有姐弟两个：姐姐林光秀，弟弟林光华；第二个夫人李莲贞，有一子林光麟。林光秀，林光麟一直在武汉市生活，于解放后去世。只有十几岁离家，象父亲林育南那样参加革命的林光华，却象消失了一样，成为一个时有时无，几近消失的烈士后代。

由于林育南常年在外忙于革命工作，很早牺牲，家中的子女就难被照管好。四十年代初，祖父林协甫年老体弱，汉口的“林协兴色布行”倒闭，即带汪秀芝和林光华后回到了黄冈林家大湾，过着艰苦的生活，不久去世。家中只有烈士夫人和儿子过起了艰苦的生活，解放后，汪秀芝一直享受政府的最高抚恤待遇，而林光华就在外参加革命工作。

以下是林光华的自述：

我生于1927年10月。当年正是国民党上海“四*一二”，武汉清党，大肆屠杀共产党和革命志士的时候；同时，共产党“八*七”会议，全国各地的暴动起义，父亲林育南几乎没有回家。我出生后，开始几年在黄冈农村生活。因为有祖父从武汉带回的钱物，生活还是有保障的。后来就在武汉汉口的汉正街德厚里10号祖父家生活。1941年，祖父年老患病，武汉不能呆了，就随其回到农村。不久，祖父就去世了。

1947年，我20岁。这年9月的时候，见到中原局城工部的杜志立（林氏族人，1937年到延安参加革命）和林明芝（林伯渠侄女），他们看到无人照顾又生活困难的烈士后代后，两位地下工作者把我交到黄冈县人民政府（贾庙）孙侠夫县长。当孙县长知道我是林育南烈士的儿子、林育英（又名张浩）的叔伯侄子后，直接把我安排到黄冈县人民政府工商局局长石秋枫同志（1980年北京中国农业银行总行）下面工作。就这样工作到1948年8月，当白崇禧军队大举进攻大别山游击区后，县人民政府和各部门向山区转移，并指示本地工作人员暂时动员疏散，隐蔽起来，转入地下。

随着国民党军事大扫荡次数的增加，到处是一片白色恐怖和血腥镇压，8月的某一天，杜志立同志突然找到我，他说：“林明芝被敌人抓去了，林光秀被逮捕了，你祖母家（汉口布行）被抄了，我在黄岗呆不下去了，要去九江去，你在湖北呆不下去，就到九江找我。”我想：本地党组织找不到了，不如到邯郸去找中原局。杜志立同志同意了我的想法。

1948年9月，我从汉口坐火车到河南信阳（火车不通了），步行了一天到漯河附近，在那里找到了中原局城工部。

半个月后，我随一批同志到了石家庄。中央驻石家庄接待站负责人申伯纯首长接见了我，几天以后，我又随其他人一道，坐小汽车到河北省平山县党中央组织部所在地（其他人去了中央），中央组织部接到申伯纯同志的信后，安排我在组织部招待所休息，在此期间，经人介绍我见到了父亲林育南烈士的战友吴德峰（解放初期武汉市第一任市长），吴见到我意外地说：“林育南有这么大的孩子啊！”并说：“中央托龚木贤（已去世）找林育南的后代”。还见到了林育英（张浩）的夫人，既我的八伯母涂松芝，通过她的介绍，见到了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

1948年10月，组织部的干部征求我的意见，叫我不要去东北，就留在石家庄学习，我要去东北心切，又要伯母在安子文部长处说情，最后，让我等待去东北的干部队伍。我们小队一共8人。队长刘英杰及夫人、三位高干夫人、一位大夫、陈喻（女）、加上我一个。在我离开中央组织部前，涂松芝伯母对我说：“你到东北去学习，不要打你父亲林育南、伯父林育英（张浩）的牌子，完全应该靠自己……”。并送我一条土洋毛围巾御寒，嘱咐我要自己照顾自己……。 1948年11月，由河北省平山县出发，经山东德州、张村、周店、沿胶东半岛等地到了大连。三位夫人及大夫到卫生局办理住院手续费，我们4人乘火车到东北局组织部，接受工作安排。刘英杰夫妇到全国总工会；陈喻和我到哈尔滨市工作和学习。在我离开沈阳前往哈尔滨去之前，刘英杰领我见到了父亲的战友李立三前辈，当他得知我是林育南的儿子，张浩的侄子后，关心地询问我的近况，当听说组织部门送我到哈尔滨去学习时说：那很好啊！到哈尔滨上学得好好学习。然后写了他在哈尔滨市南岗区的住址，叫我到他家去玩。

我和陈喻到哈尔滨组织部后，陈喻分在市南岗区工作，我被安排在市委附近的一所中学参加“工人文化学习班”学习。1949年3、4月间，随着三大战役的结束，革命形势飞速发展，中央决定干部南下，学习班的一百多人也随哈尔滨市委书记张平化一同南下。这时，市委组织部找到我说：“工人文化学习班要撤销了，他们随队南下，你是工作还是学习”。我说：“工人文化学习班撤销了，到中学学习不成，我想到‘东北工人政治大学’去，学习革命知识，好接我父亲的班（父亲林育南是从事工人运动的）”。等了几天，我拿着哈尔滨市委组织部的介绍信，随南下干部一道。坐火车到了沈阳，赶到东北局组织部报到。

1949年5月，东北局组织部将我送到“东北工人政治大学”学习，当时该校是第二期，名誉校长李富春，校长张维桢，在半年的学习期间，我加入了“新民主广义青年团”，介绍人是?龙舟，另一位记不清了。还有较熟悉的同学王衍行、胡万才等。1949年11月，学习结束，本着哪来哪去的原则，有单位的都回本单位，其他和我一样由组织部门派来学习的同志，由学校统一安排。我与胡万才分配到辽宁省抚顺市总工会组织部，他们又将我们分配到抚顺市龙凤煤矿工作。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成千上万的“最可爱的人”一样，“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我随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部兵站12大站13分站赴朝鲜参加战斗；时间是漫长的，也是短暂的。虽然是在后勤部队，但美国人的飞机仍然轰炸不断。一次，美国的飞机又来了，大家都在隐蔽，班长正指挥别人的时候，一发炸弹爆炸，班长就被炸飞了。所以，我一直觉得：我们能活着，幸存下来，都是幸福的！

三年战争结束了。我回到了祖国，在抚顺市总工会工作。几年时间很快过去。当时觉得自己文化水平低，要求继续学习，这样，在1959年，到抚顺工学院学习三年。因为以前一直是搞后勤工作，所以学习结束后，就到了市运输公司后勤处。当时东北生活很艰苦，生活不习惯，吃的是粗粮；天冷的受不了，没有暖气，就想回湖北老家。

1962年，国家开始“三线”建设，东北的工厂都在向内地搬迁，建设各种军工厂。这样，我就到了湖北襄樊的9604军工厂。先是负责工厂招工，那时不象现在，大家没有什么私心杂念。我在黄冈招了200多工人，没有自己家的一个亲戚。后来很多人都怪我，说没有为家族里做好事！现在想想，也是有点没有考虑这些，要知道，当时的城市户口是多少人梦寐以求，想要而得不到！“商品粮户口”意味着是国家的人，国家全部包办个人的一切！ 在襄樊9604厂，只有党委书记一个人知道我的情况。因为他和我姐夫（姐姐林光秀，姐夫魏清成）是当年部队的战友。我也牢记涂松芝伯母的话，老老实实做人，实实在在做事。工厂经过长达数年的建设，于1968年正式建成投产。当我正准备努力工作，作出一番成绩的时候，林彪事件发生了。这样，我就在单位物资部门工作，一直到离休。

其间，为了向单位人们证明我的家庭，1980年7月，经要求，襄樊市民政局安排我们全家一起到上海龙华烈士陵园，给父亲林育南扫墓。终于了却一桩几十年的宿愿！ 现在每每想起父亲及当年的革命前辈，为了今天的幸福生活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对比我们平静幸福的生活，我满足了！

如今林光华已经81岁高龄；老伴黄凤章，79岁，身体健康，家中有两男两女四个子女：大女儿林英，二女儿林娟，三儿子林旭东，四儿子林鸿翔。对于自己的父亲，他说：我父亲林育南早年参加革命，在上海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期间，反对王明上台，却因内奸的出卖，被国民党反动派抓捕。他在监狱中经受了敌人的严刑烤打，宁死不屈，于1931年2月7日被反动派杀害于上海龙华，终年32岁，可以说他把一生都献给了解放全中国的伟大的革命事业当中，也是我们全家人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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